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歐洲人建立現代監獄時，中國怎么懲罰罪犯？

聲明：本文根據資料改編創作，情節均為虛構故事，所有人物、地點和事件均為藝術加工，與現實無關，圖片僅用敘事呈現。

1596年，
荷蘭阿姆斯特丹，
一座名為“rasphuis”的建筑在舊修道院的廢墟上落成。
門口石雕上的兩只雄獅看守著入口，
門楣上雕刻著兩個正在鋸木的囚犯。
這座城市最有權勢的商人們認為，
單純懲罰罪犯是不夠的，
必須讓他們在勞動中改造自己。
這是世界上第一座現代監獄——剝奪自由、強制勞動、意在矯正，
而非僅僅報復。

同在這一年，
遙遠的東方，
明朝萬歷二十四年。
紫禁城外的菜市口，
刑場的地面上血跡未干。
一名竊賊剛剛被當眾杖責，
皮開肉綻。
另一名死囚被押上刑場，
圍觀的人群發出陣陣驚呼。
凌遲、斬首、流放、枷號——中國的刑罰公開、殘酷、以儆效尤。
沒有“矯正”的概念，
只有“懲一警百”的邏輯。

兩種懲罰，
兩個世界——一個將罪犯關進高墻之內，
一個將罪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1596年的阿姆斯特丹，
懲罰方式正在經歷一場靜默的革命。

在此之前，
歐洲的刑罰同樣血腥。
中世紀晚期，
歐洲社會充斥著大量流浪漢和無業游民，
犯罪率不斷攀升。
統治者動輒施以肉刑——拔舌、切耳、挖眼、削鼻、剁手，
花樣百出，
甚至直接處以絞刑，
刑罰充滿了血腥。
一座城市一年執行的死刑可能多達數十起，
絞刑架上的尸體在城外腐爛，
警告著每一個路過的人[reference:0]。

但阿姆斯特丹的富商們開始思考：有沒有更好的辦法？

這座城市當時正在經歷黃金時代的開端。
海上貿易帶來了巨大財富，
也帶來了新的社會問題——乞丐和流浪漢越來越多。
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資本家引入了一種新的工具來對抗流浪問題——Rasphuis。
這是一所勞動教養所，
用于監禁和改造那些因行乞而被逮捕的男人[reference:1]。

Rasphuis建在圣克拉拉修道院的舊址上，
從外面看更像一座堡壘。
但它的內部設計是革命性的。
囚犯被分成小組，
在長長的鋸木坑中鋸巴西紅木。
鋸木產生木屑，
這些木屑被用來制造染料——這是一門有利可圖的壟斷生意。
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壟斷了木屑的生產和銷售，
囚犯的勞動直接為監獄的運行提供資金[reference:2]。

更值得一提的是懲罰手段。
管理者設置了一間特殊的懲罰室，
將不愿完成份額的囚犯關進去，
然后讓房間緩慢注水。
囚犯必須用人力水泵不斷抽水，
才能避免被淹死。
他們通過這種方式學到了一個極為深刻的教訓：只有努力工作才能生存[reference:3]。
正如一位醫生議員塞巴斯蒂安·埃格貝茨所論述的，
嚴格的監視和強迫勞動應該改善囚犯的品格，
這樣他們獲釋后就不會再去偷竊。
與其吊死幾十個盜賊，
不如把他們變成守法的好公民[reference:4]。

1597年，
阿姆斯特丹又為女囚建立了“Spinhuis”（紡織監獄）。
這些機構兼具工廠和監獄的功能，
在懲罰罪犯的同時規訓整個社會。
它們不是單純的拘留所，
而是“矯正所”——目標是讓罪犯成為有用的人[reference:5]。

此后，
類似的懲戒工作坊在英國和歐洲大陸各國紛紛建立。
從歐洲的視角來看，
現代監禁大約始于1600年[reference:6]。
這是從肉刑到自由刑的歷史性轉折。

同一時期，
1596年，
明朝萬歷二十四年。

在北京、南京以及全國各地的府州縣，
懲罰罪犯是另一番景象。
中國沒有“監獄”這個概念——至少不是歐洲人理解的那種監禁。
中國的牢房只是審判前的臨時羈押場所，
不是刑罰的執行方式。
真正的懲罰是公開的、肉體性的、以儆效尤的。

**五刑體系**——明代的法律淵源唐代，
以笞、杖、徒、流、死為五刑。
笞刑從十下到五十下，
共五等；杖刑從六十下到一百下，
也是五等；徒刑從一年到三年，
服苦役；流刑從兩千里到三千里，
發配邊疆充軍；死刑分斬首和絞刑。
明代還沿用了宋代的凌遲——最殘酷的死刑[reference:7][reference:8]。

笞和杖是日常最常用的刑罰。
笞杖用竹板或木棍打屁股。
朱元璋出身貧民，
深知百姓疾苦，
但為了“刑亂國用重典”，
明朝初年的刑罰極為殘酷。
見于《大誥》的酷刑有族誅、凌遲、極刑等，
多為《大明律》所無[reference:9]。

**枷號**——這是一種羞辱刑。
重達二十五斤的木枷鎖在犯人脖子上，
戴在城門口示眾。
枷號幾天、幾個月甚至永遠，
犯人無法進食、無法睡覺，
在眾目睽睽之下忍受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
明代法典詳細規定了枷的規格——長度五尺以上六尺以下，
寬度一尺四寸以上一尺六寸以下。
死罪用的枷重二十五斤，
徒流罪用的重二十斤，
杖罪用的重十五斤[reference:10]。
刑罰的殘酷被精確地刻在木枷上，
成為可計算的公式。

**流放**——重犯不被處死，
就被流放到邊遠地區充軍。
明代流放地包括奴兒干（今黑龍江）、廣西、云南等瘴癘之地。
流放意味著永遠離開家鄉，
在荒蠻之地度過余生[reference:11]。

**監獄——臨時羈押**——明朝的監獄已經有了比較系統的設置。
從中央到地方，
監獄已經系統化。
中央有刑部監（刑部司獄司管轄）、都察院監、軍事監獄等。
地方各省、府、州、縣均設有監獄，
分別由各地行政長官管理[reference:12]。
但這些都是未決犯的羈押場所。
明代法律規定了“點視”制度，
獄官定時點驗囚犯人數，
巡視監獄[reference:13]。
但一旦定罪，
懲罰就是公開的——杖責、枷號、流放或處死。

**廠衛監獄**——明代還有一個特殊的系統：錦衣衛和東西廠的詔獄。
這些監獄不屬法司管轄，
關押的主要是政治犯。
獄室低矮如地牢，
墻壁厚實隔音，
囚犯見不到陽光，
吃不飽飯，
動輒遭受酷刑。
人們一提到東廠、西廠的話題，
就談虎色變[reference:14]。

中國的懲罰邏輯是：刑罰是表演。
公開杖責、枷號示眾、菜市口斬首，
都是演給百姓看的。
“以儆效尤”——讓罪犯痛苦，
讓旁觀者恐懼。
沒有“改造”的概念，
只有“懲一警百”。

將1596年的阿姆斯特丹Rasphuis與明朝的刑罰制度并置，
兩種懲罰邏輯的差異清晰可見：

**懲罰的目標**

歐洲：矯正——強迫勞動、改造行為、讓罪犯重返社會。
如果再次犯罪再處死，
但最好是讓他們變成守法公民[reference:15]。

中國：震懾——公開處刑、以儆效尤。
讓罪犯痛苦，
讓旁觀者恐懼。
罪犯不需要被“改造”，
只需要被“消滅”或“示眾”。

**懲罰的方式**

歐洲：剝奪自由——把罪犯關起來，
強制勞動。
自由是可以被剝奪的權利。
監禁本身是懲罰，
勞動是改造的手段。

中國：傷害身體——打屁股、戴枷、砍頭。
身體是懲罰的對象，
痛苦是懲罰的內容。
刑罰越殘酷，
震懾力越強。

**懲罰的空間**

歐洲：封閉——高墻之內，
公眾看不到。
懲罰是私密的、制度化的、專業的。

中國：公開——菜市口、城門下、街市上，
誰都可以來看。
懲罰是公共的、表演性的、大眾化的。

**懲罰的時間**

歐洲：長期——監禁可能是幾個月、幾年甚至終身。
時間本身是懲罰的尺度。

中國：即時——打一頓就完事，
砍頭就是一刀。
懲罰是瞬間的爆發。

**對罪犯的看法**

歐洲：可改造——罪犯是可以被矯正的。
通過勞動和規訓，
可以讓他變成對社會有用的人。

中國：該懲罰——罪犯不需要被“矯正”，
只需要被“處罰”。
他犯了罪，
就該受苦。
受苦結束了，
他回家，
但社會不接納他。

**懲罰的哲學**

歐洲：自由刑——人的自由是珍貴的，
剝奪自由是嚴重的懲罰。
勞動使罪犯為自身罪行付出代價，
也讓他們學會一技之長。

中國：肉刑與生命刑——身體的痛苦才是最直接的威懾。
罪犯失去的是肉體完整或生命，
不是自由。

**懲罰的執行者**

歐洲：監獄管理員、勞動監督者——非公開執行，
專業管理。

中國：劊子手、衙役——公開表演，
職業操作。

##04

這種差異的背后，
是兩種文明對“人”和“社會”的不同理解。

在歐洲宗教改革之后，
新教倫理強調勞動是美德。
加爾文主義認為，
通過勞動和經濟成功可以證明上帝的恩典。
因此，
強迫罪犯勞動，
不僅是懲罰，
也是拯救——讓他們通過勞動來彌補過錯，
證明自己可以被救贖[reference:16]。
與此同時，
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發展出“自由”的概念。
自由被認為是人的自然權利，
剝奪自由是一種嚴酷的懲罰。
監禁取代了肉體刑罰，
被視為更“文明”的方式。

在中國傳統觀念中，
身體是“父母的饋贈”。
笞杖打屁股，
是讓罪犯在肉體上付出代價。
身體發膚受之父母，
傷害身體就是對父母不孝——所以懲罰本身就是道德的譴責。
社會大于個人——個人的犧牲是為了維護社會秩序。
公開處刑、示眾，
是讓罪犯向社會贖罪。
刑罰是道德的教化，
通過展示罪惡的后果來教育百姓。
恥感文化——中國人重視面子，
公開羞辱比肉體痛苦更可怕。
枷號示眾、臉上刺字，
讓罪犯永遠抬不起頭。
這種羞恥感本身就是懲罰的一部分。
因此，
“改造”的意義不大——罪犯一旦被羞辱，
就永遠被社會排斥。

##05

兩種懲罰體系，
在19世紀中葉迎頭相撞。

1840年鴉片戰爭后，
西方列強對中國司法制度的落后大為詬病。
他們批評中國的刑罰殘酷、監獄管理落后。
西方傳教士和外交官目睹了菜市口的斬首、枷號示眾的囚犯，
認為這是“野蠻”的表現。
治外法權由此產生——外國人在中國犯罪，
不交中國審判，
由本國領事按本國法律處理。
理由是：中國的司法制度太落后，
不值得信任。

清朝末期，
治外司法主權的失落促發了中國監獄改良動機的形成。
1905年，
清廷廢除凌遲、梟首、戮尸等酷刑。
1907年，
修律大臣沈家本上奏《實行改良監獄折》，
提出監獄應該是感化教育之所，
反對監獄用以辱人、苦人的思想。
他主張“感化教誨”的行刑宗旨，
提出了較為完整的監獄改良觀[reference:17][reference:18]。

1908年，
清政府聘請日本監獄學專家小河滋次郎為顧問，
起草《大清監獄律草案》。
該草案首開監獄單獨立法之先河，
但因清政府滅亡未頒布實行[reference:19]。
沈家本的改良主張為后來的北洋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所繼承。
中國的監獄制度開始從傳統的羈押場所轉向現代監禁制度。

##06

今天，
中國每個城市都有監獄。
監獄是封閉的、保密的，
公眾看不到里面。
罪犯穿囚服、編號、勞動、學習、改造。
法律術語叫“勞動改造”和“教育改造”。
“改造”這個詞，
是歐洲自由刑理念與中國傳統教育思想的結合。
但歐洲監獄用勞動來“賺錢養獄”，
中國的勞改農場曾用勞動來“自給自足”。
兩種邏輯，
殊途同歸。

但傳統的懲罰邏輯并未消失。
中國的刑法仍然保留死刑，
是世界上少數保留死刑的國家之一。
公眾對嚴重犯罪的憤怒，
仍然表現為“槍斃”“死刑”的呼聲。
公開審判、宣判大會，
仍然存在。
判決書上網，
罪犯信息公示，
仍然是懲罰的一部分。
羞辱仍是懲罰的一個維度。

##07

1596年，
當阿姆斯特丹的商人資本家們在Rasphuis的門楣上雕刻鋸木的囚犯時，
明朝的官員正在菜市口監斬犯人。
一個把罪犯關進封閉的工坊，
一個把罪犯拖到開放的街市；一個剝奪自由，
一個傷害肉體；一個試圖改造靈魂，
一個意在震懾民眾；一個相信罪犯可以變好，
一個認為惡人必須受苦。

四百多年后，
兩種懲罰邏輯在同一個國家的法律體系中并存。
我們的刑法既有關押、改造，
也有死刑、公開審判。
我們既相信人可以變好，
也認為有些人罪不可赦。
既用監禁剝奪自由，
也用公開宣判警示社會。

1596年，
阿姆斯特丹和北京在兩個世界里懲罰罪犯。
今天，
我們活在一個既有監獄改造也有死刑威懾的世界里。
懲罰的方式變了，
但“讓社會變得更安全”的目標從未改變。
監禁改造告訴我們：罪犯也是人，
他們可以被拯救。
公開懲處告訴我們：犯罪要付出代價，
惡有惡報。
最好的懲罰，
或許是兩者的結合——給那些可以改造的人機會，
給那些不可救藥的人警示。
讓法治既有人道的溫度，
也有正義的威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