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娘烙大餅”式的探求與宋朝政治史真相

【編者按】2026年3月21日上午，杭州宋史沙龍“宋代政治史新探索”學術工作坊在浙大城市學院浙江歷史研究中心三省閣舉行。與會各位學者從浙江大學歷史學院吳錚強教授新作《忠臣之變：大宋989-1051》出發，圍繞宋代政治史研究、歷史研究中“確定性”與“可能性”的關系、學術研究與公共史學的關系以及史學通俗讀物寫作等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復旦大學魯西奇教授就本書的出版策劃與結構提出建議；清華大學方誠峰教授就書中的一些細節和推論與吳錚強教授展開商榷；華中師范大學林巖教授指出，面向公眾的寫作者，適當的想象會激發大家探索的興趣，但政治史研究中對想象力的把握運用，離不開專業學者的學術積累和閱歷。湖北大學劉廣豐副教授委托他人宣讀發言稿。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總編輯況正兵、本書責編李信從出版行業的角度對通俗史學作品寫作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和建議。相關議題引起各位老師的熱烈探討，在充分、坦誠的討論后，浙大城市學院包偉民教授做總結發言。活動結束后，吳錚強結合更多的讀者意見，在回應這次沙龍上討論的基礎上，就《忠臣之變》《官家的心事》等歷史寫作展開進一步闡釋。

自《忠臣之變》《官家的心事》兩部小書面世以來，我始終身處學界與讀者的多重討論之中，也真切感受到了我與學界同行之間的相互迷惑。專業讀者對我的寫作范式難以理解、無法接受，甚至產生諸多與我實際研究和寫作初衷相悖的想象；而我在研究中秉持的對歷史、政治的基本認知，在不同學者的“常識”體系中卻顯得格格不入，若非坦誠交流，幾乎無法達成共識。非常感謝浙大城院歷史系組織“宋代政治史新探索”學術工作坊，活動中各位學者提出的意見與討論于我而言尤為珍貴。劉廣豐老師指出的耶律元與寇準取犀帶“半年始致”等具體意見對我修正文稿有確切價值。我也希望通過這場交流，直觀把握專業讀者對我寫作的理解邏輯，進而澄清我的研究立場、寫作初衷與學術思考。

我沒有成為暢銷書寫手的計劃

我從不否認自己希望《忠臣之變》《官家的心事》能獲得更好的市場傳播與銷量，但這并不意味著我準備轉型成為專職暢銷書寫手。在我看來，專業歷史研究寫作與暢銷書創作屬于截然不同的工作體系。暢銷書的創作，需要精準研究社會市場需求、讀者心理偏好，甚至要設計完整的營銷方案，以迎合大眾、提供情緒價值為核心目標；而我的寫作，自始至終沒有介入任何市場化策劃環節，也從未刻意為讀者提供情緒價值。我甚至更愿意做一些與市場流行趨勢相悖的學術嘗試，比如市面上有以歌頌宋仁宗為核心的暢銷歷史作品，我便專門寫作結合學界研究成果與某些個人觀察的小書，希望向普通讀者介紹宋史學界對宋仁宗的基本理解，而非跟風吹捧。

也正因如此，似乎有同行認為我書中那些看似“離奇”的解讀，是為了迎合市場刻意制造“陰謀論”噱頭并最終流于失敗，而我對此深感痛苦與沮喪——這種擔心實在大可不必。我的小書中所有看似大膽的解讀，都源于我對史料的個性化趣味探索，是我基于專業研究的真誠表達，即便其中存在謬誤，也是學術探索過程中的自然試錯，絕非刻意迎合市場的功利性行為。于我而言，這樣的寫作是樂在其中的過程，無論是《尋宋》系列，還是《忠臣之變》《官家的心事》，我在寫作中從未有過糾結與妥協。而出版界對我的定位，也始終是專業歷史學者，而非通俗暢銷書作者，這也讓我更加堅定自己的研究與寫作方向。（寫到這里我會聯想到《大話西游》里白晶晶氣急敗壞地詛咒強盜至尊寶要轉型去當書生的情節。）

具體而言，《官家的心事》最初源于音頻節目的普及類約稿，我當時的想法很簡單：避開市面上流行的吹捧宋朝的話題，也不脫離自己的宋代社會史研究領域，選擇宋代宮廷政治這一通俗性強、大眾普及率極低的議題，按照傳統史籍的敘述做基礎普及。我最初完全沒有寫“陰謀論”、大開腦洞的計劃，只是想老老實實講好宋代宮廷政治的故事。但韋兵老師關于“斧聲燭影”的全新研究深深吸引了我，再加上我對寇準的研究不斷深入，當我真正試圖依據史籍記載講述宋代宮廷政治故事時，卻發現幾乎所有敘事都講不通，諸多記載本質是政治運作過程中刻意制造的謊言，呈現出“彼此明知是謊言，卻依舊沿用敘事”的荒誕狀態。在此之前，我從未對宋代具體政治事件產生過研究熱情，正是這次通俗化講述的嘗試，讓我意識到傳統宮廷政治敘事的虛假性，也讓我正式開啟了從“歷史書寫”視角重新解讀宋代宮廷政治的研究。這個過程對我而言極具探索樂趣，唯一的糾結是如何平衡史料引用與通俗閱讀。最初《官家的心事》我采用“史料原文+白話翻譯”的形式，自認為這已經是通俗化的極致，可讀者反饋大量史料引用造成了嚴重的閱讀障礙。所以在《忠臣之變》中，我徹底調整寫法，全程用白話講述史料，卻始終保留以史料推理的核心寫作邏輯。有同行建議我，暢銷書應該放棄史料推理，只做單純的歷史過程敘述，我深知這個建議偏離了我的寫作初衷。即便兩部作品起源于普及類音頻選題，最終成型的書稿，卻是歷史書寫視角下的推理類學術寫作。

這個過程中我也確立了自己的寫作姿態：聚焦能引發小眾歷史愛好者興趣的選題，結合自身研究興趣與專業技能，面向非專業但具備歷史素養的讀者開展研究寫作，此閱讀門檻始終是存在的。這種寫作姿態或許獨一無二，但沒有必要引發誤會。至于純粹面向市場的圖書策劃，我其實也有過考量，但那個賽道更具挑戰性，認為學者放棄專業底線就能寫出暢銷書的想法似乎過于可笑了。

通俗寫作如何促進專業研究

《官家的心事》其實經歷了由純普及向專業研究通俗寫作的轉變，轉變的契機是通俗化講述會暴露宮廷政治傳統敘述邏輯上明顯的錯亂。這種契機的產生，源于通俗講述與專業研究的不同習慣：當代史學的專業研究習慣于點對點的論證過程，這種論證過程對人物行動與事件演進的還原需求其實是相當低的。通俗講述就完全不同，人物行動與事件演進是最核心的要素，而大量歷史書寫不符合人物行動與事件演進的基本邏輯，這就產生了“探案”式歷史研究的明確需求。

這個過程必然產生大量推理，也暴露了點對點所謂實證研究的嚴重缺陷。很多看似證據確鑿的實證研究，若置于人物行動與事件演進的網絡中，便顯得毫無說服力。活動中尹成波兄反復以司法審判的實務來說明推理式歷史研究的合理性，我自然是特別認同的。其中特別重要的有兩點：第一，看似特別嚴謹的司法審判中的事實還原過程，同樣是事實消逝之后的推理過程，推理的依據只是某些關鍵證據，具體情節通過陳述與想象重新構建；第二，這樣一個看似主觀的事實還原過程，有一個比較苛刻的檢驗標準，即可能還原案件發生整個時間線的全部過程，而不能跳開具體情節直接論證案件的終極行動。

比如《忠臣之變》中澶淵之役（盟）過程的解構與重建，腦洞大到了自己都覺得過于離譜的地步，也超出了原來的研究計劃。但之所以要推翻原有的歷史敘述，根本不是為了給讀者制造更加“精彩”的情節，而只是因為在確定射殺蕭撻覽時真宗與寇準根本不在澶州城內，既有的歷史書寫因此轟然坍塌，依靠推理與想象重新還原人物行動與事件進程就成為歷史研究的硬性需求，歷史研究的任務也就因此從所謂的“實證”，演變成合理性推理與想象的智力競賽。（當然在這方面，李開元先生已有非常成熟的探索。）

政治史的邊界與“陰謀論”的再認知

據說有人認為這兩本小書“根本不是政治史”，我猜大概是被理解為“文化史”了。其實是“什么史”對我來說并不重要，政治史本來也不是我的研究方向。我最初研究寇準，只是想寫一篇“制造寇準”之類討論形象演變的小文，確實屬于文化史范疇。但面對學界的質疑，我覺得有必要重新梳理宋代政治史的研究范式，界定政治史的核心范疇，也厘清我對“陰謀論”的認知與立場。

在傳統認知中，宋代政治史的核心議題被限定為治國理政、政治秩序、政治理念、制度機制、政治運作與政治批判，宮廷政治因核心是權力博弈，被視為歷史書寫的“陰暗面”，被認為與主流政治議題無關，甚至被排除在政治史范疇之外，這與其他朝代政治史研究形成了鮮明差異。我始終覺得這種認知并不合理，宮廷政治是宋代政治運行的核心場域，權力博弈是政治活動的本質內容，將其排除在外，無異于割裂了政治史的完整脈絡。

從學術發展史來看，政治史分為傳統與現代兩種形態。傳統政治史圍繞朝廷功罪錄、治國理政、意識形態三大核心展開；現代政治史的核心特征是去意識形態化與去工具化。去意識形態化，意味著政治理念不再是研究的核心；去工具化，意味著不再將國家治理視為社會運作的源動力，而是將其看作社會運作的一個環節。現代政治史的正常學術形態，理應遵循現實主義、唯物主義、嵌入社會史三大趨勢。但宋代政治史研究有其特殊性，因其自身政治文化高度發達，深受傳統意識形態與當代意識形態的雙重裹挾，去意識形態、去工具化的現代轉型并未充分完成，這也是宮廷政治被長期忽視、相關研究被視為“異端”的核心原因。

在我看來，政治史包含三大核心部分：其一，權力博弈，這是政治的本質，宮廷政治作為最高權力的核心場域，是權力博弈的集中體現，屬于政治史的固有內容；其二，階層利益與集團政治訴求，這是政治運行的內在動力；其三，以政權為核心的社會秩序與意識形態演變，這是政治史的宏觀延伸。基于這一框架，宮廷政治絕非政治史的邊緣議題，而是核心場域；權力博弈也絕非旁門左道，而是政治史的核心研究對象。

對于“陰謀論”的議論，我專門讓三款AI工具對“陰謀論”進行界定。其實“陰謀論”有兩種截然不同的定義：一種是無貶義、指向事實、可驗證的政治陰謀預設；另一種是帶有神秘主義色彩的輿論或心理效應，屬于無依據的臆測。我完全承認兩本小書有大量第一種定義的“陰謀論”，堅決否認有任何第二種意義上的陰謀論色彩。《忠臣之變》《官家的心事》中對宮廷政治、權力運作的解讀，均依托史料記載、政治邏輯與事件脈絡展開，是對宋代高層政治陰謀的合理預設與驗證，而非神秘主義臆測。

關于這個議題，活動中誠峰兄對寇準定策之功的質疑是特別突出的案例。宋太宗與寇準商議立儲時，寇準以“三不可謀及”作答。我認為，這一表述是儒家君臣倫理下，對寇準深度參與定策、支持宋真宗（趙元侃）的掩飾，結合寇準與宋真宗集團的長期綁定——成為宋皇后妹夫、打擊趙元僖集團等史實，足以證實寇準是定策的核心參與者。而誠峰兄等學者則持相反觀點，認為“三不可謀及”是后世追述的虛構內容，目的是拔高寇準的歷史地位，進而質疑寇準是否真正參與定策。

我相信，我們的分歧并非單一的實證問題，而是對政治本質的理解差異。部分學者遵循宋代“去陰謀論”的政治規則，將政治運作視為公開、規則化的行為；而我始終認為，權力博弈與“去陰謀論”的表面規則是并行不悖的，高層政治的核心決策往往隱藏在公開敘事之下，歷史書寫的目的之一，就是掩蓋真實的權力運作。這里我十分認同林巖兄的觀點：歷史研究者必然有自身的價值與理論預設，預設的清晰與多元是學術健康發展的基本前提。我的研究以現實主義、行動主義及結構主義為基本傾向，淡化治理主義、規則主義與抽象政治理念。我的道德訴求指向歷史人物行動中的人格構建，比如寇準的“俠宦意識”，而非超越個體的政治理念或統治手段，這也是我研究范式的核心特征。

過度解釋、推論與想象的學術合理性

過度解釋與推論、主觀猜測與想象，是兩本小書遭遇的另一大核心質疑，有師友甚至認為這直接違背了學術研究的基本規則。我承認小書中存在過度解釋與推論、猜測與想象的成分，也清楚這類寫法存在學術風險。但我仍想從歷史研究的本質、史料的局限性、敘事重構的必要性出發，為這一研究方法的合理性做出辯護。

我并非無原則地為過度解釋辯解，相反，我曾撰文批評《朱熹的歷史世界》存在典型的過度解釋問題。《朱熹的歷史世界》試圖證明宋孝宗聯合道學集團推行政治變革，這一命題建立在孝宗與道學人士有限聯系、對道學思想有限肯定的基礎上，與孝宗的實際政治部署嚴重背離，屬于易被證偽的宏大命題過度推導。而《忠臣之變》《官家的心事》的過度解釋、推論與猜測，均針對歷史記載的空白區域，是對史料缺失細節的補充，而非對宏大議題的無依據論證。比如在提出宋對遼的間諜或秘密外交策略之后，諸如康保裔投降、寇準赴行在、遼人降宋等情節，都被我解釋成間諜策略的實施過程，我承認這些都是沒有辦法證實的推論。

澶淵之役中蕭撻凜被射殺的情節，是我運用推論與想象的典型案例，也是學界爭議的焦點。傳統主流敘事將蕭撻凜之死歸為交戰中的意外事件，但史籍明確記載，這一結果源于小人物張皓提供的情報。我在此基礎上，結合宋遼秘密外交的設定，進一步提出“張皓的情報由遼方主動提供”的推論。這個推論看似腦洞極大，也沒有直接實證支撐，但我認為它具備學術合理性：首先，這個推論是對具體情節的補充，而非在已有推論基礎上對宏大議題的二次推導，其前提是“宋遼存在秘密外交”這一核心設定，并非憑空制造；其次，這個推論雖無直接證據證實，卻也無史料可以證偽，屬于歷史書寫中合理的想象補充；最后，若抽離這一推論，蕭撻凜之死只能以“意外”解釋，而“意外”是歷史研究中最不負責任的敘事方式，無法揭示歷史事件的內在邏輯。針對誠峰、相卿兄提出的“張皓只是低級翻譯，其事跡是沈括的夸大虛構”這一平行推測，我也有自己的思考。張皓的低級翻譯身份，恰恰符合“遼方主動傳遞情報”的角色設定，低級人物不易引起關注，是傳遞秘密情報的最合適人選；而且沈括沒有理由完全無中生有虛構張皓的事跡，至少張皓在澶淵之役中的存在是客觀史實，他必然在事件中發揮了特定作用。

我如何重建澶淵之役的歷史敘事

包老師總結中提出，我的很多推論過于單一，既然都是推論，就應該對多種可能性進行比較。事實上我的很多推論都做過此類推演，只是其他可能性在我看來確實無法展開。比如我推論間諜戰的起點其實是射殺蕭撻凜時真宗與寇準未至澶淵，這個情節的相反推論可以是真宗與寇準其實已經抵達澶淵，未至澶淵只是劉皇后與王欽若刻意篡改歷史的結果，直到仁宗朝才把寇準的真實歷史交待清楚，事實上寇準神道碑就是這樣解釋其敘事與之前國史嚴重沖突的。但我認為這種推論過于荒唐，因為要掩蓋寇準功勞有無數方法，劉皇后與王欽若沒理由為寇準而篡改真宗本人的光輝歷史，在我看來這違背了宋朝政治最根本的原則。張皓的情節也類似，沈括固然有可能夸大甚至虛構姻親的相關情節，但畢竟不能否定張皓在澶淵之役中的客觀存在，就好像李暉達老師提到的沈括夸大活字印刷術但并不能因此否認畢昇的存在。何況張皓的存在對朝廷與高官都是忌諱，沈括如果無中生有就完全是自找麻煩。既然張皓在宋遼交戰關鍵時刻存在并被記錄，那么他應發揮了某種特定作用。而我的解釋中張皓本來就是一個不起眼的工具人，與其隱沒并不沖突。

這里以澶淵之役為例，交待一下我重構歷史的比較復雜的過程。其實直到為寇準撰寫完整的書稿時，我都沒有重新研究澶淵之役的計劃，本來只是想綜合既有研究將寇準的生平交待完整。麻煩的首先是康保裔降敵的裴村之戰中宋真宗的表現過于滑稽離譜，以前自己不涉足這些議題也就當一笑了之。輪到自己寫的時候，因為之前研究乾祐天書已經意識到宋真宗有高超的權謀能力，絕非懦弱無能滑稽之輩，因此傳統的裴村之戰敘事我是無論如何無法復述的。更何況這個過程中我發現裴村之戰時寇準赴行在陪在真宗身邊，這就進一步確定了既有敘事是一個彌天大謊。其次當然就是射殺蕭撻凜時真宗與寇準不在現場的問題，對我而言這兩點徹底摧毀了傳統的敘事邏輯。

重建敘事似乎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但既有的一些邊緣知識就被推到了關節點上：1、張皓的情報；2、真宗議親征是長期謀劃，遠早于遼軍入侵與寇準拜相；3、宋朝建立以來宋遼兩國其實有秘密外交的傳統；4、真宗親征寇準始終陪伴（裴村與澶州），所以寇準是真宗外交計劃的核心參與者；5、真宗親征澶淵與遼軍南征的時間線其實非常漫長；6、澶淵之盟本身就是由王繼忠穿梭的秘密外交的結果。

依據這些關節我就形成了這個猜想：真宗朝宋遼之間有長期的秘密外交進程，寇準是關鍵的策劃與參與者。但到此為止我仍不敢下筆，我的假設是秘密外交作為重大決策，史書中多少會保留決策與實施過程的痕跡，并且設定找不到這方面記載就放棄這部分寫作。這就像乾祐天書部分的寫作，其實是確定有兩次天書之后，就提出了兩者理應有政治沖突、第一次天書的內容應該與權力斗爭直接相關的假設，也是設定如果找不到直接的文獻依據就放棄寫作。結果好不容易在《長編》的仁宗部分找到了真宗要活三萬日的天書內容，從而為兩次天書的政治意涵提供了完整的解釋。而澶淵之盟就秘密外交決策與實施，就是很快發現寇準在太宗端拱年間兩次參與御戎策討論大獲重視，寇準奏議內容未保留，但可以明確決策的方向是議和與間諜策略，這就與通過秘密外交達成議和的結果完全一致。同時發現這期間有大量降宋的契丹政治人物，當然也就被我納入到了秘密外交實施過程的敘述中。

所以我重建歷史敘述的邏輯是：1、確定既有敘事根本無法成立（自相矛盾、不符合常識）；2、通過邊緣化的確定事實重新建立當時的政治邏輯與歷史進程的假設；3、發掘可以直接證明新假設的文獻依據；4、用新史料與新邏輯全盤重建歷史敘事。在這個過程，如果局部地看問題，最后一步就會呈現出過度解釋與證據不足的猜測與想象。但從整個證據鏈與邏輯鏈來講，這些猜測與想象就是豐滿了一個可以證明的推論。

“娘娘烙大餅”困境與歷史真相的追索

對于宋遼秘密外交這一假說，我個人認為是既有文獻依據又符合宋遼關系中的慣例與常識。在此基本設定基礎上，我又提出一系列歷史解釋，從而重新構建了從定策之功到澶淵之盟、乾祐天書整部寇準參與的真宗朝政治史的敘述脈絡，其中有諸多具體情節的猜測與想象。活動中很多師友提到人生閱歷與歷史理解的密切聯系，但由此也產生認識論層面的根本困惑。這就是魯西奇老師提出的，這樣的歷史解釋無法擺脫貧民想象娘娘烙大餅的嫌疑，并且追問你還在歷史研究中追求“真相的還原”嗎？誠峰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類似的問題，就是認為陰謀論只是沒有參與過高層政治運作的人對政治的無端想象，換言之只有真正參與高層政治的人才能意識到陰謀論很難出現在高層決策中。

這一議題已經上升到了歷史認識論的層面。“娘娘烙大餅”的核心邏輯，是認為非高層政治參與者，無法理解高層政治的運作規則，進而否定對高層權力博弈的研究價值。但我始終堅信，權力博弈是所有政治活動的核心構成，這是跨越層級、跨越時代的政治本質。商業史研究不會否認商人經商的核心目的是盈利，同理，政治史研究也不能否認政治運作的核心是權力博弈。否定高層政治中的權力博弈與陰謀策劃，本質是一種理想化的政治信念，而非客觀的歷史認知。我雖未參與任何層級的政治決策，但依托史料與邏輯，完全可以對政治的本質規律做出判斷，這與“娘娘烙大餅”式的主觀臆想有著本質區別。何況“只有高層參與者才能理解高層政治”的預設本身存在無法回避的認知悖論。如果高層政治中存在陰謀與權力博弈，決策者的第一訴求必然是掩蓋，而非揭示。歷史書寫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為高層政治粉飾、掩蓋真實的權力運作，因此即便是高層參與者，也未必會留下真實的記錄，后世研究者更無法通過“親歷者敘述”獲取真相。這一悖論恰恰證明了我研究方法的合理性：依托史料推理、解構歷史書寫的謊言，是還原高層政治真相的唯一路徑。

面對“是否還在歷史研究中追求真相還原”的追問，我的答案十分明確：我當然仍在歷史研究中追求歷史真相的還原，只是我對“真相”的理解本來就只是“符合主觀邏輯檢驗的必要設定”。一方面人類認知中的“真相”必然包含研究者的主觀加工，另一方面人類需要“確定性”來構建認知世界，歷史研究的“真相”是符合主觀邏輯檢驗的必要設定。就此而言，“娘娘烙大餅”的認知困境既無解又沒有必要徹底解決。宮里的太監不會向鄉野村民解釋娘娘的飲食習慣，而無論受限于主觀意愿還是客觀條件，太監甚至娘娘本人也未必能客觀、準確地描述娘娘的飲食史。正因為如此，歷史研究所追尋的“真相”并不依賴于客觀事實本身，而是依據史料、邏輯與研究者的理念重構歷史敘述的一個過程。這仍是林巖兄提到的話題，研究者或寫作者無法超脫自己對世界的預設，但理應對自己的預設有所自覺，而不能產生類似“一道德”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