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美寶《學海》推薦序｜超越地方史的華南研究

麥哲維與我或許可以稱為“同窗”。求學時他在北美，我在英倫，當然從沒做過同學，不過我們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因研究廣東之故，都在中山大學圖書館和文德路上的孫中山文獻館讀過書，一定曾坐在同一扇窗下。但當時我與他未曾謀面，只在圖書館聽說，有一位正在研究學海堂的美國博士生，查看古籍時常會調閱經部典籍，初踏史學門檻的我，聞此不禁生出慚愧之感。那些年，我們沒有在廣州相遇，但在往后的日子，由于彼此都關注清代省城士子的文化活動，也很自然地由最先的神交，到常在學術會議上面晤切磋，后來他多次寄寓羊城，總會同我們一群中山大學的朋友混在一起，儼然成了我們的同仁。

《學海：19世紀廣州的流動性與身份認同》（以下簡稱《學海》）這本書，是麥哲維在他的博士論文的基礎上寫成的。他畢業未幾，我就讀過他的博士論文，深為折服，一直期待著他早日出版這部歷經十數載寫成的力作。不過，到2006年成書出版時，當我看見主標題改用“The Sea of Learning”，而非博士論文原來的題目“Local Matters”時，感到有點意外。我當時覺得，“Local Matters”比起“The Sea of Learning”來得更切題、更有力。后來，我當面向他表達了這個意 見。當然，我也能理解他的一些考慮，盡管他原來用“local matters”一詞，是為了語帶相關，但不論在中文或英文的語境中，“本地”或“地方”總予人狹隘之感。事實上，雖然以華南作為“地方”的研究，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經是中國研究的熱點，但到世紀之交，許多歐美的中國歷史研究者已經放眼中國更廣大的地區，許多博士生也紛紛到中國其他口岸或內陸城市開展地方研究，再以華南為題目，似乎就沒有更多的新鮮感了。我相信，他肯定為這個書名費煞思量，我作為旁觀的讀者，應該更多地去理解作者的苦心孤詣。

然而，“華南”何止是華南？“地方史”又豈僅關注地方？在用英文出版的中國歷史著作中，以華南為題享負盛名者，當數魏斐德（Frederic Evans Wakeman Jr.）1966年出版的《大門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間華南的社會動亂》（Strangers at the Gate: Social Disorder in South China, 1839 - 1861）（以下簡稱《大門口的陌生人》）。該書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在中國出版中譯本以來，成了中國近代史學生必讀的經典。也許很少人會特別留意在導言部分，魏斐德是這樣結束的：

由是，探討太平天國的源起，終究轉化成另一種研究，也就是解剖一個新的歷史單元——省城、廣州，廣東、華南——這個歷史單元有它內在的連貫性。

讓我們投身地方歷史研究吧。

“讓我們投身地方歷史研究吧。”——這句話沒有用上感嘆號，也許魏斐德是用沉著的語氣作出這個呼吁的。他肯定知道，這條地方歷史研究之路何其修遠；他更加清楚，這樣的提倡會很容易引起誤會。所以他說，地方史、帝國史和世界史是密不可分的；所以他說，“世界史織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織出了世界史，而中國也改變了”。

麥哲維的《學海》一書，可說是對魏斐德這種主張的一個有點遙遠但又十分逢時的呼應。說遙遠，是因為兩部著作的出版年代相差幾近半個世紀；說逢時，是因為與魏斐德當年材料有限的情況比較，麥哲維能夠利用的史料以及相關的研究成果已經豐富許多；說是呼應，是因為盡管《大門口的陌生人》出版之后，中、英、日文學術界陸續出版了不少華南地方史的著作，但并非每部都能夠在方法和視野上令人眼前一亮。作為麥哲維的朋友，我不好為他吹噓，說他這部著作如何鶴立雞群，如何能媲美《大門口的陌生人》，因此我審慎地用“呼應”一詞，或有“庶幾近之”的意思吧。

本書雖以“學海”為題，卻絕非僅談學海堂這個機構，而是要更深入去探究魏斐德所提出的那個有內在連貫性的“歷史單元”——省城—廣州、廣東—華南，也就是承托學海堂的社會基礎。如許多治思想史者所言，阮元創立學海堂，是要在粵東提倡樸學，一洗明代以來白沙甘泉之學束書不觀、不立文字之流弊。但阮元的舉措，必須得到本地學人的擁護和商人的贊助，方能成事。那么，到底積極參與建立和經營學海堂的本地文化精英是些什么人？既然學海堂在省內外那么風光，為什么會有另一些本地文化精英卻選擇與學海堂劃清界限，或至少保持距離？他們到底擁有什么資源，得以各自作出安身立命的不同選擇？這些問題，關乎相關歷史人物的浮沉升降，當中也不免呈現出他們在不同時候的自我表述，這就是此書副標題的兩個關鍵詞——“流動性”和“身份認同”的關懷所在。為了回答這些問題，作者除了鉆研時人的經學著作外，還運用了大量地方文獻，包括族譜、日記、自傳、詩集和文集等等，盡量將其所要研究的“思想家”，置于一個具體的地域和社會情境中，來討論他們的行為與表述。正因為如此，作者在撰寫此書的過程中，其學術取向也從傳統意義上的思想史，延伸到地方社會文化史。麥哲維試圖將研究對象的學術關懷和表述，他們的家世和個人生活經歷，以及19世紀廣東省城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發生的社會變遷聯系在一起討論。他在“致謝”中說，希望自己不負導師蓋博堅（R. Kent Guy）教授所望，寫出一部思想家的歷史（a history of intellectuals），而非僅僅是一部思想史（an intellectual history）。讀畢此書，我們就知道他不但已經實現了其導師的期望，而且在很多方面的討論，已經超越了他自己原來設想的范疇和深度。

循著作者這樣的問題意識去思考，“本地”這個范疇就變得可堪玩味。誰才算是“本地人”？所謂“本地”究竟是誰的本地？麥哲維在書里一開始比較了省城和珠江三角洲腹地在定居形態方面的差異，揭示了“本地人”的復雜性。興辦學海堂的主力，包括提供捐助的行商和部分學長，很多出自原籍在江南或福建，在廣東省城定居只有三四代的家庭，與這些居住在都會中來自五湖四海的新近移民形成鮮明對照的，是更早扎根于珠江三角洲腹地的大族。明清之際，通過長年的沙田開發和對水利以及漁業等其他資源的爭奪，珠江三角洲地區陸續形成了很多控制地方社會的大宗族，商業化市鎮也相繼興起。十八世紀以后，珠江口的泥沙沖積造成新的灘涂迅速擴展，通過大規模投資進行人工圍墾，成為加快“新沙”形成并獲得占有權的主要途徑，在省城經營貿易的新興勢力與在鄉鎮中的大族均熱衷于投資沙田開發。學海堂的部分經費，就是靠省城行商擁有的沙田產業支持的。在這樣的背景下，無論是新移民還是老“移民”，或采納移民傳說來敘述家世和定義身份的土著，都經歷了一個“成為本地人”的過程，位于省城的學海堂正是他們創造身份的其中一個活動舞臺。

這個“成為本地人”的過程，在麥哲維的筆下，成為學海堂內外的學人治學取向的寫照。祖輩來自江南的陳澧，雖入籍番禺，以廣州人自居，在某些具體的場景中會把自己和“外省人”區分開來，但他多次回江南故里省墓，修纂宗譜，兩次到揚州探訪阮元，還與其他江南學者頻繁通信聯絡。麥哲維認為，陳澧的這些行為，都有重建他的“江南之根”的企圖。較諸廣東而言，“江南”所象征的文化氣息，成了陳澧強化自身的學術地位的某種資本。在學術發展方面，中年的陳澧自信已深諳考據之學，開始致力于探尋經典中的微言大義，這就是所謂“調和漢宋”的取向。作者指出，這種學術主張絕非陳澧獨有，也是當時許多其他廣州學人的追求。其實，陳澧在許多方面并不認同宋儒和明儒的學說，他考究義理，絕非要恢復宋明理學。陳澧和他的同儕所追求的，是通過證明朱熹也講考據，漢儒也談義理，來達致漢宋調和的理想。隨著老一輩行商的離世，陳澧通過調用其他資源，建立書局，將學術著作出版的中心轉移到學術機構中去，扭轉過去偏重依賴行商贊助出版的局面，為學海堂也為他自己建立起一個難以動搖的學術地位。

與陳澧形成強烈對照的是朱次琦。在廣東學術史上，朱次琦與陳澧齊名，但他以不就學海堂學長之職的姿態，刻意與學海堂劃清界限。朱次琦在去世當年知道自己難以在生前完成計劃中的學術著作，乃把書稿盡行焚毀，故其傳世的著作不多。作者難以詳細勾勒朱次琦的經歷和思想，但他靈活地運用了朱次琦為自己宗族編纂的《朱氏傳芳集》和其他一些零碎的材料，向讀者展示朱氏世居的南海九江鄉的經濟和社會實力，如何讓朱次琦不必依靠學海堂也可建立自己的學術聲譽。其實，在經學研究取向方面，朱次琦和陳澧在很多方面不謀而合，他也追求漢宋調和，也在考據學方面顯示過他的功力，但他對于學海堂制度化的考據學訓練乃至省城的學風，卻因為無須依傍學海堂而能夠作出更直接的批評。相對于陳澧在理念上強調自己的“江南”根源，而實際上立足于廣東省城的自我定位而言，作者特別借用了朱次琦又名“九江先生”這個事實作為比喻，辯證地總結了朱次琦自身作為一個文人與其所生產的文本的關系——他參與編纂《朱氏傳芳集》《九江儒林鄉志》等地方文獻，讓九江朱氏傳芳百世；他焚毀書稿，讓他自己——朱九江——千古留名。這些地方性的資源，正是陳澧所缺乏的。

“地方”除了是一種資源，也是一種意識，這種意識往往是通過文本制作來表達的。學海堂人以秉承來自江南的考據學風標榜，他們很快地也靈巧地用上考證的方法，研究本地的事物，重寫本地的歷史。麥哲維以學海堂學長吳蘭修和梁廷枏分別編修的與南漢有關的史地和金石著作為例，展示學海堂學者如何運用嚴謹的考證方法，實地搜尋相關的金石碑刻，表現出此時期的廣東學者除了積極參與編纂廣東省的方志而逐漸形成一套地方歷史的論述外，還有能力追溯更早的可以說是屬于廣東自己的“朝代史”。麥哲維注意到，吳蘭修在撰寫《南漢紀》等書時，用的是南漢的年號而非宋代學者認為屬“正統”的五代年號，但他畢竟沒有稱南漢的君主為“帝”，而只是以“漢主”稱之。此外，學海堂學長譚瑩在行商伍崇曜的支持下從1831年至1863年陸續編輯出版的《嶺南遺書》，也可說是在重建一部廣東學術史。借靠伍氏家藏以及譚瑩和其他學海堂人匯集起來的資源，《嶺南遺書》著重收入一些孤本和珍本，甚至重輯一些散佚的文獻，時段因而可以上起漢下迄清。與順德人羅學鵬1805年開始籌備編輯從唐迄清以理學傳統為軸的《廣東文獻》相較而言，《嶺南遺書》似乎呈現出一部更“完備”的廣東學術史。

然而，“地方意識”或“地方特色”的表述必須維持某種平衡，并且在言說上不能偏離當時的正統。一般有關學海堂學術取向的討論，皆強調當中好些學者“漢宋調和”的主張和貢獻，甚至認為是晚清廣東學術的特色。但麥哲維提醒讀者，無論學海堂如何包容程朱之學，其每年慶賀誕辰的對象只有兩人——阮元和漢儒鄭玄，可見推崇實學的主張是相當明顯的。此外，在阮元的積極推動下，《學海堂集》收入了不少學海堂人的詩歌作品，這些詩賦或多或少是學海堂人展示其考證功力的媒介，題材也有不少是詠贊本地事物的。麥哲維在蔡鴻生教授某次學術發言的啟發下，注意到盡管阮元對廣東學人的詩作表現得頗為欣賞，但實質上他對廣東的學術和文學傳統并不真心折服——當學海堂人大寫“嶺南荔枝歌”時，阮元卻獨贊楊桃更是清妙！

清中后期的中外交戰和社會動亂向來是中國近代史最關心的議題，甚至可以說是“中國近代史”這個命題之所以成立的重要基礎，這也是魏斐德《大門口的陌生人》和孔飛力（Philip Alden Kuhn）的《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 - 1864）的主題所在。學海堂在越秀山上經歷了最初十數年的風光后，便陸續見證著鴉片戰爭和各種社會動亂。前人研究學海堂，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其始創階段，對于鴉片戰爭后學海堂作為一個學術群體的存在的情況較為忽略，麥哲維在《學海》的下半部分，詳細鋪陳了學海堂在這段時間的發展情況。咸同年間，學海堂第一代學長陸續辭世，省城和珠江三角洲天災戰亂頻仍，學海堂由盛轉衰而又復興。第二次鴉片戰爭時，省城為英法聯軍所據，位于越秀山上的學海堂和其他樓房被毀，絕大部分的學海堂學長如陳澧者，由于并非出身于珠三角腹地，一旦被迫離開省城，便無處容身，只能暫居友人家中。兩次鴉片戰爭后，學海堂學長更像精明的投資人和經營者，他們購買沙田，收取租金利息，建立惠濟倉，并以這些收入重修學海堂，重印道光《廣東通志》和《皇清經解》，刊行新一輯《學海堂集》。重修之后的學海堂，其地理和學術位置再度得到鞏固；為商人子弟而設的應元書院也在此時建立，而學海堂人也獲邀參與建立及主持新的書院。在鹽運使監督下建立的菊坡精舍，便由陳澧主持，學海堂專課生的模式也在這個新的機構中發揚光大。麥氏比照《學海堂志》和《應元書院志略》的繪圖，指出時至同治年間，學海堂與菊坡、應元二書院在越秀山上鼎足而立，儼然形成一個學術集群（academic complex）。

以“華南”作為一個具有分析意義的歷史單元的這種研究視角，使學海堂這后半段的歷史的意義超越了學海堂作為一個機構的歷史，也突破了華南史作為地方史的藩籬。書院并非不食人間煙火的“純學術”機構，與其他社會組織一樣，它也需要經營，也會為經營者和參與者贏得有形或無形的利益。紅巾軍之亂期間，長期在省城定居的番禺士紳李光廷回鄉募集資源，興辦團練，他后來在1863年獲委任為學海堂學長，大抵不是由于他的學問，而是因為他的社會背景。要知道，不論是魏斐德抑或孔飛力，其代表作的主題雖然都有一個“亂”字，但實際上探討的是制造和應付種種動亂的地方軍事化的社會機制與經濟基礎。從這個角度看學海堂，有助于加深我們對晚清地方領袖和社會組織的能動性的了解。特別值得留意的是，麥哲維對學海堂后半期的發展的討論，無異于打開了一扇窗戶，讓讀者重新思考中國近代史。他指出，在這個一般通史稱為“同治中興”的時期，中央政府呈現的也許不過是回光返照，但各地的地方精英卻在這個時候通過重新整合資源、建立新型的地方管理機構，大大增強了他們在地方上的威信和治理能力，此時的學海堂人和珠三角腹地的精英也不例外。

晚清這種社會的涌動當然不限于華南，我們不要忘記，在“華南”背后，還有一個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更寬廣的南洋、西洋、東洋，乃至太平洋彼岸的華人世界，在同光年間源源不斷地匯入資金和其他資源，通過口岸城市的網絡，滲透至鄉村社會。麥哲維用“同治中興”這個中國近代史的熟語，提醒我們“華南”這個地理單元如何跨越華南，讓我們看見“中國”。學海堂及其所立足的廣東省城以及珠江三角洲的社會組織和網絡變幻的歷史圖像，更教我們一再回味魏斐德那句話——“世界史織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織出了世界史，而中國也改變了”。

是的，中國改變了，世界改變了，我們在近代史的教科書中見到，在鄉村廟堂里的碑刻和牌匾上也見到。地方史研究的意義，必須在放眼世界、環顧中國的視野中尋找。當麥哲維在20世紀末開展學海堂的研究時，以香港及粵閩地區的歷史文化為主要對象的“華南研究”已經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就好比他說在阮元到任廣東，大張旗鼓地興辦學海堂的前夕，省城并非文化真空一樣，“華南研究”為他的研究鋪墊了一個厚實的基礎。如果讀者因為麥哲維這部著作以“本地”和“廣州”為題，而以為它的視角囿于一隅，有失“代表性”的話，那是未能了解“華南研究”在通過地方歷史進程來揭示許多大歷史的重要關節方面已經取得的成果，或會誤讀了麥哲維的用心所在。

也許我們不應把話題扯得太遠，而應該把目光仍然集中在學海堂上。以今天學界的關懷而言，同樣的話題也許通過研究團練社學、宗教組織、商會會館更能發揮和展開，麥氏研究一家書院，在二十世紀末似乎不夠“時髦”。在英語學術界，要對同行解釋自己研究清代廣州的一個書院，是要費很多唇舌才能說得清楚的；在人人都熱衷于研究底層社會的時候，說自己研究一群書院學長，似乎也顯得很不合時宜。不過，我們必須明白，要理解王朝時期的讀書人，談何容易！我們既不讀經，也沒有多少人會賦詩填詞，難與古時文人身處同一境界。在《學海》一書里，我們看見麥哲維盡了很大的努力，去靠近另一個時代另一種文化的讀書人。他運用他在西方所受的漢學訓練，謹慎比勘文獻，翻譯引文時尤其注意一詞一字的選用；他也不忘將具有普遍意義的社會史課題和中國歷史研究獨有的課題帶進討論，處處不離現代學術的問題意識，既講求考據，又琢磨義理，夾敘夾議，融義理于考據之中。他披覽時人的經學著作，又鉆研各種地方文獻；既熟悉西方學界前沿的討論，又與中國的同行聲氣相通。即使在最后一章，他也沒有干巴巴地作一番學理的議論，而是用夾敘夾議的方式，以數代與學海堂維系在一起的山陰汪氏的經歷為線索，映照學海堂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浩浩蕩蕩的時代洪流中的命運，從中回應貫穿全書的若干主題。麥哲維在治學和行文中所作出的種種嘗試，使得他的這部作品既體現了西方學術著作的語理論辯邏輯，也滲透出中國文史寫作在鋪陳史實間透露禪機的某種風味，在中國近代史研究的英文著作中并不多見。

麥哲維這種努力讓我想起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那場“漢學已死，中國研究萬歲”的討論。面對這聳人聽聞的呼聲，施堅雅（G. William Skinner）和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指出，中國研究的意義，在于其在方法上對社會科學的獨特貢獻。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則針對漢學被認為是“過時”的批評，指出以文獻考據為基礎的漢學所體現的整全性，恰恰是醫治現代學術過度分工造成的惡果的一帖良方。研究學海堂，需要的正是杜希德所提出的具有整全性的漢學訓練，但能夠具備這種學術訓練功力的學者，在今天的學術環境和機制中已屬鳳毛麟角。也許，漢學不該死，問題是如何吐故納新；中國研究能否萬歲，要看它能否在中國自身的傳統中汲取滋潤的養分。麥哲維的這部著作，是平衡社會科學的要求和人文科學的旨趣的一種嘗試，這是我認為它在英文中國研究蕓蕓著作中別樹一幟的原因。

當我知道廣東人民出版社有意翻譯出版《學海》一書時，由衷感到欣喜，但也明白翻譯工作殊屬難事。后來了解到，承此由語言轉換達致思想交流重任的，是曾翻譯《舊中國雜記》（Bits of Old China）的沈正邦先生，即心存樂見其成之望。想起沈先生譯出的《舊中國雜記》，我腦海里不禁浮現該書作者威廉·亨特（William C. Hunter）十九世紀在廣州的種種見聞，不期然想到，麥哲維近年來的研究經歷，也好比當年的亨特一樣，是一幕幕“番鬼在廣州”，但他在文德路的地方文獻館與河南康樂之大學堂浸淫良久，在廣州大街小巷游走穿梭，在酒樓排檔飽嘗羊城美食，故能優游內外，觀之寫之，成此佳作，在我們眼中，他已是廣東省城讀書人的一分子，絕非“大門口的陌生人”了！

【相關圖書】

《學海：19世紀廣州的流動性與身份認同》

作者：[美]麥哲維

譯者：沈正邦

ISBN：978-7-218-19004-4

定價：118.00元 精裝 · 530頁

出版時間：2026年4月

廣東人民出版社 · 萬有引力&嶺南文庫

“世界史織入了地方事件，地方事件織出了世界史，而中國也改變了。”

道光五年（1825年），阮元在廣州城北粵秀山（今越秀山）創辦了一所書院——學海堂。它以專重經史訓詁為宗旨，發展成為19世紀最為杰出的學府之一，使偏于一隅的廣州一躍成為與北京、江浙并立的全國學術重鎮。

學海堂的創立扭轉了嶺南的文化地位，培養了眾多優秀的廣州文人，但僅僅學海堂本身并非作者的野心所在。學海堂不僅是一個學術機構，更是地方社會網絡與資源交匯的舞臺。以陳澧為代表的新移民和以朱次琦為代表的本地大族，借助學術活動塑造個人與地域的文化身份；在鴉片戰爭后，地方精英則通過資助書院復興來重新整合他們在地方上的資源，重塑其地位與威信。

19世紀發生在學海堂及廣州的社會涌動，跨越了廣州城，跨越了華南，讓我們看見了在時代劇變中自我調適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