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志論壇】唐代州郡地圖、圖經編修考論||陳銳霖

唐代州郡地圖、圖經編修考論

陳銳霖

摘 要：從隋唐到北宋，中央朝廷建立較為穩定的地圖定期造送制度。作為王朝常規政務程序之一，地圖不僅象征疆域版圖，成為王朝掌握州郡治理的基石，也服務于地方治理。相較之下，唐代圖經雖自武周時期已漸趨完善，至開元、天寶之際廣泛流行，在地方政務治理中具有權威地位，但始終未形成有固定撰修周期和頻率的制度。其編修多依賴特定政治契機和地方長官自發推動，缺乏常態更新機制。中晚唐時期，地方長官通過廳壁記和其他圖經之外的體裁彌補圖經信息不足、滯后的問題。北宋時期，唐代由地方主導的圖經撰修活動轉為中央統籌，內容日益規范，深刻影響了南宋地方志的編纂。

關鍵詞：地圖 圖經 造送制度 地方治理

自兩漢魏晉以來，撰述方志者犖犖大觀。逮至隋唐，圖經與地圖成為地方地理撰述的標準模式，地圖、圖經的編修和造送始終是隋唐至北宋國家治理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本文從地圖和圖經兩個獨立載體的制度區分出發，考察二者在編修程序、編撰周期上的不同。通過廓清以往對唐代州郡地圖和圖經編修、造送等關鍵節點史實的誤讀，重新審視二者在唐廷搜集、指掌地方地理中的作用。在更準確認識地圖、圖經地區編修普及情況和更新頻率的前提下，進一步評估二者在中央掌握地方地理、郡守治理地方中的角色和作用。

前人多以《新唐書·百官志》為依據，認為唐代圖經存在三年或五年定期造送的制度，視圖經為較地圖造送更便捷的文字公牘。但因《新唐書》與其他唐代材料矛盾，一些研究著作自身即前后抵牾。辛德勇指出：“隋唐時期各州郡雖然每隔三年要定期上報一次地圖，但纂修圖經并沒有固定的周期，也不可能有這樣密的頻度。”系統考察《唐六典》《唐會要》及五代、北宋政書可知，定期呈送制度始終僅適用于地圖。隋、唐、北宋圖經均無固定撰修周期，其編纂更多依賴朝廷臨時政令或地方長官的推動。劉知幾“求風俗于州縣，視聽不該；討沿革于蘭臺，簿籍難見”的慨嘆，正是武后、中宗朝，中央層面難以通過常態化的制度渠道獲取地方風土更新的反映。

本文重新梳理地圖定期編修在文獻層面的依據，結合敦煌地志文書、州縣廳壁記及碑文中圖經的實際編修和應用場景，揭示唐代圖經在非常規制度的狀態下，仍然在地方社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同時，由于圖經本身形式與體例的限制，中晚唐的地方地理撰述還采用了志、記等非官方標準模式的體例，以補充圖經之不足。隋唐至北宋時期地圖的常規造送制度、圖經的非常規編修，奠定這一時期王朝地理體系的根基。

一、唐宋地圖的常規造送制度

地圖之設由來已久，秦漢皆有天下地圖。北齊時，中央已設置專門職官掌管地方地圖，北齊尚書省置虞曹“掌地圖，山川遠近”。地圖是中央控制疆域的象征，隋朝設置“職方”作為隋唐地圖管理機構。隋文帝為楊雄擇封號，“命職方進地圖”，循州總管樊子蓋開皇時入朝，特奏嶺南地圖。隋大業中，煬帝“普詔天下諸郡，條其風俗物產地圖，上于尚書”。地圖是隋朝中央政府了解地方地理的基礎文獻。

唐承隋制，職方“掌天下之地圖，主四方之職貢”。韋執誼貞元時任郎官，曾與同僚在職方閱覽諸道諸州地圖。貞元十七年（801）賈耽修成《海內華夷圖》，其中隴右部分面臨“職方失其圖記，境土難以區分”的困境，可見賈耽也大量參照了職方地圖。州郡地圖的定期呈送是唐代職方掌地圖的制度基礎和前提條件，《唐六典》《唐會要》明確記載唐代定期造送制度及中唐時期的調整。

《海內華夷圖》（圖源：南皮發布）

凡地圖委州府三年一造，與版籍偕上省。

建中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請州圖每三年一送職方，今改至五年一造送。如州縣有創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后復故。

二書明確記載州府三年或五年定期造送者是以州府為單位的地圖。安史之亂后，依制地方應進呈朝廷的各項政務一度停廢，至建中元年（780）重建王朝秩序，地圖造送制度恢復正常運行，改三年為五年，并規定州縣若有城邑建設、山川形勢變動，可不受五年一造送規定的限制。《唐六典》和《唐會要》分別記載安史之亂前、后的造送制度，明確指出對象為“地圖”。

逮至北宋，《新唐書》的撰修者受宋制“職方掌受諸州圖及圖經”影響，將地圖和圖經混稱：

職方郎中、員外郞，各一人，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及四夷歸化之事。凡圖經，非州縣增廢，五年乃修，歲與版籍偕上。凡蕃客至，鴻臚訊其國山川、風土，為圖奏之，副上于職方；殊俗入朝者，圖其容狀、衣服以聞。

《新唐書》記載前后矛盾，職方郎中所掌、鴻臚所奏仍為地圖、圖，“五年乃修”之制出自建中元年詔令，各州定期修、上的材料卻變為圖經。當以《唐會要》所引詔令原文為確。北宋人朱長文《吳郡圖經續記序》引《唐六典》，“按《唐六典》職方氏掌天下之地圖，凡地圖命郡府三年一造，與版籍偕上省，圣朝因之，有閏年之制”；南宋紹興年間董弅亦云“至唐立制，凡地圖命郡府三年一造”。朱、董引地圖定期造送之制為續修圖經提供合法性依據，但均明確指出對象為地圖，至景定年間周應合修《建康志》，受《新唐書》的誤讀影響，遂將定期撰修制度模糊為“圖志三歲一上，法也”。

地圖以圖為主，圖經以經為主，地圖與圖經是名目獨立的兩種文獻，不可混為一談。唐、五代及北宋詔敕凡稱地圖、圖經、版籍，均指代明確，三者各自獨立，沒有相互附麗關系。地圖和文字因載體形式不同，閱讀便利程度、涵蓋內容多寡也不盡相同。與地圖相比，圖經便于閱讀，內容豐富，賈耽“圖上不可備書，憑據必資記注”的說法正體現了地圖與文字記注獨立且互補的關系。元稹先繪制《京西京北圖》一面，由于地圖尺幅寬大不易閱覽，月余后又撰修《京西京北圖經》4卷。太和八年（834）田牟進呈圖文，史稱“《入蕃行記圖》一軸，并《圖經》八卷”。地圖為單獨州圖，圖經指獨立于地圖的地理文獻，版籍則是地方統計文書，《唐六典》《唐會要》僅列地圖，不云圖經，不宜將定期造送制度擴展至圖經。

為進一步申明，不煩冗贅列出五代對地圖、圖經造送的規定，五代時期的記載明確區分地圖、圖經，各有規定。

后唐天成三年閏八月敕，諸道州府每于閏年合送圖經、地圖，今后權罷。

長興三年五月二十三日，尚書吏部侍郞王權奏：伏見諸道州府每遇閏年，準例送尚書省職方地圖者，頃因多事之后，諸道州府，舊本雖存，其間郡邑或遷，館遞曾改，添增鎮戍，剏造城池，竊恐尚以舊規，錄為正本，未專詳勘，必有差殊。伏請頒下諸州，其所送職方地圖，各令按目下郡縣鎮戍城池水陸道路，或經新舊移易者，并須載之于圖，其有山嶺溪湖，步騎舟楫，各得便于登涉者，亦須備載。奉敕宜令諸道州府據所管州縣，先各進圖經一本，并須點勘文字，無令差悮。……其間或有古今事跡，地里山川，土地所宜，風俗所尚，皆須備載，不得漏略。限至年終進納，其畫圖候紙到，圖經別敕處分。

（天成三年）閏八月，吏部郎中何澤請廢戶部蠲紙。奉敕：“……若廣給蠲符，深為弊事。昨者所為地圖方域逐閏重疊上供，州郡之中，皆須厚斂，而猶尋降誡束，并勒廢停。今此倖端，豈合更啟？逐年蠲紙宜令削去。”

（長興）二年四月夏，詔罷州縣官到任后率斂為地圖。

《五代會要》關于天成三年（928）閏八月“閏年合送圖經、地圖”的記載有誤。罷送本末詳見《冊府元龜》，何澤引用當月詔令云“地圖方域”，不及圖經，王權引用“準例”，亦云“送尚書省職方地圖”，推測閏年造送者僅有地圖。天成三年此次暫罷地圖造送，是有鑒于州郡借機厚斂的弊病，不久即恢復了地圖造送的常規制度。王權的奏文同時提及地圖和圖經進呈，但其著眼點在于各州舊圖未經勘校，遺漏眾多，需詳加修訂，故建議先進呈圖經。各州府存有舊圖，正反映出地圖制度的連續，而圖經造送屬“奉敕宜令”特別詔令的非常規要求，地圖、圖經分別由不同詔敕處分，更可見二者非屬同一進呈程序。故王權給出了年終進納的期限規定，將圖經作為喪亂之后普查地方地理的補充。

北宋地圖造送制度延續唐、五代成規，據《宋會要》記載：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閏七月，有司上諸州所貢閏年圖。故事每三年一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上尚書省，以閏月為限。

淳化四年，令諸州所上閏年圖自今再閏一造。

真宗咸平四年八月，職方員外郎吳淑言：“……乞今后令逐路轉運從今閏各畫本道諸州圖一面納職方，自是每經十年命一次畫圖送納。”從之。

真宗咸平四年八月詔：“諸州所上閏年圖，自今每兩閏一造，每三次納儀鸞司，即一次納職方，換職方舊圖，卻付儀鸞司。其諸路轉運司即十年一造。”

李宗鍔祥符圖經《序》亦云“今閏年諸州上地圖”，閏年所上，地圖而已。北宋以職方、儀鸞司為地圖管理核心部門，地圖、圖經分屬不同的編撰程序，所有關于造送制度的安排，皆針對“地圖”設置。宋初諸州三年一上地圖、版籍至尚書省；太平興國二年（977）改為一閏；咸平四年（1001）改為州圖兩閏一造、路圖十年一畫，州圖每納三次儀鸞司，即納一次職方，替換藏于職方的舊圖。從隋至北宋，地圖始終作為朝廷掌握地方地理的重要政務文書處于常規制度之下，定期更新、呈送。

二、唐宋圖經的非常規編修

圖經的最早記載見《華陽國志》所引《巴郡圖經》，官修地方撰述普遍以“圖經”命名始自隋代。值得注意的是，圖經并非隨著唐朝的建立，就立刻在各州普遍推行。唐代圖經在碑記、表章中明確引用的時間多在開元、天寶以后，尤以大歷、貞元、元和、長慶時期最為集中。盡管圖經被引用的時間不能直接反映其撰修時間，但從敦煌文書和傳世文獻來看，高宗以前的圖經記載幾乎一片空白。王德璉高宗年間編修《饒州記》，自敘詳載古人之跡、水陸體勢、習俗風謠，刺史事跡，又記營縣廢興、府寺、山水川源，其類目與敦煌P2005文書有諸多重合之處。若此時饒州已行用官修圖經，何煩迎合地方長官另編一著述，以便觀者“庶其觀者不出戶，而備覽土地風俗焉”。

與隋至北宋穩定運行的地圖造送制度相比，圖經撰修并無常規制度，其撰修和續撰往往依賴特定政治契機的推動和地方長官的維持。唐前期河隴圖經固定的規范類目說明圖經初始撰修動力源自朝廷的統一詔令，因而呈現出標準文書的形態。但在非常規的造送制度下，中央未建立圖經常態征集和管理機制，僅偶有敕令征集圖經，如開元五年（717）褚無量建議行幸所到州縣據圖經錄報，屬于臨時的政務舉措，事實上未將地方圖經納入持續更新的檔案體系。圖經編修、續撰活動取決于地方長官，缺乏來自中央的制度約束，難免懈怠，流于形式。因此，在唐代看似地方普遍撰修圖經的繁榮下，圖經的撰修和保存程度因時因地不同，地理內容的及時更新程度也往往滯后。逮至北宋，唐朝由地方主導的圖經編修模式讓位于中央統一管控下的政令，圖經編修主導權收歸中央，統一頒下四方，體例、內容更為規范，但仍然沒有固定的編修周期。

（一）作為地方撰述的圖經和隋代的編纂

圖經在隋代地方的流行和使用較為模糊。如前所述，隋大業年間地方通用的地理文獻并非圖經，而是地圖，地方所進地理文獻包括文字形式的風俗、物產和獨立的地圖。《隋志》視《諸郡物產土俗記》《區宇圖志》《諸州圖經集》3書為大業年間大規模地方信息普查的結果。諸郡所上形式如何，史無明文，地圖之外，地方是否已經有固定體例的“圖經”也頗為可疑。《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征引“隋圖經”之名出自郎茂《諸州圖經集》，郎茂“圖經”的定名很可能并非由于隋時地方已通行有一種被稱作“圖經”的文獻，而是采漢魏舊名。郎茂與崔祖浚共同撰修《州郡圖經》，完成時間當在大業八年（612）郎茂獲罪離京之前。郎茂約大業二年、三年任尚書左丞，因此能夠將諸郡上尚書省的“條其風俗物產地圖”纂修成書。

《隋書·經籍志》另載《諸郡物產土俗記》151卷，不著撰人，該書和郎茂《州郡圖經》很可能同是將通過“地方——上省”行政程序獲得的資料匯輯而成的產物，但前者側重物產、土俗。《太平寰宇記》引《隋圖經》佚文，主要與山、川，碑刻、祠廟等古跡所在位置及典故有關，部分條目涉及物產、風俗，郎茂將匯輯的文書資料定名為“圖經”，書成藏于秘府，似未再分郡頒下地方。是書100卷見載《舊唐書·經籍志》，開元時仍存，故《文選》李善注能夠引用《上谷郡圖經》《宣城郡圖經》《弘農郡圖經》《江都圖經》《東郡圖經》《歷陽郡圖經》等，題名是就其具體郡名篇章而言。

《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引《隋圖經》，記載了開皇十六年（596）增置的弓高、贊皇、唐、新樂、易、交城等縣，開皇十八年改易縣名的柳城、稷山等縣，載大業初所置宕昌郡、絳郡、馬邑郡、漁陽郡、魏郡，又記仁壽三年（603）分置濛、凱、簡州，煬帝大業二年（606）廢省三州各縣屬益州之沿革，可證圖經時間在大業以后。與此同時，圖經佚文不乏大業二年省廢州縣、三年改州為郡之前的痕跡，保留了諸如開皇初已廢的豐州，大業初并廢的丹州、并州，開皇十六年置但大業初并入石邑的鹿泉縣，大業三年已改名為衛縣的朝歌。一方面，圖經、地圖可能摘抄舊文，已廢、已改州作為區劃沿革的一部分得到保留；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隋煬帝初改州為郡，行政建置在使用中的混亂現象，故郎茂題名為《州郡圖經》。

（二）中央和地方雙重動力下河隴圖經的撰修與續補

武周時期，圖經逐漸成為地方撰述的標準體例，在地方普遍流行和使用。《沙州圖經卷第一》（S.2593））、《沙州圖經卷第五》（P.5034）、《沙州都督府圖經卷第三》（P.2005、2695）是唐代圖經典范之作，《沙州都督府圖經卷第三》呈現了武周至開元年間，地方圖經由歷任刺史陸續增補、刪減的動態撰修過程。中央政府的推動是唐代圖經編修的源動力，P.2005分門別類列出水、渠、澤、堰、堤、殿、咸鹵、湖泊、驛、州學、縣學、社稷壇、雜神、異怪、廟、冢、堂、土河、古城等事項，附云：

監牧 羈縻州 江河淮濟 海溝 陂宮 郡縣城 關鏟津濟 岳瀆 鐵 碑碣 名人 忠臣孝子 節婦列女 營壘 陵墓 臺榭 郵亭 礦窟 帝王游幸 名臣將所至 屯田

右，當縣并無前件色。

沙州按照規定的標準清單陳述事類有無，這一過程揭示了圖經撰修不僅是地方的自發行為，還受到朝廷為了解地方風土、在疆域范圍內推行普查活動的影響。地方響應朝廷政令編修完成之后，圖經的編纂和續補便由地方刺史主導。李無虧載初元年（689）至延載元年（694）任沙州刺史，繼任者依次為陳玄珪、李思貞、能昌仁、杜楚臣。但P.2005僅記載李祖隆、李無虧、陳玄珪、杜楚臣4位刺史事跡。刺史功績在唐圖經及南宋以后地方志中的存錄，與推動撰修或補撰的地方長官本人有直接關聯。本文書記載李無虧修建水利設施和驛路的功績，夸耀其家世、勛爵，尤其是節取天授二年（691）李無虧進祥瑞表奏四條、載初元年采錄民間歌謠狀，足見李無虧本人在圖經撰修過程中的深度參與。

高宗、武后時期是沙州乃至河隴圖經奠基時期。傳世文獻中有確切時間的唐朝圖經最早出現在景龍中至景云二年（711）間，時任安西大都護郭元振通過驗查圖經知曉毒河源頭在安西南、蔥嶺西北，此圖經很可能是安西都護府或周邊地區圖經。景龍二年（708），梓州玄武縣與簡州金水縣競爭銅官坑，侍御史即依據兩縣圖經，判定銅官山當歸屬玄武縣，圖經編纂更在此之前。敦煌文書又將圖經上限的記載提早到高宗、武周時期，《沙州圖經卷第五》有武周新字，《西州圖經》（P.2009）與李無虧在任時間也略有重合。《西州圖經》多處出現“庭州”地名，庭州貞觀二十年（646）置，后漸“蕭條荒廢”，顯慶中重置，長安二年（702）改置北庭都護府。《元和郡縣圖志》《通典》載西州四至道里，皆稱“北庭”，不稱“庭州”。據此推測，《西州圖經》編撰時間當在顯慶以后、長安二年前。

大中五年（851），張義潮兄弟奉隴西瓜、沙、伊、肅11州天寶時圖經、戶籍歸唐。由此推知，天寶時隴西各州已普遍撰修圖經，但隴西地方圖經的撰修在天寶之后已經停滯。《沙州都督府圖經》（P.2005）武周后至開元四年（716）間皆無相應補修痕跡，僅記開元四年修葺張芝墨池兼立廟事，詳列縣令趙志本及當地望族張氏眾人姓名，P2005全卷敘事以“州”為道里基點，唯“張芝墨池”條以縣為道里起點，系當時官員或張氏后裔出于自矜目的補入。沙州各圖經的例子表明，是否補撰，何時補撰，取決于地方主政者意愿。

（三）圖經非常規的編修、補撰與他途

如前所述，河隴地區的圖經在武周時期中央政令的推動下已漸趨完善，政令推行范圍必不限于河隴地區。但開元、天寶年間的記載表明，即使是政務最為規范的盛唐，朝廷也未能全面掌握各州圖經。開元五年，褚無量上表請求令玄宗自長安幸洛陽途經各州縣“據圖經具錄先報”應當致祭的名山大川、帝王忠臣烈士陵墓；天寶五載（746）正月，玄宗“令所司各據圖籍改定”重復和荒誕不經的山水名稱，次年朝廷方統一頒下。山川、陵墓是圖經必備類目之一，正是由于唐代圖經缺乏定期造送的常規制度，朝廷難以一一確知地方風物的詳細情況，只能由地方長官查考本郡地圖、圖經后上報，即所謂“具錄先報”“所司各據”。

盡管圖經體例來自中央規范，但文獻記載表明，圖經的編修和補撰由地方主動進行，因而導致地方通行的圖經版本始撰時間有先后，早至武周，晚至上元以后。圖經的補撰不是常規活動，故同一署名版本的圖經可能百年間在鄉土中代代相傳。圖經撰修者身份多元，夔州、湖州、潤州圖經撰修者分別為郡參軍源乾曜、游士陸羽、邑人孫處玄。源乾曜景云中遷諫議大夫，神龍二年（706）前為夔州參軍。源乾曜圖經見長慶二年（822）劉禹錫《夔州刺史廳壁記》、會昌五年（845）李貽孫《夔州都督府記》，劉禹錫稱其“言風俗甚備”。陸羽圖經見顏真卿大歷七年（772）至十二年任湖州刺史時的碑記，引用內容包括項王神靈事跡，西亭距城里數、烏程縣步數。貞元十五年（799）顧況受李詞委托撰寫《湖州刺史廳壁記》，也參考了陸羽圖經。陸羽至德、上元間寓居吳興，著有《吳興歷官記》3卷、《湖州刺史記》1卷，圖經之作蓋亦在此時。

《舊唐書·經籍志》載孫處玄《潤州圖經》20卷，孫處玄長安中任左拾遺，神龍初棄官歸鄉。闕名《重修順祐王廟記》記述廟祝張文瑾先天二年（713）重新雕刻神儀的事跡，云八月工畢，其文引孫處玄撰《重修順祐王廟碑》《潤州圖經》，孫氏碑記作于先天二年三月，則《潤州圖經》先天二年業已成書。值得注意的是，闕名《記》揭示了孫氏碑撰作背景，“成公奉計入朝，言發朝夕，吳郡孫處元撰碑”，孫氏《碑》詳載前刺史畢構、今刺史韋銑、司馬成敬親自參與致饗，盛贊上下官吏德行，且曰三月戊寅功畢。事實上由《記》可知，八月方才工畢，即孫氏《碑》特為司馬成敬入計而作。開元制，造籍之年州縣戶籍三月三十日納訖，裝潢之后送尚書省，尚書都事須六月一日召集諸司令史核覆各州計帳使所納計帳，則“成公奉計入朝”的時間當在四月至六月之間，正與孫《碑》特意制作的時間對應。祠廟是圖經類目之一，但承擔起地方官吏彰顯政績、與中央交通的作用的是單獨的碑記，而不是及時更新的圖經。

圖經是否修撰或補撰不在朝廷規定之內，也就導致地方官員對圖經續撰積極性不高，前述間隔十數年的寫作者仍然不得不參照同一版圖經。與沿用開元、上元前舊圖經相應的是，部分偏僻荒遠州縣直至元和年間仍然缺乏可參考的圖經。柳宗元《南省轉牒欲具江國圖令盡通風俗故事》詩中記述唐廷采柳州風俗、柳州無典籍可征事，“《華夷圖》上應初錄，《風土記》中殊未傳”，至貞元年間賈耽撰《華夷圖》才有柳州山川風俗的記載。面對唐廷征求遺俗的命令，柳宗元不得不嘗試從《周書·王會篇》等典籍中尋找相關記載。

由于中晚唐時期修撰、補撰完全取決于地方官吏，各地圖經的撰修和保存情況各不相同。依賴舊經，圖經損毀、零落，不加以補撰者有之，如《西蜀圖經》“主茲務者不勝其煩，遂盡削而潛焚之。長吏至，即據顯者集為一軸以獻，繇是百不書一”。新修、新撰者亦有之，吳與《漳州圖經序》載州郡沿革止貞元元年（785），記興元二年刺史柳少安請徙治龍溪、福建觀察使盧惎錄奏，貞元元年十一月敕從之，此版《漳州圖經》撰述于漳州遷治這樣的大事之后。一說作者吳與是元豐五年進士及第的宋人，但該《序》自稱“皇唐”且沿用興元二年年號，當是唐人記當時事。淳熙四年（1177）顏師魯《漳州重建州廳記》“尚嘆息四百年間漫無所考”，若北宋末另有吳與《圖經》，何至全然不敘北宋建置沿革，而致顏師魯有此慨嘆。

世殊事異，如何彌補圖經內容不足，是地方官亟待解決的問題。中晚唐的地方官吏借助圖經之外的多種文本體裁作為圖經的補充。地圖、圖經之外，由于二者固定體例和類目的局限，中晚唐以降的地方也轉而尋求其他非官方標準的體例和載體書寫地方敘事。廳壁記盛行于中晚唐，記載州郡歷代沿革和刺史德政是刺史廳壁記的常見內容。新任地方官吏借助圖經、地圖了解地方基本信息，撰寫廳壁記，但反之，廳壁記也可用來增補圖經滯后不足之處。顧況《湖州刺史廳壁記》介紹湖州沿革、土貢物產，記敘重點在刺史沿革，擇取東晉以來及唐代名刺史，略述大歷以來刺史顏真卿、袁高、于、劉全白、李锜事跡，贊美現任刺史李詞顯赫家世、仕宦經歷，到郡為政功績。顧況“總兩家之說”，搜集晉至唐刺史總計197人，“兩家”即李紓舊《廳壁記》和陸羽《圖經》。陸羽曾著《歷官記》《刺史記》，所撰圖經很可能囊括了二書對前代刺史的記載。唐代的歷任刺史，尤其是上元至建中二十年間或依據前吏部侍郎李紓舊記。以廳壁記補本州圖經缺漏的做法又見夔州，劉禹錫《夔州刺史廳壁記》總敘夔州春秋以來沿革，尤詳于武德至開元都督府設置，天寶乾元間州郡更名及防御使置罷，自敘“今以郡國更名之所以然，著于壁云”，事實上是增補源乾曜圖經開元以后的內容。李貽孫承劉禹錫廳壁記后，在劉禹錫補充州郡更名基礎上，續補夔州都督府“或加或去”、今為都督府的沿革變化。

除廳壁記外，地方長官主導了多種體裁地方記、志的編纂，尤其是開辟圖經之外的新體例。約永泰二年（766），刺史封某網羅搜集義寧以來刺史名氏，纂《九江郡國志》。因西蜀圖經百不存一，戶曹參軍藺宏宗草成書稿，西川節度使白敏中更命幕僚盧求刊益，盧求“不欲以圖經為目”，“搜訪編簡”，撰《成都記》5卷。中和二年（882）崔致遠補柔遠軍從事吳降《錄異圖》，且曰“交趾四封，圖經詳矣。然而管多生，境邇諸蕃，略采俚譚，用標方志”，則是在圖經之外，另開辟“錄異”為方志的傳統。搜編“俚談”的做法不僅見于邊疆地區，乾寧三年（896）烏程縣令余某延請縣人太學博士邱光庭增補本縣故事，唐初蘇颋、大歷中李紳軼事兩則圖經皆不載，楊夔慨嘆“豈前政之未知乎，抑知而不為乎”，更可見增補圖經在唐中后期不是常見的做法，也非地方長官職責分內事務。

（四）官方主導編修下的北宋圖經

與唐代的地方主導模式不同，北宋圖經的編修是中央政府統一規劃下的行為。北宋官員嚴格區分圖和經的性質，李宗鍔強調“圖則作繪之名，經則載言之別”。地圖由地方政府依照規定周期造送，“載言”之作圖經的搜集則通過統一詔令的方式，在中央政令的規定下不定期撰修，但兩次圖經之間間隔數十年，更可見圖經的撰修并非輕而易舉，而是耗時費力的大事。北宋圖經的一般流程是州府編修、進呈圖經，中央政府選派官員刊訂，書成頒下。大中祥符圖經編修即經歷了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的過程，“亟詔方州，精加綜輯。曾未半載，悉上送官。……舉《春秋》筆削之規，遵史臣廣備之法”，各州纂輯資料，李宗鍔筆削褒貶。其中的關鍵環節是中央政府制定凡例，“每州命官編輯而上，其詳略蓋系乎其人；而諸公刊修者，立類例，據所錄而刪撮之也”。由朝廷頒下，書成之后無需再有地方政府進呈中央的環節，所謂職方“掌受諸州圖及圖經”，其“受圖經”指藏書而言。

北宋一朝有四次纂修，兩次頒定天下圖經的行為：開寶四年（971）任命盧多遜撰修未成，開寶六年盧多遜另從江南取得十九州圖經，八年另任命宋準修定諸道圖經，是為《開寶圖經》。景德四年（1007）真宗令諸州府軍監選文學官校正，補圖經缺漏，又命孫僅總校，但孫僅以諸道體制不一，請“創例重修”。此次重修以真宗東巡所過州縣圖經為先，大中祥符三年（1010）十二月李宗鍔《新修諸道圖經》1566卷修定進上，并令職方“遍牒諸州，如法收掌”。次年八月別寫錄頒下諸道圖經，共計342本，是為《大中祥符圖經》。

盡管祥符有圖經“每閏依本錄進”的規定，但似乎并未推動圖經定期增修，李宗鍔所修祥符圖經至南宋初仍是各州府圖經重要基準。祥符圖經以降，南宋由地方官推動、佐吏和士人參與的圖經或地方志編纂之前，相當長的時間內再無權威圖經的編纂。元豐七年（1084）朱長文增補祥符圖經闕漏，撰《圖經續記》3卷及《吳門總集》，元豐距祥符70余年中“其間近事，未有紀述也”，至元符年間蘇州通判祝安至州，從朱長文子耜處得到《續記》前，所見仍唯有舊祥符圖經。紹興九年（1139）距祥符圖經頒下已128年，《嚴州重修圖經》仍是在祥符舊經基礎上輯補廣新。陳仁玉追憶杭州舊志，上溯乾道初周公淙《志》，周《志》又“因祥符之舊，始為之志”。歙州自祥符圖經之后，前書皆廢，祥符圖經又毀于戰火，故自紹興后至淳熙《新安志》編成的五六十年間，地方官府只能抄取計簿文書，加以里魁亭父之隱實編為冊，作為了解地方的輔助。

祥符圖經是南宋方志編撰的范例和重要資料來源，現存宋元方志有多部大量征引了“祥符舊經”“祥符經”。前舉淳熙《新安志》最終編成得益于從民間重獲《祥符圖經》，則“綱目粗設”。曾豐舉隆興府宋以來圖經方志，僅有《祥符圖經》、宣和洪芻《職方乘》等3書，淳熙《隆興府圖經》是在曾豐覆校3書，增乾道、淳熙以來事跡基礎上，經郡上佐、郡士等多人制定凡例，編摩、筆削而成。談鑰嘉泰元年（1201）所編《吳興志》，常引“舊經”“統記”，前者指祥符圖經，后者指真宗時左文質撰《吳興統記》。

需要指出的是，學者從今存宋初文獻中輯佚隋唐五代舊圖經，將所有圖經視為宋前圖經，從而強調唐代州郡普遍撰修圖經，不免有擴大之嫌。輯佚圖經的重要文獻《太平寰宇記》《太平御覽》《太平廣記》成書于太平興國年間及稍晚，彼時宋開寶八年已修成圖經。尤其是《太平寰宇記》書成樂史一人之手，體例相對一致，且引文標注明確出處，其文引“隋圖經”“舊圖經”“圖經”，考慮到宋開寶八年即有通行天下之圖經，“圖經”或指開寶圖經，“舊圖經”指宋前唐、五代舊經。《太平寰宇記》“宜州”引《圖經》云：（羈縻十六州）“見管逐州山川、四至、戶口、城縣、河江、古跡可得而觀……所有賦租，宜州差人征催，皇朝因之。”知此《圖經》有宜州及所管羈縻州戶口，而宜州戶云“舊戶圖籍不載”，載“皇朝”主、客戶數，其后溫泉、思順等羈縻州，亦載“今管主、客”，明此《圖經》為宋初圖經。

據圖經名判斷圖經時間應避免以下誤區。首先，因圖經以郡命名判斷成書于唐天寶至乾元之間不甚妥當。唐之郡名流行于宋代為州之雅稱，《元豐九域志》具載每州郡名，北宋之《吳郡圖經續記》，南宋初乾道之《四明圖經》，淳熙之《新安志》，嘉泰之《會稽志》《吳興志》以郡名或別名稱。其次，據北宋州縣改置判斷該圖經時間在北宋以前，忽略了北宋圖經的編纂時間和州縣更名廢置時間的先后。如《太平廣記》引《朗州圖經》二則，有學者認為朗州“北宋初改為鼎州”，為隋唐時代作品，但朗州改鼎州在大中祥符五年，開寶圖經在更名之前。再如《太平御覽》引《鄴縣圖經》，《太平廣記》引《莫州圖經》有莫縣，學者以為鄴縣、莫縣北宋皆廢，故圖經撰成于隋唐時期，然而莫縣、鄴縣熙寧六年廢，不能作為否定其為宋開寶圖經的依據。

三、唐代圖經和地圖的地方意義

盡管唐代圖經的編修并未在真正意義上實現常態化和制度化，但作為中央朝廷規定的地方撰述的標準模式，其綱目有成規，其所敘州縣風土，是地方文化傳統歷史合法性的來源。作為一種官方的、具有地方史書意味的撰述，圖經在地方治理中逐漸具有權威地位，影響了州縣對地方政治、文化、空間的認同。同時，地圖由于其空間可視的表達形式和及時更新的特點，不僅是中央朝廷認知地方地理的基礎，也成為州縣治理的必備工具。本節將從地方官員的角度，探討圖經、地圖如何在行政中使用、闡釋。

唐中后期，地方佐吏向新任地方官吏呈遞圖經已成為必要程序之一，所謂新任官吏，不僅包括州縣長官刺史、縣令，也包括主要僚佐長史、參軍等。張籍《送鄭尚書赴廣州》（長慶三年）想象鄭權到任嶺南節度使場景，云“海北蠻夷來舞蹈，嶺南封管送圖經”，節度使到任，管下各州應送呈圖經給節度使。前引盧求新撰《成都記》，據盧求追敘，早先西蜀圖經詳備，朝野人士多求借圖經寫錄，“主茲務者，不勝其煩，遂盡削而潛焚之。長吏至，即據顯者集為一軸以獻，由是百不書一”。如前所述，唐前期各州已普遍撰修圖經，但后續補撰缺少強制力的約束。一方面，向新任地方官吏獻圖經是慣例；另一方面，地方長官能看到的圖經有可能是陳舊的、殘損的。

理想情況下，州縣官吏通過版籍了解戶口、賦稅等統計信息；通過地圖、圖經掌握地理要素和風土人情。地方官吏從圖經了解歷史沿革、山川源流、人物掌故、祠廟古跡、道路交通等政務施行和地方交接的基礎知識。祠廟信仰是地方傳統的重點，神祠歷經數朝不衰，地方長官和上佐應到郡禮謁，官吏祭禱的態度被認為與一地是否風調雨順息息相關，“前后二千石及上佐下車。輒先祭而始蒞職。如慢黷不虔。應時致禍”，如遇風雨災荒，地方長官應遣人或親自致饗。由唐人碑文引圖經可知，圖經記載包括祠、觀、廟列圣事跡、靈應故事，建置、修繕緣由等各個方面。雷聞認為，中晚唐圖經“逐步成為地方政府確定祀典的主要依據”。圖經輔助地方長官了解下情的功能延續到了北宋時期，乾興元年（1022）寇準貶雷州司戶參軍，“既至，吏獻以圖經，首載州東南門至海岸十里”，向新任地方官進獻圖經是公認的程序，新到任者也需要借圖經了解州縣基本地理。

在地方上，唐代圖經扮演了權威的文化資源寶庫的角色，可以提供故事、舊制供官長參考。殷侑奏改當管與陵號、它州縣同名四縣，新改縣名取自圖經所載鄉名、水名，桂州永豐縣、富州開江縣、唐州平原縣各據《圖經》所載水名改為豐水縣、馬江縣、思和縣。圖經記載故事，為施政者提供可以效法的范例和糾正的目標。《圖經》載丹徒練湖周回40里，便于灌溉和水路交通，劉晏任轉運使時已被當地百姓筑堤橫截14里，兩相對比可見近年隔斷情況，故劉晏奏請禁止隔斷練湖。蘇州舊有常熟塘，圖經載其灌溉之利甚詳，貞元以來漸淤泥堆積，刺史李素、縣宰李暵、主簿李仲芳等人疏鑿舊塘以期恢復灌溉的功能。兗州萊蕪縣縣小戶少，節度使曹華奏仿貞觀三年（629）廢萊蕪入博城縣故事，并萊蕪入乾封縣。對比故事和新變化，也可彰顯為官政績，如杭州圖經載錢塘湖“湖水溉田五百頃”，白居易時經改進堤防和蓄泄，可灌溉的公私田多達千余頃。

地圖載體本身的特性使其能夠更具象呈現空間，唐五代地圖的定期呈遞制度又意味著地域上更廣泛的普及、內容上相對圖經更高的時效。將地圖作為處理地方事務參考的傳統可上溯曹魏，孫禮以天府藏烈祖初封平原時圖，決清河、平原爭界案，孫禮所利用地圖是曹叡封平原王時地圖，較為特殊。至南朝梁，已出現供太守政務參考制作的郡圖，陸倕赴任潯陽郡，未至而教曰：“貴郡圖載，其具存方策。……所撰郡圖，可勿親用。”唐代縣級政區未必有獨立的圖經，但繪有地圖，柳宗元撰《武功縣丞廳壁記》，憑借陳南仲族子陳存所持武功縣地圖為記。

事實上，地圖在地方為政中同樣重要，與地方官吏至州查閱圖經類似，文獻記載了不少刺史按檢地圖的例證。州刺史不僅借助州地圖查找祠廟、墳墓等古跡，還依據州圖規劃水道。永泰二年（766）道州刺史元結據州地圖查找舜陵、舜廟，不知處所，立廟西山。元和九年（814）道州刺史薛伯高查考道州地圖，得象祠，以為淫祠，亟命毀是祠。范傳正按察宣州地圖，檢得當涂縣李白墳墓所在。李濆于滁州東北10里得古溪，標注在地圖上皇道山之右。地方長官利用地圖觀察地形地貌，興修水利。貞元初，杜亞出鎮淮南節度使，“既下車，乃驗圖考地，謀新革故”，依據州圖所畫地形水勢，謀劃通愛敬陂賀句城湖，并“圖以上聞”。盧鈞僚佐李從事覽地圖見“北盡南陽故地”，疑此為古召堰，遂為盧鈞謀劃復召信臣故堤，鑿枯溝，析為南流以廣灌溉。即使某地確有圖經，地方官仍會依賴地圖獲取信息，圖經無法完全取代地圖的作用。顏真卿在撫州時，撫州有圖經，“一日按地理圖，得屬邑崇仁縣華蓋山有王郭二真君壇存焉。欣睹異事，未原其始”。王茂元《楚三閭大夫屈先生祠堂銘》先引《歸州圖經》介紹屈原身世，又考“圖籍”，得屈原舊宅在“州之東偏十里而近”，從敘述方式推斷，此圖籍當指州圖。

地圖造送是王朝常規政務，地圖通過定期造送制度被納入檔案體系，成為王朝權力疆域的象征。從隋文帝時樊子蓋進《嶺南地圖》，至元和年間田弘正獻朝廷表忠心的包括獻地圖、編口籍、修職貢、上吏員一系列舉動，元和十四年（819）收復河南平盧、淄青12州后即呈送地圖、戶版給憲宗，地圖的功能一以貫之，兼具覆視方域的實用價值和歸屬王朝版圖的象征意義，憲宗通過閱覽新進地圖、戶版，設置了包括天平軍節度使在內的方鎮及軍額，正反映出中央朝廷通過地圖指掌地方的實用功能。

四、結語

從隋唐到北宋，地圖與圖經作為地方地理的主要載體，其編纂制度和實際運用呈現出顯著差異。地圖形成定期造送、統一納入檔案的常規渠道，唐代圖經雖未形成常態的、長期的編修制度，卻因其官修體例和記載風俗、故事等應用知識在地方治理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盡管唐代圖經沒有強制編修和續撰的制度，但由于圖經在地方官交接、祭祀、水利修治等政務中反復被援引、使用，圖經遂在普遍意義上被認為是州郡應設的常典。地圖以其更新及時、形象直觀的特征，不僅成為地方治理的常規工具，也在王朝中承擔了疆域象征和指掌地理的雙重功能。

地圖、圖經編修是否形成制度性的規定，在地方治理中扮演了怎樣的角色，是地理內容如何在中央和地方之間流散的重要命題，關系到隋唐地理總志的撰修程序及內容來源。圖經在隋唐時期的完善、流行，為北宋朝廷撰修天下圖經奠定了體例、內容和制度上的堅實基礎。北宋圖經從地方自發的撰述、續補上升為中央統一部署的修撰活動，進一步整飭和規范地方地理內容，州縣地理不僅是地方記述風土的文書，更是王朝的治理資源。更加普及和標準的圖經日益成為地方表達認同和秩序的文化象征，進而為南宋地方志的成熟準備了條件。

來源：地方志研究（原文載《中國地方志》2026年第1期）

作者：陳銳霖（作者單位：北京大學歷史學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