懲處網暴，為何總是“危害巨大”卻“輕輕放下”？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徐文海】

2026年4月8日，廣東省二沙體育訓練中心就全紅嬋遭受網絡暴力一案向公安機關報案，國家體育總局游泳運動管理中心同步發聲，誓言“不管涉及任何人，一經查實嚴肅處理，絕不姑息”。這起案件將網絡暴力治理問題再次推向公眾視野的焦點。4月10日，廣州市公安局也發布了警情通報，已將建群的徐某依法行政拘留。

全紅嬋遭受的網絡暴力呈現出典型的“聚量性”特征。一個名為“水花征服者聯盟”的282人微信群，其群公告赫然寫著：“禁止攻擊其他運動員（全紅嬋除外）”。群內充斥著“全母豬”“全紅嬋”“醛薨蟾”等近20個惡毒稱呼。這種群體性、組織性的網絡暴力行為，正是很多研究所指向的“網絡聚量性侮辱誹謗”——通過網絡空間的聚眾效應，使侮辱誹謗行為異化為群體化、規模化的“微小型”侵權行為，最終累積成巨大的危害后果。

被媒體曝光的群聊公告中，明確引導面向全紅嬋的人身攻擊

網絡暴力對全紅嬋造成的傷害是多維度的。在生理層面，她因遭受“變胖就是不自律”等惡意攻擊，一度一天只吃一頓飯，每天攝入僅1200千卡，曾餓到低血糖暈厥。在心理層面，她不敢上體重秤、不敢穿裙子，照鏡子就覺得自己“特別胖、特別壯”，夜里常常做“從跳臺上墜落”的噩夢，不止一次萌生過退役的念頭。這種對精神的強制以及身心的持續傷害，正是網絡暴力較之一過性的單次侮辱誹謗的特點所在。

全紅嬋案并非孤例。從我之前就分析過的安醫生自殺案、尋親男孩劉某自殺案再到粉色頭發女孩自殺案，一個個持續性的悲劇的產生真的要求我們——無論是民眾還是官方——都應該迅速、用心地去重視網絡暴力，而不能等到一個又一個的悲劇發生之后才去做一些形式主義的反思和緬懷。

提到對網絡暴力的治理，首先會想到的自然是現行法律體系的規制，我國現行法律體系對網絡暴力的規制按照程度輕重分布于民法、行政法和刑法三個層面，形成了“三法分治”的復雜系統。

《民法典》主要通過第1024條的名譽權和第1032條的隱私權來規制實際的侵害人，同時又在第1195條至第1197條確立了網絡服務提供者的“通知－刪除”規則，規定平臺未及時采取必要措施的，對損害的擴大部分與該網絡用戶承擔連帶責任。此外，第997條創新性地規定了人格權侵害禁令制度。在很多起網絡暴力案件中已經看到了這一制度活動的身影。

更進一步在行政處罰的框架內，《治安管理處罰法》第42條規定，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的，處5日以下拘留或者500元以下罰款；情節較重的，處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處500元以下罰款。湯某某、何某網上“罵戰”被行政處罰案，就是適用該條款的典型案例——二人因相互謾罵并捏造不實信息，被處以行政拘留五日。

此后，《網絡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2019年）第21條明確要求不得利用網絡實施侮辱、誹謗、威脅、散布謠言以及侵犯他人隱私等違法行為，第40條強調“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而這里所稱的刑事責任則是《刑法》第246條的侮辱誹謗罪，亦或是第253條之一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當然最為貼近的肯定還是侮辱誹謗罪，但此罪即便達到“情節嚴重”，也無非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罷了。而倘若無限制地滑向尋釁滋事罪，一來容易被“口袋罪”的外衣污名化，二來即便如此，也無非將量刑上限從三年擴大到五年罷了。

“粉色頭發女孩網暴案”中，由于只能“自訴”，個人取證困難，被害人沒能挺過巨大精神攻擊，自殺身亡

作為對前述實定法的回應，我們仔細回顧現有的司法以及行政處罰的案例，無不發現，導致被害人死亡的，也不過三年以下（前述三個案件）；將被害人裸照和裸聊視頻隨意發布的，甚至不過一年二個月（呂某某侮辱案）；長期誹謗被法院因“傳播范圍廣、持續時間長、社會影響惡劣”定性為“嚴重危害社會秩序”的，也不過一年罷了。

當然，正是意識到無論是取證還是具體定罪量刑都有難度，兩高一部一直都在不斷進行綜合治理，不斷出臺指導意見（法發〔2023〕14號），然而強化被害人權利救濟，落實協助取證的法律規定；細化網絡侮辱、誹謗犯罪的公訴標準，有效激活公訴功能云云，這樣的表達，僅從一般民眾的感受而言，總覺得還是缺了點實質性的干貨。

所以提到網絡暴力治理的難點，力度從強到弱，總結起來，也無非以下幾點了：

第一，要么沒有恰當的罪名來匹配全部的網絡暴力，要么現行可用的罪名懲治力度極低。如前所述，正是由于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以及侮辱誹謗罪本身范圍的局限性，才使得尋釁滋事罪一直存在著兜底的可能性，其實這種狀態是非常不合適的。

例如在全紅嬋案件中的很多發言，有時候從單一表達來看，更多的只是一種批評、揶揄、嘲諷，直接上升到“暴力”，確實稍顯牽強，比如“不自律”“肥婆”等等，倘若放在線下面對面，即便就是罵上幾聲“肥豬”“不如去死”可能公安機關連出警都覺得浪費警力。但在網絡環境下，這種轟炸式的、晝夜不停的、大面積大范圍網民的“眾口鑠金”絕對能夠“水滴石穿、積毀銷骨”。

在采訪中，全紅嬋表示由于長期針對她與她周圍親密關系的網絡暴力，她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懷疑與痛苦，孤立無援

如果僅僅通過語言表達的“質”而不同時動態化輔佐以“量”，肯定是不夠的。當然，我們已經可喜地看到行政處罰中對次數納入了考量要件。但如何做好量對質的補強，以及是否敢在刑事案件中也能更加大膽、果決地適用這些考量因素，其實目前還是有所保守的。

除了罪名的射程不足之外，更大的問題還在于罪名的刑罰強度也不夠。前面已經介紹了，就是“頂頂頂格”也就是五年，而且從現在的判例來看，把被害人逼死的案件都很少有判到三年的。做個類比，殺一個人判幾年，為什么逼死一個人就不能提高一點呢？當然，很多刑罰挽救論的支持者又會說了，這里沒有，或者說因果關系很弱啊！你怎么能夠說被害人的自殺是侮辱誹謗導致的呢？侮辱誹謗的侵害客體應該是人格尊嚴這樣的精神利益而不是生命肉體這些客觀性權利。

從我的角度出發，還持有這樣觀點的學者或者學生簡直還生活在100年前，被一套不能說迂腐但至少陳舊的刑罰或者犯罪觀占據住了法律思想，不愿聽聽，更別說愿意接受常識變化的價值思想了。

在證據保存以及三性尤其是真實性無法確保的年代里，本著“排除合理懷疑”的證明標準要求，自然不能給因果關系的證明力進行不恰當的賦予。但在當今證據保存、關聯性以及真實性確保更加完善的今天，通過聊天記錄、當事人的視頻表述、因誹謗而出現的被害人階段性精神及肉體（自殘）的變化等等，都能從更多維度、多層次全面認定因果關系。做一個民事證據領域的類比，隨著以后隨申辦這樣的統一電子平臺的業務范圍擴大，以后合同簽字將在線化并輔助視聽證據留存，以前總擔心的偽造簽名、蘿卜章都會漸漸減少。刑事領域其實也是一樣的，尤其在網絡暴力上，對于網絡暴力源頭的識別，整個網絡暴力全過程的發展，網絡暴力與被害人受害程度的關系和程度變化其實都是越來越清晰明確的。這跟傳統需要刑事偵查人員用自己的雙腿不斷去跑、去尋找證據的傳統“刑偵劇”越來越不一樣，所以，不要再用什么“因果關系薄弱”來簡單地加重定罪難度了。

其次，還是翻來覆去的那句話，為什么到今天了，我們的刑罰觀仍然覺得精神損害就是不如肉體損害來得重。這不僅體現在侮辱誹謗上，在強奸、性騷擾等其他造成精神（非肉體）損害的案件中同樣如此。

從我淺薄的價值觀出發，這其實與國家對于勞動力的需求是有一定關系的。無論是曾經的肉體刑的暫緩（秋后問斬）還是后來慢慢發展來的對肉體刑的減輕，其實都跟盡可能不減少國家勞動力、不增加國家的財政負擔的觀點有一定聯系。雖然“肉體刑殘酷論”在年輕法學生中有著天然的吸引力，但其實這個理論也從來沒有解決過死刑與無期徒刑誰更殘酷的課題。

今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雙豐收、雙建設的當下，對精神性利益的強調難道不是應然之理嗎？不說要把精神利益超越肉體利益，至少拉到相當的法律保護和評價高度，這至少應該是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當然要義吧。

綜上，倘若能夠一增設新罪名、二提高刑罰的標準，那么曾經只能刑事自訴的一些涉網絡暴力的案件都能走到公訴的地步，對于網絡暴力的整肅肯定能夠起到更好的作用。

第二、一定一定要把行政治理的對象前提，要將平臺方納入責任承擔的對象中來。

經常上網的朋友都知道，凡是他真的想禁或者可以限制流量的，其實分分鐘都能做到。為什么網絡暴力的情況總是出現無序的擴大化呢？其實從很多平臺刻意放縱一些性別對立、動物保護、吸煙禁言等話題的彌散也能看出，他們可能反而是網絡暴力的獲益者。我們有時候總說“跪著把錢賺了”不寒磣，漸漸地“不要臉”把錢賺了，甚至是“違著法”把錢賺了也不寒磣了。就像這次全紅嬋被網暴案一樣，一個這樣的群，發了這么多這樣的文字，隨便換一個別的關鍵詞，這個群早就被封禁了。也不敢再多說什么了，不知道我這力度會不會被認為構成對平臺的誹謗了。

再回到本案，冷靜地來看，倘若對象不是全紅嬋而是一個普通人，倘若她沒有去接受采訪，事情會不會同樣獲得現在的對待呢？一個封閉的、純粹為了在群里罵人而沒有被截屏泄露出去的“吐槽群”“巫蠱群”，會不會也能構成侮辱誹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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