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位頂級專家出面，緊急警告美國國會：特朗普這人很危險

2026年4月13日，星期一，一封聯名信從華盛頓的幾間學術辦公室發出，收件人分別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圖恩、少數黨領袖舒默、眾議院議長約翰遜和少數黨領袖杰弗里斯。寫信的人不是哪個反對黨的政客，而是五位長期研究人格心理、暴力行為和公共衛生的學術界人士。他們聯合署名，措辭直白到幾乎不留余地：特朗普的精神狀態已經構成了一場憲政危機。

先說說這幾位簽名者的分量。杰弗里·薩克斯，哥倫比亞大學教授，聯合國可持續發展顧問，在全球經濟政策領域影響力極大，他并非精神衛生領域出身，但他的署名恰恰說明這封信的關切已經遠遠超出了心理學范疇，延伸到了國家治理和全球安全層面。

班迪·李是耶魯大學的法醫精神病學專家，早在特朗普第一個任期，她就主編過一本引發巨大爭議的文集《危險案例》，召集了二十多位精神科醫生公開討論總統的心理健康問題。

詹姆斯·吉利根在哈佛大學醫學院研究暴力行為長達數十年，他最著名的工作是在監獄系統中追蹤極端暴力犯罪者的心理模式。普魯登斯·古爾古雄曾擔任美國精神分析協會主席，她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內就撰文分析過如何從專業角度評估一位領導人是否具備基本的履職心理素質。這些人各自的學術軌跡不同，但在2026年4月這個節點上匯聚到一起，本身就釋放了一個強烈的信號。

這封信之所以選在這個時間點發出，導火索是波斯灣的局勢。進入四月以來，特朗普在沒有尋求國會戰爭授權的情況下，下令美國海軍對伊朗實施海上封鎖，意圖徹底卡死伊朗的石油出口。

同時他在社交媒體上連續發帖，直接對伊朗政府喊話，用語之粗鄙和極端，即便放在他個人的歷史記錄里也算得上罕見——他威脅要把一個擁有八千多萬人口的國家炸回原始社會，甚至聲稱可以在一夜之間讓一個文明徹底消失。

這里有必要回溯一下美伊關系的脈絡。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內就是對伊強硬路線的代表人物，2018年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2020年初下令擊殺伊朗圣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差點引爆全面戰爭。

他重返白宮后，對伊朗的施壓力度只增不減，而伊朗方面在過去幾年里不斷推進鈾濃縮活動，雙方的戰略互信早已降到冰點以下。但即便如此，直接動用海軍封鎖，這一步跨得比任何人預想的都要遠。

海上封鎖在國際法框架里是什么性質？這不是什么＂制裁升級＂或者＂外交施壓＂，這就是戰爭行為。1962年古巴導彈危機期間，肯尼迪對古巴實施海上隔離時特意避免使用＂封鎖＂這個詞，因為他的法律顧問團隊明確告訴他，封鎖等同于宣戰。六十多年過去了，這條法理界限沒有任何變化。美國憲法第一條把宣戰權和對外貿易管制權劃給了國會，總統繞開國會單獨拍板實施封鎖，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踩了憲法的線。

專家們在信中用了一個犯罪心理學中的經典概念——＂黑暗三角＂人格特質。這個概念最初由加拿大心理學家德爾羅伊·保盧斯和凱文·威廉姆斯在2002年提出，描述的是自戀、操控性（馬基雅維利主義）和缺乏共情的冷酷特質三者的高度集中。需要強調的是，這不是一個臨床診斷標簽，而是基于可觀察行為進行的特質分析。

這套方法在評估企業高管、政治領導人和高風險崗位人員時被廣泛使用，其核心邏輯是：你不需要坐在對面給他做兩小時訪談，大量持續的公開行為本身就是足夠充分的分析樣本。

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美國精神醫學界長期以來受到一條叫＂戈德華特規則＂的職業倫理約束。1964年美國大選期間，上千名精神科醫生在一份雜志調查中公開宣稱共和黨候選人巴里·戈德華特心理不適合當總統，事后被認為極不專業。

美國精神醫學協會隨后在1973年出臺規定，禁止精神科醫生對未經親自診察的公眾人物做出診斷。班迪·李從第一任期開始就一直在挑戰這條規則的適用邊界，她的論點是：當一位掌握核武器的領導人表現出明顯的危險行為模式時，專業人員保持沉默本身就是一種失職。

信中要求啟動美國憲法第二十五修正案第四款的程序，這一條是1967年批準生效的，直接背景是肯尼迪遇刺后暴露出的總統繼任和失能問題。第四款的設計初衷是應對總統喪失履職能力但本人不愿或無法承認的極端場景。

啟動程序需要副總統聯合內閣多數成員共同向國會提交書面聲明，然后由國會在限定時間內投票裁決。在美國兩百多年的歷史上，這一條款從未被正式觸發過，連最接近的時刻——1974年尼克松辭職前夕和2021年國會山騷亂之后——都沒有走到那一步。

為什么走不到那一步？原因非常現實。副總統萬斯的整個政治生涯都建立在特朗普的背書之上，讓他帶頭對自己的政治恩主發起憲法程序，等于要求他在政治上自殺。內閣成員的情況也類似，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內閣班底經過了極其嚴格的忠誠度篩選，那些在第一任期中表現出獨立傾向的人——比如前國防部長埃斯珀、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早就被排除在權力圈之外了。現在坐在內閣桌旁的，都是經過檢驗的＂自己人＂。

這就觸及了一個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美國憲法中為制約總統權力設計的那些機制，在黨派極化到今天這種程度的政治環境下，幾乎全部失靈了。彈劾需要眾議院簡單多數發起、參議院三分之二多數定罪；第二十五修正案需要副總統和內閣聯手；戰爭權的收回需要國會兩院通過立法且大概率要推翻總統否決。共和黨目前控制著參眾兩院，在黨內紀律高度剛性的情況下，沒有哪個共和黨議員愿意率先對本黨總統開炮。

但專家們顯然也明白這一點，他們在信里說得很清楚：我們不預判結果，也不指望國會明天就動手。他們真正在做的事情，是制造一份正式的、有學術權威背書的、帶有明確時間戳的歷史記錄。

如果后續事態惡化——比如波斯灣爆發直接武裝沖突、油價沖到每桶兩百美元以上、全球供應鏈再次斷裂——這封信就是掛在國會墻上的一面鏡子：你們被警告過，你們選擇了無視。

從全球戰略格局看，這場波斯灣危機的漣漪效應已經在快速擴散。霍爾木茲海峽承載著全球約百分之二十的石油運輸量，封鎖令一出，國際油價應聲飆升。日本和韓國超過百分之八十的原油進口依賴中東航線，歐洲雖然近年來努力減少對中東能源的依賴，但短期內根本找不到替代來源。而特朗普從2025年初上臺以來發動的全面關稅戰已經讓全球貿易體系傷痕累累，疊加上一場能源危機，世界經濟面臨的壓力可以說是2020年疫情以來最嚴峻的。

更讓各國戰略規劃者頭疼的是一個根本性的博弈假設被動搖了：你還能不能把美國總統當作一個理性行為體來對待？傳統的國際關系推演建立在一個基本前提上——各方決策者雖然利益沖突，但都會按照成本收益的邏輯行事。

一旦這個前提不成立，所有的威懾計算、危機管控預案和外交斡旋路徑都需要重新來過。對于莫斯科、北京、德黑蘭乃至倫敦和東京來說，＂美國總統可能在情緒驅動下做出不可預測的軍事決策＂這個變量，現在必須被放進每一份情報評估報告的頭版位置。

這封信在短期政治層面幾乎不可能產生直接效果。圖恩不會因為幾位教授的來信就啟動對本黨總統的憲法審查程序，約翰遜也不會把收回戰爭權的議案排上眾議院的日程表。但這封信的真正作用是中期的——它為潛在的政治轉折積累了合法性儲備。

如果接下來三到六個月內，波斯灣局勢失控、美國經濟因油價和關稅的雙重打擊而陷入衰退、共和黨在民調中大幅下滑，那么＂總統是否還適合履職＂這個話題就會從學術討論變成現實政治議題。到那時候，這封信就是第一塊鋪路石。

歷史上每一次由領導人個人判斷力崩潰引發的重大災難——從一戰前夕到伊拉克戰爭——事后回看，都不缺提前發出過警告的聲音。問題從來不是沒有人看到危險，而是掌握權力的人選擇性地把這些警告當成了噪音。五位學者的這封信會不會也淪為被歸檔到故紙堆里的又一份被忽視的備忘錄？這取決于接下來幾周波斯灣上空的導彈和華爾街屏幕上的數字。而這兩樣東西，恰恰都不在任何學者的控制范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