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與權力：一個哲學和政治相互沒什么話說的時代

作者｜漢斯·斯魯格（Hans Sluga）

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威廉和特魯迪·奧斯法爾哲學教授，長期從事英美哲學與大陸哲學的交叉研究

人們有時認為用一種真理與權力的一般理論有可能解釋哲學與政治的互動。尼采提出了這樣的理論，福柯近來重新系統闡述了它。所有這些嘗試都仍是有問題的。

尼采通過闡明一種新的形而上學而提出了他的主題。

通過利用叔本華對于形而上學意志的說明，他構造了一幅通過權力意志推動世界走向新的自我實現的圖畫。那幅圖畫可能很迷人，但他并沒有做到用權威的論證來支持它。

他對于權力意志的說明仍然是一個無根據的創作、一個誘人的隱喻、一個藝術的想象。通過更仔細地考察，福柯的學說被證明與尼采的學說一樣有嚴重缺陷。用他的話說，權力變成了一種通過人類社會的毛細血管隱匿地排出的特殊液體。雖然他將自己視為形而上學的批評者，但是他卻求助于在本質上明顯形而上學的并且懷疑的實證主義的酸液能輕松溶解的先天結構。就像在尼采那里，核心隱喻的解釋力是假想的。它對于我們理解福柯試圖將之應用于其上的歷史背景沒有什么幫助。

尼采和福柯的說明仍然是有問題的，這是因為他們把權力（或者權力意志）當作一種單一的、神秘的基質。事實上，我們口中的權力是一個由多種多樣的依賴和相互依賴關系組成的整體，這些關系包括自然的因果關系及社會的和政治的關系，時空順序的關系和制度的、邏輯的以及符號的依賴關系。我們口中的權力網絡是由所有這些十字交叉的相互聯系組成的。因此權力不是形而上學的實質，不是宇宙的能量或推動力，不是實在血管中流淌的魔力液體，而是存在于自然生活中的一個領域。當我們以這種方式規定權力的時候，我們就有資格說全部的人類思想、理解和認識—包括作為哲學的對真理的追求，都被權力的網絡包圍著。我們就有資格說真理是由權力關系制造并維持下去的，反過來它又生成了新的關系。真理與對真理的追求并不外在于權力網絡，并且離開了它就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我們可以斷定，真理與權力是不可分的，即使觀念論傳統宣稱它們是分離的。

這些斷言非常抽象且只有在我們能夠充實它們的情況下才是吸引人的。尼采和福柯對于真理和權力的反思在這方面成就甚微。它們令人尷尬地患上了貧血癥，同樣的話也適用于其他關于權力的一般理論，以及其他建立關于真理與權力的形而上學的嘗試。如果我們要使真理和權力的主題有意義，我們只有通過用歷史術語討論它才能做到這一點。一種權力的形而上學會給我們提供一種廣包的框架來談論哲學與政治之間的沖突，這么想會是討人喜歡的。

相反，我們被迫求助于歷史性的敘述。正如我們發現自己離開了人類歷史就沒辦法描述人性，我們也發現我們自己離開了對特殊的歷史實例的考慮就無法描述真理和權力的相互作用。在這里沒有公式能幫助我們，不存在關于權力和真理的一般反思，不存在宏大的模式——歷史事實必須為自己說話。最后，即使尼采和福柯也不能對他們提出的一般主題做得太多。只有當他們開始具體談到道德史或性史的時候，他們關于真理和權力之間的聯系所說的才生動起來。他們的失敗引起了對于我們是否具有形成任何關于真理與權力的系統性理論的能力的懷疑論，而我們從德國哲學家的政治糾葛中所學到的所有東西又強化了這一結論。

在這里還有另一個結論：我們不能決定哲學應該如何影響政治。我們確實可以說在1933年全心全意投身政治的德國哲學家悲慘地葬送了他們的國家。他們不是敦促他們的德國同胞面對相互競爭的政黨采取一個謹慎和質疑的態度，而是鼓勵他們支持一場不可靠的、令人懷疑的以及自我毀滅的政治運動。他們的失敗不僅僅是政治判斷的失敗也不僅僅是道德上的失敗。這首先是哲學上的失敗。那些深陷政治的哲學家從未問過（至少沒有足夠認真地問過）在這一“決定性的”時刻他們應該如何行動。他們想成為精神領袖但卻從未想過這是不是正確的方式。尤其是，他們從未批判性地考察他們用來實施從哲學向政治轉換的那些計劃和概念。他們天真地假設他們最有益的貢獻是有助于加速政治革命。他們想要成為“建設性的”思想家而未能看到他們對于那個時刻的政治最積極的貢獻可能是貢獻無情的質疑。

那么哲學家在政治中的恰當角色僅僅是批評者和評判者嗎？那會是個輕率的結論。在1933年的德國，哲學家們本可以很好地運用他們的批判能力。不過批判并不必然總是有成效的或恰當的。被我們探究過的那些事件肯定也說明了這一點。1933年卷人政治的哲學家中有很多的確曾準備通過他們對魏瑪共和國的報復性批判來這么做。海德格爾戰后批判性地摒棄政治暴露出同樣不屈的心態，這種心態曾驅使他投人納粹的懷抱。

批判永遠需要良好的判斷力來調和。哲學家們不能舒適地依賴于他們與政治的關系本質上是對抗性的這一信念。

實際上并不存在一個能夠規定他們應該如何介人政治領域的簡單公式。雖然哲學家的批判性能力有時可能在政治中有用，但是他的創造力和想象力、他籌劃新形式的政治和社會交往的能力仍然有發揮的空間。福柯曾經說知識分子的本質問題是“斷定構建一種新的真理政治的可能性的問題”。問題是改變“真理生產的政治、經濟、制度機制”。

這可能確實是當代知識分子和哲學家最迫切的目標。但是它并沒有提供一個一般的公式來告訴哲學家應該如何介入政治領域。無論如何，考慮到哲學家對其思想自由的正當堅持，這樣的處方都會是無用的。

我們生活在一個哲學和政治——大體上——相互沒什么話說的時代。我們的哲學思考以其抽象性而自豪，我們的政治以其實用上的狡猾而自豪。這意味著一種永久的疏遠、一個岔路口嗎？我們無法說出未來它們的關系會如何。

哲學和政治兩者都還可能采取無法想象的實現方式。那種可能性恰好構成了我們口中的思想自由和政治自由。哲學和政治之間的不斷改變的沖突模式恰恰因那種自由而成為不可預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