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梵澄：一位打通“中西印”的精神哲人

徐梵澄，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一位極不尋常的人物。近代以來，少有學人能如他那樣，真正走進中西印三大文明精神源流深處。本書是徐梵澄的思想傳記，意在追隨他一生的學術腳步，對他的精神哲學思想做盡可能完整和深入的介紹。

《啟明：徐梵澄的精神之路》，張巍卓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

徐梵澄是魯迅看重的學生，譯出《尼采自傳》《蘇魯支語錄》等尼采代表作品，將這位重要思想家引介入中國。譯書的同時，這位“尼采氣”的青年，寫書評，撰雜文，評時事，文章充盈銳利鋒芒，酷似魯迅之作。

1945年，徐梵澄只身遠赴印度，從此“居域外蓋三十有七年”，以著述、翻譯，向印度與西方系統(tǒng)介紹中國思想精華，同時研韋檀多學、瑜伽學，譯解印度古今經典，堪稱“現(xiàn)代玄奘”。他進而以此為基礎，走進中西印三大文明根基處，探索會通之道。

“居域外不能無故國之思”，1978年，徐梵澄回國，繼續(xù)反觀中國學術的工作。他以精神哲學為線索，考察儒釋道三家思想，重建中國精神史敘事，以此解決中華文明在現(xiàn)代世界中的定位問題。同時，徐梵澄更關照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探問如何尋求精神生活的超上，如何在日常生活之中尋得意義感。

>>內文選讀：

寫在前面

荷爾德林在寫給席勒的信中，曾談及研習古希臘文學時的心得，覺得自己的責任在于，“對不同的至高原則與純粹方法的必然齊一做一些思考，將之在整體關聯(lián)上并且以合理的界線呈現(xiàn)出來”。這是古代經典研究者的愿望，也是智者追求的一種境界。我有時環(huán)顧國內學者，在對待中外經典時，有闊大氣魄的不多。這使我想起徐梵澄先生，也許只有他和少數(shù)幾個人達到了類似的境界。年輕的時候讀徐梵澄的文章，覺得頗多神采。驚訝之余，發(fā)現(xiàn)他的知識結構里有種神異的東西在。我們這代人已經習慣在單一維度中審視對象世界，這一切在他那里是看不到的。他早年以魯迅為師，起點很高，后留學德國，思想大開，尼采氣彌漫，對西方哲學開始有了深入領悟。抗戰(zhàn)勝利后，又赴印度從事研究工作，一待就是三十余年，其間所譯介的著作涉及的知識圖譜甚多。徐梵澄往來古今，問道四野，道前人所未道之語，言他人難言之思，可以說是填補了國人知識的空白，在學界可謂獨立高處的人物。

徐梵澄

徐梵澄去世后，學界對他的興趣漸濃，但系統(tǒng)描述的著作并不多見。這主要是因為內中牽連的話題偏冷，德文、英文、梵文、希臘文的元素甚多，與通行的教育有很大的距離。而他與現(xiàn)代以來知識界的關系，說清楚也并不容易。前些年讀到孫波的《徐梵澄傳》，就感到是知音者之言，從中獲益匪淺。據(jù)說國內曾經召開過關于徐梵澄的研討會，想必有不少新的發(fā)現(xiàn)吧。近日又讀到張巍卓的這本《啟明：徐梵澄的精神之路》，很是興奮，可說是我久久期待的一本書，對于我這樣的外行而言，解決了許多疑難，過去一些模糊的地帶，由于作者的敘述，漸漸清晰起來。了解徐氏的思想，這本書提供的線索和知識譜系，都是難得的。

我與張巍卓有過幾次簡單的交流，被他的一些觀念所吸引。他的專業(yè)在社會學與人類學領域，許多主題我都不太了解，印象里他是一個學術感受力良好的學者。讀他的學術著作，覺得他在文本里沉潛得很深，不是于先驗的理念去談論思想，而是從前人著述和自我生命體味里，思考如何面對中外遺產的話題。他對有詩人氣質的學者頗感興趣，每每在文本中尋出呼應的片段。這一本書經由徐梵澄的文本，梳理了現(xiàn)代學術史重要的一隅，有比較，善鑒賞，多追問，文史的界限消失了，于豐富而博雅的古典學世界，尋覓出對今人有價值的學理；行于古徑，又返于當下，從一個人的世界，看古代經典對今人的意義；與一般浮于表層的學術掃描不同，所思所寫，針對性和現(xiàn)實性都流露在筆端，那些沉睡在書齋里的許多知識與思想，都在他溫婉的筆觸里活了起來。

三十多年前在魯迅博物館工作的時候，我才漸漸對徐氏有所了解。博物館的德文藏書條目是徐梵澄與馮至幫忙整理的，兩個人都是魯迅指導過的學生，身上帶著一般學者少有的氣質。徐梵澄在青年時代便顯示出天賦，他走進尼采的世界，也是魯迅所引領，在尼采著作的翻譯中，打開了自己的精神之門。從他自己的回憶文章中可以發(fā)現(xiàn)，魯迅不僅帶來了尼采之風，文本背后的佛學元素也深深吸引了他。徐梵澄發(fā)現(xiàn)，魯迅身上深染舊學里博雅的東西，佛學里的幽遠之意，分散在辭章深處。而魯迅的思想還遠不止此。我們知道，他很早就意識到兩希文明研究的重要性，在《文化偏至論》對于古希臘與古印度文化的一些描述中，深藏期待，希望有人對此能夠有所涉獵，以此得到思想的貫通。這引起徐梵澄的興趣。現(xiàn)在想來，他后來到德國和印度，或許想完成老師的未竟之業(yè)，就是說要走一條從“異學”到自我之學的路。五四后，知識界唯新是求，以進化論為參照，漠視了不少舊學。徐梵澄覺得，當下文化，其實是古文化延伸的結果，探討問題，就不能不回到源頭去，原因是“學術則無論新、舊，唯求其是”。這就接近于陳寅恪、馮友蘭的某些理念，情懷也較之那些急功近利者更為高遠。

徐梵澄翻譯的《尼采自傳》

但他又與陳寅恪、馮友蘭有許多不同。看得出，徐梵澄受益于魯迅那代人的新思想，審美方面又多有先鋒性，表現(xiàn)主義的光澤也是有的。奇怪的是，他又沒有完全去走魯迅的路，其思想在域外與本土間流轉，溫故多于趨新，如玄奘那樣走在印度的土地上，親歷與親見中，見證了不同文明交匯的可能。張巍卓對于徐氏的行跡和思想軌道的考察，有許多會心之處，所言“創(chuàng)文明會通之學”，包含了一種重構古今之學和中外之思的愿景。與季羨林、金克木的學問不同，徐梵澄的精神維度顯得更為豐富。因為翻譯過尼采著作，又常年在印度浸泡在古學中，他總還是在以親歷的世界主義的眼光看待所處環(huán)境，不僅僅了解唯識學、韋檀多學，希臘蘇格拉底思想、德國近代哲學，也交織在思想深處。這期間，他對中國的儒學、道家精神，亦多體察和思考，結合西方近代人文主義哲學和五四思想，將各類知識和仁愛精神協(xié)

調在一個精神圖景里，其態(tài)煌煌然壯矣。

很長一段時間，印度文化在中國是被窄化了的存在，玄奘之后，人們對于這個鄰國的文化生態(tài)知之甚簡。徐梵澄為何在戰(zhàn)后去印度從事學術研究，張巍卓的解釋是，大約受到了泰戈爾的影響，“從其言行作品見證了印度古學在現(xiàn)代重生后勃發(fā)的生命力”。泰戈爾給古老的國度帶來了現(xiàn)代性的思想，是“被現(xiàn)代”的過程的思想史個案。他很好地運用了古今的學說，在消化了域外文明有意味的遺產中，給落后的古國帶來新的思想之光。徐梵澄的出行，欲尋得經驗，是顯而易見的。那時候他的學術追求，是尋源的思考，并非以對立的眼光審視各國文明。他內心以為，中印雖然隔著山山水水，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在不同語言縫隙里看同樣的日出日落，思想的表達會更有彈性吧。

徐梵澄思想的形成，多半來自對域外經典的翻譯。他所譯介的《薄伽梵歌》《五十奧義書》《伊莎書》《由誰書》等，都刺激了自己思想的生長。這些經典作品，國人知之甚少，他將其內在的韻味轉化到漢語的世界里。印度的古典書籍，或在神思方面推出高見，或在詞語方面顛覆世俗的思維。這些文獻在許多方面有啟人心智之處，“唯異所知者，又超所未知”，其中的追問意識，推動了思的運轉。凝視徐梵澄的翻譯活動，張巍卓嘆道：“對吾人來說，問的行動即朝向這種超上知識的路標，若通達，則入大梵境界，成就自我及其生活的徹底轉化。就此而言，《由誰書》的發(fā)問，乃吾人在《伊莎書》的遍在澄明之光的照拂下，獨立尋求宇宙人生真諦的起點”。在徐梵澄的譯作里，類似的寓意隨處可見。

這些遠去的經典看似古物，但闡釋者卻帶入許多異域的視角，連印度人自己也在詮釋里借鑒了古希臘和近代德國的思想資源。徐梵澄所欣賞的阿羅頻多就不是以母語解釋母語，而是從其他國度的哲人思維里，尋找闡釋的參照。這就多少帶有人類主義的特點。不同文明中相近的體驗，都可以在詞語的深處看到。這也給徐梵澄帶來了一種自信。他其實意識到，我國先秦以來思想者的文本，與古印度的交匯處常可以看到。在孔子、魯迅、阿羅頻多、泰戈爾那里，回響著古國遠在的靈魂的余音，而每個時代的思想者，與自己的時代都處于對話的狀態(tài)，他們或者是革命者，或者是古典文化的整理者。也由此，他對于魯迅的思想，是極為佩服的。

深浸于域外古典文獻時，徐梵澄在驚訝與內省中，飄出許多哲思。從《希臘古典重溫》《〈薄伽梵歌〉南印度版譯者序》等文，都能看出他認知方式的變化。警惕將遠古的曾鮮活的遺存概念化，重新激活那些有益的部分，是作者的期待，目的在于由學或思智所建立的人生觀或宇宙觀。不同地域的人，在面對自然與社會時，遇見相近的問題，在精神層面，思考的話題的起點都各自存在原創(chuàng)性，至少在本體論層面頗多閃光。這給徐梵澄很大的刺激。在譯介《薄伽梵歌》時，反觀中國的儒道釋之意，倒會看到先前看不到的風景。對比起來看這些遺產，會通內在的要義，在他看來，對于改變華夏學術生態(tài)不無意義。而他的文化思想，也就在這種溶解中呈現(xiàn)出新的亮度。

古印度經典中涉及的許多話題，與中國先賢的思想對比起來，是很有意味的。中國先賢的靈思，有的潛在于著述中，許多未能進入形而上的冥想里，但經由徐梵澄的解析，其實獲得了一種明晰性。許多相似的思想之光，一旦捕捉到，會發(fā)現(xiàn)人類內心息息相關的意識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存在著。比如，徐梵澄就認為，韋檀多“合于儒，應乎釋，而通乎道”。具體說來，“梵我合一”合于儒家天道，《薄伽梵歌》“無我所”“無我慢”，與孔子“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接近，《奧義書》的大梵思想同老莊的道論似乎更加親近。張巍卓發(fā)現(xiàn)，徐梵澄以印度精神哲學反觀魏晉玄學、宋明心學和現(xiàn)代新儒家，“創(chuàng)造性地開辟出一個全新的精神哲學格局”。

在這個對比、勾連過程中，徐梵澄也獲得了重審宋明理學的機會，他對這些被五四知識人批判的遺存做了另類的解釋。過去受過西學教育的人對于宋明理學多是排斥的，因為存天理、滅人欲的理念抑制了國人的創(chuàng)造力。不過，徐梵澄則發(fā)現(xiàn)，晚清以后人們對于理學的態(tài)度有些簡單，倘細細分析其內在的結構，也不無哲學的價值。對此，張巍卓寫道：

然而徐梵澄關于義理相通甚至相同的判斷，并不局限于所謂“軸心文明”的歷史見解之內，而是將尼采基于生命之利益考量的歷史觀同阿羅頻多倡導的心理學的歷史哲學發(fā)揚到極致。因而不同文明間在精神實質上的相通，突破了流俗的經驗時間或時代的限制，辟出了跨越性甚至循環(huán)性對話的空間。比如在徐氏看來，印度韋檀多學就內容論，適于同義理精深完備的宋明儒學做比較，但其時代大致靠前。在這些例子之上，從追求精神真理的義度來說，徐梵澄指出，“學術則無論新、舊，唯求其是”。這個“是”乃精神真理，如中國人講的“道”，如印度韋檀多學講的包括宇宙萬有的“此”（tat），如西方哲學言說的“存在”（Being）。

五四之后，知識界對于古今思想，多在單值價值判斷里。自由主義在對抗儒家遺產，新儒家很少容納蘇格拉底、尼采的思想，而個性主義提倡者，有時候與遠古的哲學顯得頗為隔膜。這帶來不少認知的悖論，馬一浮、馮友蘭對此都有所批評。徐梵澄則避免了諸多狹隘之思，力圖在異質的詞語中焊接思想之圖，將互不相容的遺存變?yōu)橐惑w的存在，以此擴大感知空間。在《唯識菁華》前言里，他說：“我們應當時時效仿兩面神亞努斯（Janus），在向前看的同時，也要向后看：只有這樣，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促進我們的進步。”那結果是，世界主義之音得以傳播，古典學顯出自身的亮度。這改變了以往的知識譜系，對于新思想的培植起到了暗中助力的作用。

新文化的建設者，多來不及在多維的時空里建造新的哲學殿堂，思想被現(xiàn)實牽動，純然的靜觀則少之又少。只要了解百年學術史的人，都會發(fā)現(xiàn)一個普遍的現(xiàn)象：許多新式學人多為今日之學，討論文化的路在哪里，新儒家則回到過去，沉于心靈之學，與現(xiàn)實略有一些距離。徐梵澄經由魯迅和尼采，洞穿現(xiàn)實，悲憫之思漫卷。后因古代印度與古代希臘之學，重新發(fā)現(xiàn)了故國文明，于是在會通與重建中，指示出未來之學。這既不同于激進主義者，也與新儒家頗有區(qū)別。他置身于時代，又超越于時代。張巍卓從紛繁多樣的文本中，梳理出徐氏知識譜系和思想經緯，這對于學術轉向和思想更迭，不無益處。或許對于青年一代的治學者而言，沿著此徑，可以走到更為開闊的地方。

可以發(fā)現(xiàn)，徐梵澄所體現(xiàn)的思想具有一種莊重感和敬慕感。他認為中國沒有自己的宗教，但文化里是帶有一種神性的。而這神性，恰是他最為看重的部分。馬一浮認為儒家重要的思想在于“敬”，即從外求而回到內心。他說“近人為學，重在分析名相，不知反求本源，只見分殊而不見理一，見別異而不見和同，故多為偏曲之見”。這種看法，徐梵澄也是有的。徐氏在1973 年為《玄理參同》寫的序文中就強調“精神哲學屬于內學，內學首重證悟”。不過，他在強調“證悟”時，視野要比馬一浮開闊，討論這類問題，有多重的參照在。馬一浮有時陷入自我證明的舊路，而徐氏則以彼證此，以吾解他。所謂“義理之互證”，即在于此。而他對于孔子、老子的解釋，也與一些新儒家不同。在某種意義上說，他更像一個超然于故土又深得故土之意的陌生的故鄉(xiāng)人。說他是改寫了治學路徑的人，也是對的。

我自己很喜歡徐梵澄的文字，覺得他是對述學文體的變遷有所貢獻的人。他受到魯迅翻譯實踐和寫作實踐的影響，在先秦語言和梵文、德文間，尋找到了新的表達空間，所寫的文字，有古老的遺風在，又暗含著諸多外來意象的陌生化辭章。徐氏對于晚清學人與詩家的文體頗為留意，能夠得其所長，避其所短。章太炎、黃侃的語態(tài)，王湘綺、陳散原之詩句，悉入眼中，擇其善而用之。而在他眼里，對于母語有重大貢獻者，惟魯迅一人耳。他談論魯迅的文章，看到內在起承轉合處，也由文體變化中，體味出深處的哲學意象。魯迅翻譯尼采的文字，是頗為奇異的，他認為內中有《莊子》《列子》的語義在。我們看徐氏自己翻譯的《薄伽梵歌》，在方法論上得益于魯迅的觀念，尋到了另一對應的辭章。可以說，魯迅的暗功夫，乃是啟示徐氏思想的酵母。近代文人的書寫，多在俗學之中，文字之平庸，也是思想之平庸。徐梵澄描述魯迅的過程，其實也注釋了他的思想本色。這些總結起來，都耐人尋味。

孫波先生說，徐梵澄的不凡之處是，“他造就了一種自己的語言風格和思維風格，更重要的是，他指出了一條新的哲學工作的方向”。這是對的。我一直覺得，會有越來越多的人，注意并喜歡徐梵澄的思想與文字。張巍卓的書便是明證。青年的學者們，知識結構好于我們這代人，文化的使命感跳躍在字里行間。我在閱讀書稿的過程中一直在想，五四之后，學術發(fā)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注意到自由主義、左翼文化、新儒學，但很少關注徐梵澄這類無法歸類的人。真的思想者有時卻是不能以簡單的概念勾勒的，這正如中國的儒學，其實頗為復雜，徐梵澄深知于此：“精神是超乎宇宙為至上為不可思議又在宇宙內為最基本而可證會的一存在。”走進他的世界，所得所感，一定是很多、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