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寫作“入海口”，發現文學新大陸

“當長三角的江河匯流遇到大灣區的碧波萬頃，當吳越文化的柔婉細膩邂逅嶺南文學的開放務實，水不僅是地域的底色，也帶來文學的滋養。”眼下正在舉辦的2026長三角·大灣區文學周暨第十三屆寧波文學周現場，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孫甘露感慨，當把長三角和大灣區并置在中國文學圖景中時，一個鮮明意象躍然而出，那就是大海。

“向海而生”意味著視野上的“海派”，也是面對時代浪潮的勇氣、面向未來的姿態。

圍繞“文學：向海而生”主題，多地作家學者深入探討業界關注話題——如何將地域特色資源轉化為創作表達？不同鄉音交織中怎樣令寫作更具辨識度、找到創作“入海口”？

中國作協副主席、評論家吳義勤期望，以文學周為契機搭建起作家與讀者聯系互動的橋梁，共同推動當代中國文學百花齊放百舸爭流。

水和水必將相逢

文學源于土地，歸于人民。長三角和大灣區既是經濟活力的高地，也是文化創造力的富礦。 業內指出，兩者對話融合，不僅是地理空間的跨越，更是文學版圖的拓展。長江與珠江，江南與嶺南，水和水必將相逢。

浙江省作協主席艾偉認為，“向海而生”首先是一種寬廣、包容、有強大生命力的精神，是對文學創作、審美及感受能力的召喚。他期待新的可能性，期待“發現新的文學大陸”。

“對每個寫作者而言，都應有這樣一個‘入海口’。”安徽省文聯主席、作協主席陳先發表示，長三角中唯有安徽不靠海，但中國文學第一首以海為主題的詩歌就是安徽人曹操寫的。《觀滄海》里“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里”建構了迷人意象；詩句“面朝大海，春暖花開”，也是安徽“旱鴨子”海子寫的。“發源于安徽的新安江，在浙江注入大海，叫錢塘江。大海是動蕩的、共生的，如果我們對生命情感的探索永不止息，對他人命運的關注和憐憫永不止息，那么精神層面的‘大海’就永遠存在。”

“寫海洋時，作家很少用征服的概念，代之以敬畏共生、蒼茫浩瀚、富于變化的美學概念，為‘村莊小河’美學中所無，這番探討很有價值。”廣東省作協主席、中山大學教授謝有順形容，海洋寫作衍生了“島嶼文學”，而島嶼就像作家“精神飛地”；海洋帶來“流動的時間感”，潮汐、洋流、季風，讓人聯想到無常與宿命。廣東人梁啟超曾在《地理與文明之關系》中寫：“海也者，能發人進取之雄心者也……久于海上者，能使其精神日以勇猛，日以高尚。”這種“雄心”在嶺南文學中表現得非常明顯。

“海洋文學向我們打開了完全不同的局面。如果說陸地文學講求的是道義、道德至上，那么當我們面對海底無窮黑暗時，天之道、地之道、海之道，比原有的人類觀要開闊許多。”江蘇省作家協會主席畢飛宇由衷感嘆。

重塑“向海而生”新景觀

“這里有大江大河的厚重與雅致，也有中西世界互相間的想象與凝視，是孕育文學的沃土。”在香港作家聯會永遠名譽會長江揚看來，文學從來不是孤島，需要對話、流動，需要不同水域的交匯。

長三角與大灣區雖同屬“水”的文化，卻有著不同肌理。長三角文學氣質，更偏向于“江”與“湖”的沉淀，猶如工筆長卷，講究的是細節的考究與歷史的縱深。從良渚文明到海派文化，上海小說里藏著都市的摩登精細，江南散文里彌漫著水鄉氤氳綿長。而大灣區的文學，帶著咸腥海風與移民野性，充滿了“向海而生”冒險精神。從廣府文化的務實，到香港文學的國際視野，再到深圳文學的新移民敘事，文字中有種“闖海人”的躁動生命力。

“之所以要把這兩個地域放在一起審視，是因為它們共同代表了中國文學在當下的流動性。”她談到，如果說地理上的海洋是物理空間，數字化時代文學的“海”已經蔓延到了屏幕與數據之中。長三角與大灣區，同時也是中國互聯網與出版傳媒高地。除了紙質書上的鉛字，網絡文學、影視改編、劇本殺、短視頻、微短劇……文學形態正經歷前所未有的解構與重組。

近年來，文壇涌現出“新南方寫作”“新草原寫作”“東北文學”等現象，匯成地域寫作的景觀呈現。如何將故鄉經歷轉化為文學經驗，重塑“向海而生”新景觀？

澳門文化界聯合總會副會長穆欣欣從歷史文脈切入，提到文天祥筆下“伶仃洋里嘆伶仃”寫的正是澳門港外水域，而湯顯祖《牡丹亭》較早將長三角與大灣區聯系起來，“嶺南的柳夢梅、西蜀的杜麗娘，出生江西而在浙江遂昌做官的湯顯祖，有許多內容值得探討。湯顯祖、文天祥筆下的澳門，展現出具有開闊視野的文學面貌。”

在評論界看來，故鄉不僅僅是少時記憶里的原生態故鄉，也是作家以其獨特美學塑造的精神原鄉。這處文學坐標有時比真實的故鄉更為博大豐富。不少年輕作家正跳出刻板印象里對一座城市或一方水土的單一標簽，以個性化語調展開鮮活敘事。

“比起二手經驗的虛構與想象，青年作家不妨嘗試用活潑潑毛茸茸的細節，以更實感的方式投入寫作。”謝有順說。由此，把故鄉賦予的寶貴生活經驗變成一種文學經驗，找到自己的根以及根與根之間交錯纏繞的故事，建造紙上文學的山川河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