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喜所：從懷念李時岳先生說到當前的近代化史觀

我知道李時岳先生是從讀他的書開始的。70年代，我剛步入近代史學界，什么書都看，李先生的《辛亥革命時期兩湖地區的革命運動》、《近代中國的反洋教運動》、《張謇和立憲派》等，我都認真學習過，收益頗豐。1980年，李先生在長春舉辦破天荒的首次洋務運動學術討論會，我有幸參加，才將李先生的文與人完美地結合在了一起。他對我這位后生也格外器重。那時，說幾句洋務運動的好話是要冒風險的。但為了追求真理，李先生在討論會上與大名鼎鼎的胡濱先生“一唱一和”,從近代歷史演化的角度，實事求是地論證了洋務運動的歷史地位，在史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后來的幾次洋務運動討論會以及不少重要的近代史學術討論會，我都見到了李時岳先生。會中偷閑，多次得以向李先生求教，在許多問題，包括治史方法等，都給我以很大的幫助。李先生平時話并不多，但總是一針見血，也很樂于與年輕人交朋友。記得1981年在武漢參加辛亥革命70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他和趙矢元教授合著的《孫中山與中國的民主革命》剛出版，為了表示慶賀，李、趙二先生舉行了一次小型的酒會，也請我參加。酒桌上幾位名家，李侃、林增平教授等談笑風生，真是一種只可意會的美的享受。幾杯茅臺過后，李先生談到他喜歡抽煙、喝酒，有人勸他改掉這個嗜好，李先生則講順其自然的事。沒想到林增平教授深表贊同，還講了一個令人捧腹大笑的小故事。其云：從前有一個人死后到閻王老爺那里報到，乞求轉世。閻王問他有何嗜好，他講沒有。又問他喜歡抽煙、喝酒嗎?他講不喜歡。于是閻王爺講，你什么愛好都沒有，就轉生為一頭豬吧!林教授當然不是在提倡抽煙、喝酒，其意在為李時岳先生助興。果然，此故事一講，酒會達到了高潮。在我這位后生看來，這些學界高手真是了不起，不僅學問一流，而且酒量可觀，真大丈夫也!我想，李先生的很多佳作，大概是在酒后乘興而作的吧!俗話講，酒后吐真言。回觀李先生的論著,追求真誠，敢講真話，善于創新，是其特色。即以目前近代史學界較為流行的近代化史觀來講，李先生的推進之功是首屈一指的。

史觀是史學研究的靈魂。史學的發展得益于史觀的更新。只有研究者的史觀在不同時期有新的變化，歷史研究才可能接近真實和全面。在50和60年代，或者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近代史學界流行的是階級斗爭史觀或革命史觀。那時的研究者，幾乎全是在這種史觀指導下從事近代史研究，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包括李時岳先生“文革”前的作用，都是在這種史觀指導下取得的。當然，不能講這種革命史觀有什么錯誤，只是講在特定的一個歷史時期，人們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去揭示近代中國的歷史的一個方面，為那個特定的社會現實服了務。隨著現實的發展，尤其是1978年后改革開放的起步，要求人們從新的側面去認識近代百年，去挖掘近代歷史的寶貴經驗，于是就要求史觀有大的突破。善開風氣之先的李時岳先生，沖破各種阻力，為從近代化或曰現代化的新的思想角度去認識中國近代史大聲呼喚。他曾提出一個重要論點，認為近代中國從主權上看是一個向下沉淪的半殖民地化過程，但從社會演變上看是一個半資本主義的向上發展的過程，這個半資本主義即是早期的近代化或現代化，應從這種社會進步的角度重新認識近代中國社會。他又主張以洋務、維新和辛亥革命為主線去評述近代中國的歷史，后又加了一個太平天國，其實不是其本意。我想不加可能更好，實際上太平天國的歷史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通過洋務運動來體現的(這一點我今后想寫文章加以論述)。總之，李先生否定了以往的用革命史觀去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傳統模式，代之以近代化史觀去重新思考近代中國社會。80年代以來，李先生的許多論著,皆以此為思想指導，因而對近代化史觀的廣泛傳播起了巨太的推進作用。誠然，在近代史學界，和李先生這種觀點相同的人很多，但像他這樣可稱得上一派代表人物的則畢竟是少數。李先生作為近代化史觀的開創者之一，是當之無愧的。

回顧近20年中國近代史研究中所開辟的新領域和取得的新成果，都和近代化史觀的確立密不可分。今后的相當一段時間，這種史觀不會過時，而且還將獲得更大的新成就。從歷史的角度看，這是近代史學發展的一個新階段。當人們欣慰地回顧這一繁榮的近代史研究的黃金時期的時候，或者為今后的近代化研究取得新進展而慶祝的時候，一切尊重歷史的人們，自然會深深懷念李時岳教授。

(作者系南開大學歷史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來源：《李時岳先生紀念文集》，遼寧古籍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