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經典的域外譯介、詮釋與影響”學術會議紀要

2026年4月11-12日，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國際道家研究中心邀集中國哲學學科與外語學科的學者，在珠海舉辦“道家經典域外譯介、詮釋與影響”學術會議，以推動中國哲學學科的學者深度關注道家經典和思想在域外的譯介和詮釋問題，助益外語學科的學者進一步通透理解道家思想的精準本義和復雜衍變。這是中國哲學與外語兩個學科的學者聚焦道家經典和思想域外傳播問題的第三輪學術對話。

會議開幕式由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鄧聯合教授主持，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陳霞研究員、寧波大學外國語學院辛紅娟教授、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李大華教授致開幕辭。陳霞研究員指出，“十五五”將提升中華文明的傳播力、影響力確立為文化建設的重要任務，道家經典和思想具有廣泛的跨文化適應性，可以成為提升中華文化傳播力、影響力的重要載體。辛紅娟教授反思了當代學術翻譯者缺乏人文社科素養的現狀，她認為，人文性、思想性應是外語學科在人工智能時代的自覺追求。李大華教授指出，翻譯道家經典的困難不僅在于語言差異，還涉及對經典本身的理解，特別是古典語言中的隱喻與一詞多義等現象，是翻譯活動中必須面對的問題。

本次會議共有六場學術研討。第一場研討由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郭美華教授主持，華東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武志勇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陳霞研究員、蘭州大學哲學社會學院李庭綿教授、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才清華副教授、暨南大學哲學研究所羅啟權老師先后發言。

武志勇從傳播學角度分享了他對老子思想域外傳播問題的思考。他認為，老子思想的傳播除了要重視共通的傳播理念，還應開發、培養新的傳播主體，引領傳播活動、消除外界誤讀，并全方位開拓如社交網絡、短視頻和直播平臺等新媒體傳播渠道，實現傳播主體的多元化、現代化；另一方面，老子思想的傳播路徑也要從“文學文本”“文化文本”轉向“生活文本”，推動以老子思想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更好地“走出去”。

陳霞從“道”“物”關系角度深入分析了金岳霖對道家哲學的繼承與突破。具體來說，金岳霖不僅活用了“道”“物”等道家哲學概念，還用現代邏輯對其進行了嚴格界定。圍繞“式”和“能”兩個核心概念，并引入時間關系，金岳霖構建了從“道”到“物”的“道演”體系，從而邏輯地展現了“道”“物”間的發展、演化及復歸過程。其當代價值在于，金岳霖在融匯中外哲學和現代科學成就的基礎上，堅持中國哲學的主體性，為構建中國哲學自主知識體系提供了重要參考。

李庭綿從袁艾、劉笑敢教授主編的《道德經哲學導讀》（Dao Compan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the Daodejing）關于“德”概念的分析出發，引入中國哲學大語言模型“齊物智算”的語義網絡分析結果，并結合當代學者對“德”字原始義項的研究指出，英文翻譯中將“德”理解為“道德”的傾向，實際上忽略了其于西周及道家政治哲學中作為一種“政治效能”與“統治技術”的底色。從西周的“明德”到《老子》的“玄德”，其中體現的是權力的技術化轉型，而非單純的倫理升華。

才清華以“翻譯中的意義再造”為主題，探討了《道德經》英譯本中“圣人”概念的多維呈現。她認為，所有《道德經》英譯本根據翻譯動機和產生時間大致可分為五種類型，它們對“圣人”概念的界定有相當大的區別。中文語境中，“圣人”是侯王取舍的典范，有明顯的政治屬性，而英譯本中這種政治意涵并非唯一共識，譯者在譯介過程中不僅淡化了《道德經》中“圣人”的政治色彩，還進一步從宗教、性別等角度展開了對“圣人”的理解和詮釋，從而在實際意義上通過翻譯行為對這一概念進行了意義再造。

羅啟權以陳榮捷《老子》翻譯中對“自然之道”等核心概念的譯釋為切入點，展現了陳氏所闡發的老子道論哲學，并探討了中英多重互譯中的一些普遍性問題。他指出，學界對陳榮捷《老子》翻譯的理念與實踐已有關注，但缺乏對其譯釋中所蘊含的哲學詮釋的研究。更好地回譯陳氏的《老子》譯釋，需以“研究型翻譯”精神為基礎。

第二場研討由北京大學哲學系許家瑜老師主持，深圳大學人文學院李大華教授、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郭美華教授、北京師范大學哲學學院蔣麗梅教授、中山大學外國語學院李春草副教授、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碩士生周若萱發言。

李大華通過分析“自然”“秩序”概念及其關系，認為《老子》的“自然”并非“大自然”，而是“自然而然”，其本質是指事物的自我實現；“秩序”有兩種情形，即對象自身擁有的秩序和人加諸對象的秩序，而秩序的理想形態是對自然秩序的遵循。他進一步指出，《老子》中的“道”可以翻譯為“自然法”，即事物自身固有的秩序法則；人為秩序的正當性應以自然秩序為根基，方能形成合乎事物自身特性的良好秩序。

郭美華以“道通為一”“復通為一”之“通”為進路，呈現了老莊哲學中“道”與“德”的深刻內涵與開放性聯系。他指出，傳統上對“道”與“德”的關系有兩種解釋進路，一是在宇宙生成論意義上將“道”視為“德”產生的根源，一是在本體論意義上將“道”視為“德”的根據或原則，二者都以作為總體性意識的“道”消解了作為個體性生存表征的“德”。他認為，“德”作為個體的有限性原則，需領悟自身的有限性并開放自身；“道”作為無限性的整體原則，不應被任何個體占有，而應平等地向所有存在者開放。這種雙重開放性即是“道”與“德”之“通”。

蔣麗梅探討了《莊子》“無窮”概念的英文翻譯和理解問題，指出“無窮”多被譯解為“無窮盡”“無邊界”或“無限”“無始終”，這些譯解未能將《莊子》“環”“復”概念的涵義完全譯出。她認為，對“無窮”的理解不應停留在概念層面，還應與道家的往復思維相關聯；《莊子》的“環”“復”概念在具體層面呈現出了“無窮”之所以可能的路徑，而在英譯本中“環”“復”往往被翻譯為實體性概念，并沒有充分呈現“環”的循環性與“復”的反復性意涵。

李春草考察了日本文學家谷崎潤一郎思想的前后轉變，并對其小說《麒麟》進行了分析，詳細呈現了其對道家思想的接受與詮釋。她指出，谷崎潤一郎早年接受儒家經典教育，認同儒家道德觀，主張文學應建立在道德基礎上。在個人主義思潮與新傳入的尼采思想影響下，日本知識界普遍開始懷疑并重估既有道德，谷崎潤一郎雖認同尼采對道德律令的反對，但并未簡單繼承尼采思想，而是通過道家尤其是莊子思想完成了對它的深層轉化。

周若萱分析了亞瑟·韋利（ArthurWaley）《道德經》英譯引言的思想背景，指出韋利將“道”“德”等概念追溯至祭祀、征兆、回應等儀式經驗是基于一種宗教儀式“前理解”的解釋框架。在此框架中，韋利將“道”的不可言說性、整體性等特征與神秘經驗相聯系，使“道”的詮釋由概念界定轉向實踐與體驗。她認為，韋利的《道德經》譯本可被視為一種基于“前理解”而展開的意義建構過程，而非單純的語義再現；通過考察其意義重構，不僅有助于深入理解譯本的思想特征，也為反思中國經典跨文化傳播過程中的意義轉化機制提供新的切入點。

第三場研討由復旦大學哲學學院才清華副教授主持，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于雪棠教授、北京理工大學（珠海）王子安（Christian Nordvall）老師、北京外國語大學歐洲語言文化學院李穎副教授、四川大學外國語學院王朔副教授、重慶大學外國語學院路斯琪副教授依次發言。

于雪棠注意到，西方漢學家在討論《莊子》時常給它貼上理性主義、非理性主義、反理性主義等不同標簽。她認為這些標簽與哲學思潮的發展密切相關；加諸《莊子》的標簽雖然不同，對它的核心理解有時卻并未發生大的改變。由于《莊子》文本及其思想的豐富性，它可以與不同時代、不同哲學理論下的精神現象產生連接，因而不同的哲學思潮就會引發對《莊子》思想不同維度的闡發。

王子安介紹了瑞典漢學家馬悅然的學術經歷，并評析了其遺著《莊子》譯本。他提到，馬悅然至少在2018年就已開始翻譯《莊子》，但由于天不假年，他未能完成此項工作。其遺著主要停留在確定每個字的意思，在前后句子邏輯關系的明晰上尚有待改善。例如“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一句，馬悅然譯為“Our life has a limit, but our knowledge is limitless”，后句多出的“our”使整個句子的意思偏離了原文。

李穎通過比較四種芬蘭語《道德經》譯本對“道”“德”“無為”等重要概念的翻譯，指出不同譯本的差異并不是由于芬蘭語詞匯本身的限制，而更多源于譯者各自的解釋傳統和哲學立場。在此基礎上，她通過對《水的記憶》《宦官》兩部芬蘭語小說的解析，揭示了道家思想在現代生態小說中的深層影響，并由此梳理出了一條中國哲學跨文化影響的清晰路徑：漢學家譯介—作家借鑒創作—普通讀者接受。

王朔發現《道德經》在俄羅斯的翻譯與傳播與其社會變遷有密切關系，特別是在1991年后，相關譯介活動迎來一輪熱潮。這一時期有大量的中國文化愛好者參與到了對《道德經》的翻譯之中，盡管他們的翻譯具有較強的主觀性，但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道德經》的大眾化與普及化。關于《道德經》在俄羅斯的研究情況，她認為俄羅斯學界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注重對“道”“德”“無為”等關鍵詞的分析，這與其長期以來重視觀念分析的學術傳統密切相關。

路斯琪提出，對19世紀《道德經》法譯史的研究可從多個維度展開，既可將其作為研究對象，以呈現法國理解中國思想的進路，也可將其作為研究工具，以分析中法文化交往中的權力關系，揭示翻譯背后的文化、經濟和政治邏輯。她認為19世紀法國譯者對老子思想的運用，共同建構了一個符合歐洲想象和需要的他者，以服務于對法國自我認同的鞏固，并為其全球支配地位提供意識形態辯護。

第四場研討由寧波大學外國語學院辛紅娟教授主持，合肥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張照老師、西南大學外國語學院唐雪副教授、重慶郵電大學國際學院徐倩副教授依次發言。

張照以16世紀末至19世紀中期西班牙語文獻為中心，梳理了老子形象在西班牙語世界的早期生成與演變過程。她認為老子進入西語世界并非中國思想的直接移入，而是在跨語言和文化的傳播中經由不同時代文本的轉述和闡釋，逐步形成的基于異域語境的認知形態。從早期文獻的模糊呈現到19世紀以來逐漸被塑造為長于哲思的東方智者，再到被納入廣闊的世界思想敘述，老子形象的流變折射出中國經典海外傳播中意義遷移、話語轉化與知識重組的復雜軌跡。老子在西語世界的早期傳播史不止是形象史、接受史，也是一個值得從知識滅絕（Epistemicide）視角重新審視的跨文化傳播案例。

唐雪梳理了《道德經》德譯本音譯書名的演變過程，并將其分為三個階段：一是1870-1945年的早期探索與“德語化”形成階段，該階段完成了從“多種試探性音譯”到“基本固定寫法”的過渡，“Laotse”“TaoTeKing”成為德語世界最常見的書名音譯組合；二是1946-1998年的主流鞏固與修正性嘗試階段，該階段在傳統譯法之內逐步出現規范意識；三是1999年至今的拼音方案階段，該階段書名音譯轉向遵循中國拼音規范，呈現出“中國化”的趨勢。

徐倩把《老子》所謂“上德不德”與“算法無知”聯系起來，指出當前人工智能倫理困境的根源可追溯到AI系統作為“非道德主體”的根本認知局限，而“上德不德”指向的非強制、非刻意的德性狀態構成了一種否定性的倫理進路，從而與“算法無知”形成深層的對應關系。她認為，“上德不德”的理念可以推動AI倫理從價值嵌入轉向價值生成，“不德之德”提供了對算法偏見的克服路徑，通過“自然無為”可以反思倫理規約的適度邊界。

第五場研討由于雪棠教授主持，寧波大學外國語學院辛紅娟教授、獨立學者張豐乾教授、北京大學哲學系許家瑜老師、大連理工大學人文學院徐強副教授、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朱金晶副教授依次發言。

辛紅娟以斯蒂芬·米切爾（Stephen Mitchell）的《道德經》英譯為對象，聚焦“誤讀”在跨文化傳播中的積極意義，認為米切爾的“誤讀”并非單純的翻譯失誤，而是有意識的話語重構。其話語重構之所以能成功地將“誤讀”轉化為“知識”，與特定的接受語境和社會環境有關，本質上是“誤讀的合法性”與“話語的權力場域”共同作用的結果。這一現象揭示了跨文化傳播中“忠實”與“有效”的深刻張力，為反思中華文化“走出去”的話語策略提供了典型案例。

張豐乾探討了《文子》的海外翻譯與研究問題。他指出，因傳世本與竹簡本的差異及真偽爭議，《文子》研究長期受限，現在學者主要依據1995年《文物》雜志公布的殘缺竹簡。河北省博物院藏有當年整理者臨摹的竹簡卡片及筆記，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參考。海外傳播方面，唐納德·德龍（Donald Sturgeon）主導的“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最具代表性，但部分術語的翻譯存在爭議。當前《文子》研究需突破三大瓶頸：竹簡釋文的系統性公布、傳世本與竹簡本的文本對勘、跨文化翻譯的術語標準化。

許家瑜老師比較分析了《莊子》及其他先秦文獻中“變”與“化”的用法，指出如今被廣泛作為復合詞使用的“變化”在《莊子》中實為不同概念，“變”指時空關系下事況的改動，“化”指物超越時空而維持同一的連續性。在對“變”“化”概念分析的基礎上，許家瑜回應了學界關于莊子哲學中“化”之同一性的爭論，認為唯有在“化”而非“變”，即在變化中的連續同一性而非表象改變的意義上，莊學對于萬物之自由與有限性的探討方能得到深刻展開。

徐強梳理了海外漢學界對《莊子》渾沌寓言的研究，認為其經歷了譯介奠基、哲學深化和多元拓展三個階段，形成了豐富多元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海外學者基于不同的問題意識和詮釋前見，通過概念辨析，糾正了西方學界對“渾沌”與“Chaos”的誤讀，明確了莊子渾沌思想的獨特內涵。徐強指出，通過跨文化對話，中國傳統哲學的普遍價值與當代生命力可得以彰顯，海外漢學界研究構建的多元方法范式為莊子研究乃至中國哲學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論借鑒，是莊學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

朱金晶從神秘學的角度將《莊子》中壺子與女偊寓言的神秘體驗分為四階段：第一階段，神秘體驗者通過滌除經驗，呈現出無生機的狀態；第二階段為生機復蘇階段，“一”不僅作為內向型的自我體悟，更顯現為外向型的實在真理；第三階段，“空”的經驗在萬物調和與時空止寂中實現對實在的轉化；第四階段導向對超越之“道”的解構，轉而順任萬物自然。她認為，兩則寓言均展現了神秘體驗的豐富形態，作為神秘主義核心議題的“一”并非終極之境，而是引向了“一多共在”的萬物調和，并最終導致對“一”的解構與朝向萬物多元性的回歸。

第六場研討由深圳大學李大華教授主持，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彭雨博士后、鄧聯合教授先后發言。

彭雨探討了《老子》“無”“有”觀念的英譯問題。他將《老子》的英譯史分為19世紀的傳教士階段、20世紀中期的漢學家階段、20世紀末至21世紀的現當代階段，并檢討了“無”“有”不同英譯的得失。他強調，沒有任何一種單一的英譯能夠完全充分地翻譯“無”和“有”，但翻譯的多樣性不是失敗，而是思想的生產性資源。

鄧聯合對《老子》的兩個關鍵詞“生”和“無”進行了全面細致的辨析。他把書中“生”的用法歸為三類：一是指出生、生長、生成，如“師之所在，荊棘生焉”等；二是對人的生命狀態的描述，如“出生入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等；三是進一步上升到存在論層面，如“有無相生”“有生于無”等。關于“無”，他將其詞例歸為兩類：一是被大量作為限定詞或否定詞使用，表示對后續語詞的否定或消解，如“無為”“無名”等；二是獨立使用的少數詞例，如“當其無，有車之用”等，指經驗事物的隱性特質，這種詞例中的“無”乃是一種現象性概念，而非傳統認為的本體性概念。

在自由討論環節，與會學者圍繞相關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最后，會議發起人鄧聯合教授對各位學者的發言和討論進行了學術總結，他并且認為，經過中國哲學與外語兩個學科學者的三輪對話，一個研究道家經典域外譯介、詮釋和影響問題的學術共同體已經形成，這個領域未來一定會因此而出現更為豐碩的學術成果。

來源：袁濤（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博士生） 胥子龍（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