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生命中命定的孤獨時刻

那些生命中命定的孤獨時刻

作者丨 瑪格麗特·杜拉斯

生命中會出現一個時刻，我想是命定的時刻，誰也逃不過它，此時一切都受到懷疑：婚姻、朋友，特別是夫妻兩人的朋友。孩子除外。孩子永遠也不受懷疑。這種懷疑在我周圍增長。這種懷疑，孤零零的，它是孤獨所擁有的懷疑。它出自孤獨。已經可以使用這個詞了。

我想許多人會承受不了我說的這些話，他們會逃跑。也許正因為如此并非人人都是作家。是的。這就是差別。這就是實話。

——瑪格麗特·杜拉斯

我在房屋里才獨自一人。不是在屋外而是在屋內。花園里有鳥，有貓。有一次還有一只松鼠，一只白鼬。我在花園里并不孤單。但在房屋里卻如此孤單，有時不知所措。現在我才知道在那里待了十年。獨自一人。為了寫書，書使我和其他人知道我當時就是作家，和今天一樣。這是怎樣發生的？該怎么說呢？我能說的只是諾弗勒堡的那種孤獨是被我創造的。為了我。只有在那座房屋里我才獨自一人。為了寫作。但不像此前那樣寫作。為了寫一些我尚未知的書，它們永遠不由我或任何人決定。我在那里寫了《勞兒之劫》和《副領事》。后來還有別的書。我明白我獨自一人與寫作相伴，獨自一人，遠離一切。大概長達十年，我不知道，我很少計算寫作的時間或任何時間。我計算等待羅貝爾·昂泰爾姆和他妹妹瑪麗-路易絲的時間。后來我再未計算過任何東西。

《勞兒之劫》和《副領事》是在上面我的臥室里寫成的，房間里的藍色衣櫥可惜現在被年輕的泥瓦工毀了。那時我間或也在這里，在客廳的這張桌子上寫作。

我保持著頭幾本書的那種孤獨。我隨身帶著它。我的寫作，我始終帶著它，不論我去哪里。去巴黎，去特魯維爾。或者去紐約。在特魯維爾我決定勞拉·瓦萊里·施泰因將發瘋。揚·安德烈亞·斯泰奈的名字也是在特魯維爾出現在我眼前的，難以忘卻。這是在一年以前。

寫作的孤獨是這樣一種孤獨，缺了它寫作就無法進行，或者它散成碎屑，蒼白無力地去尋找還有什么可寫。它失血，連作者也認不出它來。首先，永遠別將作品向秘書口述，不論她多么靈巧，在這個階段也永遠別將它交給出版商審讀。

寫書人永遠應該與周圍的人分離。這是孤獨。作者的孤獨，作品的孤獨。開始動筆時，你會納悶周圍的寂靜是怎么回事。你在房屋里走的每一步幾乎都是這樣，不論在白天什么鐘點，不論光線強弱，是室外射進的光線還是室內的白天燈光。身體的這種實在的孤獨成為作品不可侵犯的孤獨。我不曾對任何人談到這點。在我孤獨的這個最初時期，我已經發現我必須寫作。我已經被雷蒙·格諾認可。雷蒙·格諾的惟一評價是這句話：“別做其他事，寫作吧。”

寫作是充滿我生活的惟一的事，它使我的生活無比喜悅。我寫作。寫作從未離開我。

我的臥室不是一張床，不論是在這里，在巴黎，還是在特魯維爾。它是一扇窗子，一張桌子，習慣用的黑墨水，品牌難尋的黑墨水，還有一把椅子。以及某些習慣。無論我去哪里，我在哪里，習慣不變，甚至在我不寫作的地方，例如飯店客房，我的手提箱里一直放著威士忌以應付失眠或突然的絕望。在那個時期，我有情人。沒有任何情人對我是少有的事。他們努力適應諾弗勒的孤獨。它的魅力有時使他們也寫書。我很少將我的書給情人看。女人不應將寫的書給情人看。我當時寫完一章就向他們藏起來。我真是這么做的，我不知道當你是女人而且有丈夫或情人時，有什么別的做法或者在別處會怎么做。在這種情況下，你也應該向情人隱瞞對丈夫的愛。我對丈夫的愛從未被取代。在我生命的每一天我知道這個。

這座房子是孤獨之所，但它前面有一條街，一個廣場，一個很老的水塘和村里的學校。池塘結冰時，孩子們來溜冰，于是我無法工作。這些孩子，我隨他們去。我監視他們。凡是有孩子的女人都監視這些孩子，他們像所有的兒童一樣不聽話，玩得發瘋。而每次她們多么害怕，害怕至極。多深的愛。

你找不到孤獨，你創造它。孤獨是自生自長的。我創造了它。因為我決定應該在那里獨自一人，獨自一人來寫書。事情就是這樣。我獨自待在這座房子里。我將自己關閉起來——當然我也害怕。后來我愛上了這房子。它成了寫作之家。我的書出自這座房子。也出自這種光線，出自花園。出自水塘的這種反光。我用了二十年才寫出剛才說的這些。

你可以從房屋的這一頭走到那一頭。是的。你也可以來回走。此外還有花園。那里有千年古樹和仍然幼小的樹。有一些落葉松、蘋果樹，一株胡桃樹、一些李子樹、一株櫻桃樹。那株杏樹已經枯死。在我的臥室前有《大西洋人》中的那株出奇的玫瑰。一棵柳樹。還有郁李樹，鳶尾。在音樂室的一扇窗下有株茶花，是迪奧尼斯·馬斯科洛為我栽下的。

我首先為房子配備了家具，然后雇人粉刷。然后，也許在兩年以后，我開始在這里生活。我在這里完成《勞兒·瓦·施泰因》，在這里和在特魯維爾海邊寫出了結尾。獨自一人，不，我不是獨自一人，當時有一個男人在我身邊。但我們彼此不說話。我在寫作，所以必須避免談論書籍。男人們忍受不了寫書的女人。對男人來說這很殘酷。這對大家都很困難。除了羅貝爾·A。

然而在特魯維爾有海灘，大海，無邊無際的天空，無邊無際的沙地。這里就是孤獨。在特魯維爾我極目注視大海。特魯維爾是我整個生命的孤獨。我仍然擁有這種孤獨，它在這里，在我周圍，不會被攻破。有時我關上門，切斷電話，切斷我的聲音，再無所求。

我可以說想說的話，我永遠也不會知道為什么寫作又怎能不寫作。

有時當我獨自在這里，在諾弗勒，我認出一些物品，例如暖氣片。我記得暖氣片上曾經有一大塊罩板，我曾常常坐在上面看汽車駛過。

當我獨自在這里時，我不彈琴。我彈得不壞，但很少彈，我認為我獨自在房子里，身邊無人時不能彈琴。那是很難忍受的。因為那突然具有了一種意義，而在某些個人情況下只有寫作才具有意義，既然我從事寫作，我在實踐。而鋼琴卻是仍然無法企及的遙遠物體，對我而言永遠是這樣。我想如果我作為專業人員彈鋼琴，我就不會寫書。但我不敢肯定。也許這話不對。我想我無論如何會寫書，即使同時彈琴。不堪卒讀的書，但十分完整。它遠離語言，就像未知的無對象的愛。就像基督或J.B．巴赫之愛——兩者的等值令人目眩。

孤獨也意味著：或是死亡，或是書籍。但它首先意味著酒精。意味著威士忌。至今為止，我從來不曾，的確是從來不曾，除非是很遙遠的過去……從來不曾寫書時有頭無尾。我寫書時，書已經成了我的生存目的，不論是什么樣的書。在哪里都是這樣。春夏秋冬都是這樣。這種熱情，我是在這里，在伊夫林省的這座房子里體驗到的。我終于有所房子可以躲起來寫書。我想生活在這所房子里。在那里干什么呢？事情就這樣開始的，像是一個玩笑。我心里想，也許我能寫書。我已經開始寫后來又放棄了，連書名也忘了。《副領事》不是。我從未放棄它，現在還常常想到它。我不再想《勞兒·瓦·施泰因》。誰都無法認識她，L.V.S.，你我都不。拉康對此說的話，我始終沒有完全明白。拉康使我不知所措。他的這句話：“她肯定不知道她在寫她寫的東西。因為她會迷失方向。而這將是災難。”這句話成了我的某種原則身份，某種女人所完全無緣的“說話權”。

身在洞里，在洞底，處于幾乎絕對的孤獨中而發現只有寫作能救你。沒有書的任何主題，沒有書的任何思路，這就是一而再地面對書。無邊的空白。可能的書。面對空無。面對的仿佛是一種生動而赤裸的寫作，仿佛是有待克服的可怕又可怕的事。我相信寫作中的人沒有對書的思路，他兩手空空，頭腦空空，而對于寫書這種冒險，他只知道枯燥而赤裸的文字，它沒有前途，沒有回響，十分遙遠，只有它的基本的黃金規則：拼寫，含義。

《副領事》這本書里處處都是無聲的呼喊。我不喜歡這種表達法，但當我重讀時我又發現了這個或類似的東西。的確，副領事每天都在呼喊……但從我不知道的某個地方。他喊叫，正如人們每天祈禱一樣。的確，他大聲喊叫，在拉合爾的夜晚，他朝夏利瑪的花園開槍，他要殺人。殺人，不管殺誰。他為殺人而殺人。既然不論是誰，那就是解體中的整個印度。當他在荒寂的加爾各答黑夜里獨自一人時，他在官邸里喊叫。他發狂，聰明得發狂，這位副領事。他每夜都槍殺拉合爾。

我從未在別處與他重逢，只在扮演他的演員、天才的米歇爾·隆達爾身上——甚至在他的其他角色身上——見到副領事。對我來說，我這位朋友仍然是法國駐拉合爾的副領事。他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

副領事是我信賴的人。副領事的喊聲，“惟一的政治”，也是在這里，在諾弗勒堡錄下的。他呼喊她，她，是的，在這里。她，A.-M.S.，安娜-瑪麗亞·加爾迪。演她的是德爾菲·塞里。影片里所有的人都在哭。這是不知哭泣有何含義的、自由的哭泣，必然的、真正的哭泣，苦難人群的哭泣。

生命中會出現一個時刻，我想是命定的時刻，誰也逃不過它，此時一切都受到懷疑：婚姻、朋友，特別是夫妻兩人的朋友。孩子除外。孩子永遠也不受懷疑。這種懷疑在我周圍增長。這種懷疑，孤零零的，它是孤獨所擁有的懷疑。它出自孤獨。已經可以使用這個詞了。我想許多人會承受不了我說的這些話，他們會逃跑。也許正因為如此并非人人都是作家。是的。這就是差別。這就是實話。如此而已。懷疑就是寫作。因此也是作家。所有的人與作家一同寫。這一點人們早已知道。

我也相信如果沒有寫作動作之前的原始懷疑，就沒有孤獨。從來沒有人用兩個聲音寫作。可以用兩個聲部唱歌，也可以彈奏音樂，打網球，但是寫作，不行。永遠不行。我立刻寫了幾本所謂政治性的書。第一本是《阿巴恩，薩巴娜，大衛》，是我最珍愛的幾本書中的一本。我認為這是小事——寫書比過日常生活或難或易。不過困難是存在的。將一本書按照閱讀的方向引向讀者，這很難。如果我沒有寫作，我早已成了難以醫治的酒徒。這實際上是一種無法繼續寫作的迷失狀態……于是喝酒。既然迷失了，再沒有任何東西可寫，可丟失，于是你寫了起來。一旦書在那里，呼喊著要求結尾，你就寫下去。你必須與它具有同等地位。在一本書沒有完全結束以前——也就是說在它獨立地擺脫你這位作者之前——你不可能永遠丟棄它。這像罪行一樣難以忍受。我不相信有人說的話：“我撕掉了手稿，統統扔掉了。”我不相信。或者是寫的東西在別人眼中并不存在，或者這不是一本書。如果此刻不是書，我們總是知道的。如果將來永遠不是書，不，我們不知道。永遠不。

我躺下時蓋著臉。我害怕自己。我不知道怎么樣也不知道為什么。因此我在睡覺以前喝酒。為了忘記自己，忘記我。酒立刻進入血液，然后我睡著了。酒后的孤獨令人不安。心臟，對，就是心臟。它突然急劇地跳動。

我在屋子里寫作時，一切都在寫作。處處都是文字。我見到朋友時，有時不能立刻認出他們。有好幾年都是這樣，對我來說很艱難，是的，大概持續了十年。就連十分親密的朋友來看我時，也是很糟糕的。朋友們對我毫不知情：他們為我好，好意來看我，以為這是應該的。而最奇怪的是，我對此毫無想法。

這使寫作變得粗野。類似生命之前的粗野。你總能辨識它，森林的粗野，與時間一樣古老的粗野。懼怕一切的粗野，它有別于生命本身又與它不可分。你頑強奮斗。缺乏體力是無法寫作的。必須戰勝自己才能寫作，必須戰勝寫出的東西。這事很怪，是的。這不僅是寫作，文字是夜間動物的叫聲，是所有人的叫聲，是你與我的叫聲，是狗的叫聲。這是社會令人絕望的大規模粗俗。痛苦，這也是基督和摩西和法老和所有的猶太人，和所有的猶太兒童，這也是最強烈的幸福。我一直這樣認為。

瑪格麗特·杜拉斯｜著， 桂裕芳｜譯

文章選自《寫作》 上海譯文出版社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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