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東 李春穎：李時岳與汕頭大學的歷史學科建設

1984年12月我在東北師范大學歷史系碩士畢業后，本來已決定留校工作，突然聽說在長春讀書時就久仰盛名的李時岳先生調任新建汕頭大學副校長并兼任歷史系主任，心向往之，遂寫信聯系。而身為汕頭大學第一屆領導班子成員的先生正為汕頭大學的創建廣攬師資力量，經考察后欣然同意接受，我們遂舉家南下，成為恢復正式高考制度后來到汕頭大學的第一位碩士研究生，以前我從未到過汕頭，時值汕頭大學創業階段，工作和生活條件都十分艱苦，一下子從白山黑水的故鄉來到陌生的粵東海濱，遇到許多困難，一度產生動搖，是先生在工作和生活上對我多方鼓勵，方使我安下心來，決心留下來為汕頭大學的發展作出貢獻。時光如白駒過隙，轉眼過去十多年了，但在先生教誨指導下工作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先生為人剛正、治學嚴謹，對待同事真摯誠懇，對待學生循循善誘，贏得全校師生的尊敬。在任期間為汕頭大學的教學和科研方面傾注了滿腔心血，特別在領導文科的學科建設、提高人才培養質量等方面取得重大成效，這些是給我們留下的最深印象。

一 加強歷史學科建設

歷史學是人文科學中歷史最悠久、知識最密集的學科。馬克思、恩格斯將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發展的一切過程，都看成歷史學的研究對象，人類所積累的全部經驗都是歷史知識，歷史學就是通過這些歷史知識的綜合研究，揭示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具體表現。所以歷史學所表現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又是一個時代科學研究總體水平的體現和反映。

歷史學的地位和作用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學術功能，即歷史研究的發展可以推動整個文化事業的發展，豐富和提高人類的認識能力；二是社會功能，即歷史研究通過它所揭示的人類社會生活的規律和哲理，對當代社會產生影響。李時岳先生是著名的歷史學家，對歷史學科進行了多方面、多層次的建設。

中國是以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被強制拉入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落后使中國挨了打。當歐洲出現資本主義曙光的時候，中國仍然沉睡在封建主義的漫漫長夜中。而封建統治者仍然妄自尊大，固步自封，閉目塞聽，閉關鎖國，造成對世界的愚昧無知。在這樣的形勢下，地主階級中出現了一批有識之士，提倡通經致用，揭露政治危機，講求興利除弊，就成為順應歷史潮流，有功于社稷民生的杰出人物。洋務運動及維新運動及參加人士，是中國近代史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卻長期被視為歷史之反動，只有在“四人幫”被粉碎之后，先生率先提出“洋務運動及洋務派是中國社會歷史進步的階梯之一”的觀點，并引發了一場頗為激烈的爭論，贊成或同情者認為勇氣可嘉，開拓了中國近代史研究的新路；反對或懷疑者卻認為是離經叛道，背棄了對中國近代史基本線索和基本道路的認識。先生充分發揮了在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的領先地位，引進人才，擴展圖書，使歷史系的中國近代史建設成為當時汕頭大學惟一的省級重點學科。

汕頭是中國重要的港口城市，五大經濟特區之一，著名的僑鄉，具有悠久的人文歷史、明顯的地方特色和較強的經濟基礎。隨潮汕地區經濟、文化的迅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深入，潮汕地方史的研究日益引起重視。這不僅因為潮汕地區政治、經濟和文化的發展是整個中華民族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過程中一個不可缺少的、富有特點的組成部分，也是因為潮汕與海外的聯系歷來十分緊密，是著名的僑鄉和對外貿易口岸，在中外經濟、文化交往中長期發揮重要作用。

先生認識到，歷史研究若不與現代社會嫁接，不在現代社會中尋找自身存在和發展的合理土壤并實現有機結合，那么這種傳統學科不管有多寶貴、多大價值，也將難以保存發揚，史學在為政治和社會服務的同時，也應為經濟的發展服務，應盡力發掘與本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密切相關的課題。這是潮汕地區人民的希望，是新形勢的要求，也是史學工作者責無旁貸的義務。對歷史的闡述是對現實的思考和對將來的參考答案，加強史學的應用性研究，支持將史學研究與現實的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結合起來，獲得海內外的熱情支持，加速經濟發展；同時研究本地區歷史發展特點和規律，以及這些特點對當代社會的影響，給人以借鑒和啟示。“述往事”,“思來者”,從而把握中國在現代化建設中允許各地區實行一系列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有利契機，發揮中央和地方的兩個積極性，對當前進行的改革開放提供歷史借鑒，真正發揮歷史研究對現代化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的借鑒作用。因此先生充分發揮汕頭大學歷史系在潮汕地區歷史研究中的“龍頭”作用，積極支持華僑史和地方史的研究。在汕大歷史系建立了以潮汕文獻為主的古文獻研究室；在《汕頭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開設了“岑東人文”專欄。在慶祝汕頭市華僑歷史學會成立的會議上，李時岳先生代表汕頭大學歷史系表示熱烈的祝賀，并決定將華僑史的研究作為重點研究方向之一，積極與汕頭市的有關機構相聯系，將汕頭大學歷史系、韓山師專等高等院校的專業研究人士和汕頭市歷史學會、汕頭市華僑歷史學會以及各縣市眾多基層工作干部和業余文史愛好者聯系起來，使潮汕史研究逐漸引起人們的重視，發表出版了一批論著,整理了一批文獻資料，改變了以往缺乏相應的組織協作和系統深入的研究，作為研究基礎的文獻資料的整理發掘比較薄弱等弱點，為今日潮汕文化研究的欣欣向榮創造了條件。

二 培養高素質的教師隊伍

中國自70年代末、80年代初開始的改革開放，從其根本的目標和目的上看，就是使中國從前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變為現代化的發達國家，而實現這一目標和目的根本途徑和手段，則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種目標和手段、途徑和手段，既蘊含世界性的共同問題——現代化和市場經濟問題，也表現為當代中國所要解決的特殊問題——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變為現代化的發達國家和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正是這種重大的時代性課題和民族性課題，給每一個中國人特別是思想界和理論界帶來深刻的影響。

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意味著將市場價值規律作為調節全部社會關系的基礎，市場經濟就像一只無形的手，不僅調控著經濟領域，而且把包括歷史在內的人文科學也同樣納入了市場，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所指出的，“撕去封建社會的田園詩般的溫情脈脈的面紗”;“抹去了一切職業的靈光”;“把一切都沉浸到金錢的水火當中去”。歷史學科受到冷遇，招生和分配都遇到困難，也使從事歷史學研究的教師隊伍受到很大的沖擊。

先生認為，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文化分化為感覺文化、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三個層次，表現為代表理想性的高層精英文化與代表現實性的大眾文化之間的矛盾，即理想性與現實性的矛盾。在市場經濟的制約下，價值規律代替了藝術規律，文化日益大眾化、平民化、工業化和商業化，無疑征服和擁有了大多數青年。這與市場經濟的發展、科學技術的發達、教育程度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提高、閑暇時間的增多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文化不再是少數精英階層所獨具的東西，變化是深刻的，體現了巨大的歷史進步性。但它的局恨性又表現了相對主義的盛行、感覺文化的泛濫和終極關懷的迷失，平庸代替了高尚，宜泄代替了涵養，這又是大眾文化無法避免的內在否定性。而包括歷史學科在內的精英文化正是作為大眾文化的內在否定性而存在的，因為它具有明顯的理想性、批判性和超越性，批判地對待市場經濟以物為基礎而造成的種種負面作用，力圖使現實變得更加理想。這種當代社會思潮的雙重性體現了社會對文化人和文化生產的沖突及雙重性要求。一方面，社會需要文化人和文化生產適應社會的現狀，滿足大眾的需要，使理想現實化；另一方面，社會也需要文化人和文化生產發揮理想性的引導、批判性的反省和超越性的社會調節功能。這種文化人和文化生產的分化，既構成了高層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是一種互補和融合，使中國的現代化在理想與現實的矛盾中健康發展。今后中國文化發展的道路，就應該是高層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的并存、互補和融合的局面，既不能只重精英文化的浪漫主義，也不能大搞庸俗化的現實主義，在正視這種前提下有一種正確的引導，才能在社會主義市場進程中逐步提高整個中華民族的素質，“人的現代化”與“社會現代化”同時展開。

因此先生多次強調，在以物為基礎的市場經濟中，面對燈紅酒綠的消費世界，在市場經濟拜金主義流行的大潮中，史學工作者要認清自身的地位和價值，要有長期“坐冷板凳”的決心和勇氣，隨文化的主體—知識分子階層分化成技術官僚、文化明星和孤寂的學人，技術官僚、文化明星是大眾文化的代表和生產者，適應現實的需要，推動了市場經濟和大眾文化的發展。人文學者作為精英文化的代表和生產者，需要與現實拉開一定距離，從歷史宏觀的視野去俯瞰現實，對現實進行批判性的反省和理想性的引導。這種文化和文化人的分化，既構成了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沖突和撞擊，又是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的一種互補和融合，使中國的現代化在理想和現實的矛盾中健康發展。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這些甘于寂漠、甘于貧寒、孜孜不倦、繼續探索，為提高全民族的素質而努力鉆研的學者，就顯得更加高尚而可貴。也正是在先生的身體力行和領導教誨下，不僅堅守史學的陣地，歷史系的教師隊伍也在相當長的時期里保持了團結和穩定，在傳統的理想主義和當代功利主義中保持了平衡和必要的張力。在發揮市場經濟的正面效應、抑制其負面效應，加強物質文明建設與精神文明的建設，幫助青年學生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理想中，發揮了積極作用。

三 重視學生的培養

李時岳先生非常重視對學生的培養和教育，將提高學生的知識結構和智力結構放在首位，以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學生需要建立一個什么樣的智力結構和知識結構?先生一直認為：以最佳方式調整和組建智力結構和知識結構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學生的科研能力和工作能力，這種能力的具體表現就是對資料乃至社會的觀察、判斷、聯想、思考和說明的過程，這里包括記憶能力、思維能力、創造能力和表達能力在內的綜合智能。

智力結構能否適應社會的發展，主要取決于一個時代的科學技術的發展水平和個人的努力，由于每個人的稟賦和時間經驗的不同，人與人之間有著高低強弱的差別，所以這種構成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可以調節的。調節的關鍵是合理的知識結構是智力結構的基礎，思維能力是智力結構的核心，表達能力是智力結構的效驗。李先生認為，能否建立一個合理的智力結構和知識結構，除掉個人的天賦外，主要依靠后天的經驗和教育，所以大學的教學體系和內容就成為關鍵。高等教育的趨勢是實施通才教育，強調文理科綜合素養，并把包括歷史在內的基礎教育放在重要的位置，因為“具有豐富知識和經驗的人，比只有一種知識和經驗的人，更容易產生新的聯想和獨到見解”。強調知識的多樣性和整體性，已經成為當今世界人才培養的主要趨勢，這既對歷史學是一種鼓舞，也是一場挑戰。為使學生建立起理想的知識結構，先生在課程的設置上力圖達到主體學科知識、相鄰學科知識、理論和方法論知識與信息知識的結合，使歷史系學生的知識結構具有一定的廣度、深度和跨度，得到多種學科知識的訓練，以博帶專，一專多能，既要定向積累，又要善于轉移，跨出專業局限，從相鄰學科領域尋找突破口，插枝嫁接，異性繁殖，適應社會的需求和發展。

先生還認為，高校教育質量的高低固然與教學管理、制度、學生來源、教學設備等各方面有關，但“一個學校能不能為社會主義建設培養合格的人材，培養德智體全面發展、有社會主義覺悟的有文化的勞動者，關鍵在教師”。先生強調，對大學生的熱愛是熱愛教育事業的集中表現，是衡量教師職業道德的試金石。教師應從內心深處熱愛自己所從事的職業并以此感到自豪，大學生是祖國的未來，高爾基稱：“天才是由于對事業的熱愛感而發展起來的。”在課堂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主要體現在教師與學生之間，即師生關系，師生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在課堂上的反映，這種關系是以“傳道、授業、解惑”為中介，以適應社會的需要和發展。所以在課堂教學上，教師要以清醒的頭腦、寬容的胸懷、深厚的師愛，對學生全面負責，對祖國負責，精心培育人才，既有園丁和伯樂的高尚品德，又有“春蠶”和“紅燭”的自我犧牲精神。真正建立起正確平等、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愛護的師生關系。

先生進一步指出：要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就一定要有淵博的學識，在業務上要有扎實、深厚的知識基礎，要樹立終身學習的思想，不斷更新和完善自己的知識結構。教師的知識越深厚，經驗越豐富，就越能把所授學科的知識講授清楚，引導學生牢固地掌握知識。還要學習教育理論和教學技巧，熟悉教學方法，懂得教育規律。在精通自身講授課程的基礎上，掌握一定的教育學和心理學的知識，具有駕馭、調節課堂學習氣氛的本領，通過自己的語言、手勢和情感，把握學生的注意力，調動學生的學習情緒，并根據學生的反饋，及時調節教學環節，把課堂教學的主動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對此李先生重視對教師的要求和提高，為加強歷史學科的建設，李時岳先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如積極調入急需人才，端正和發揚學術風氣，舉行一系列的學術活動，如觀摩教學、學術講座等等。我有幸聆聽了先生親自開設的許多高水平的課程和學術講座，其強烈的心靈震撼和啟迪使我受益終生。

在那一階段，條件雖然艱苦，但是由于李時岳先生高超的領導藝術、強烈的人格感染和卓越的專業水平，全系上下團結一致，艱苦奮斗，為汕頭大學的人文學科作出了貢獻，這也成為我們一生中難忘的經歷。

四 結 語

在李嘉誠先生的支持下，經全校師生員工和各級領導的共同努力，1996年汕頭大學順利通過國家“211”工程部門預審，全校一片歡騰。當然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第一步，更加艱苦的努力還在后面，而急需解決的問題之一就是如何加強人文學科的建設。高等院校與大中專畢業生最根本的區別，就在于前者側重于人的素質培養，后者側重人的技能的培養。如果要將汕頭大學辦成全國重點大學，單憑科學技術上的努力是不夠的，還必須發展人文學科，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和思想素質。

人文學科是規范人們的思想和行為的各種理論系統，是文明的積淀和人類認識史的概念結晶。理論在一個國家“實現”的程度取決于這理論滿足這個國家“需要”的程度，理論只要徹底，就能說服人。所以在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在培養高質量的21世紀的人才中，人文學科具有重大的的社會功能，可以“縮短”并且“減輕”社會“生育過程的陣痛”,結合中國的國情與改革、傳統與創新、現實與未來，引導青年學生成為合格的人才。

姑不論國內清華大學等著名的理工科大學都在大力發展人文學科，而國際上商品經濟高度發展的歐美乃至港澳地區的高等院校中也無一不設立歷史學科，都是明證。歷史學科在人文學科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其他學科無法取代的地位和作用，如果說歷史專業的招生和分配尚有待時日，但是以歷史為中心的人文學科的課程重新出現在汕頭大學的講臺上，則是發展人文學科，提高學生的綜合素質和思想素質必不可少而又迫在眉睫的事情。我們相信，通過多方面的努力，待到汕頭大學辦成“實至名歸”的重點大學之際，也一定是開汕頭大學人文學科之基的李時岳先生含笑九泉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