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的江山：文化中國VS王朝中國

文化的江山

文化中國VS王朝中國

文：劉剛、李冬君

歷史上，其實有兩種中國史觀。

一個是二十五史里的中國，叫作王朝中國。

一個是貫穿了所有王朝的中國，叫作文化中國。

所有王朝，都在興亡交替中，短則數(shù)十年，長則二三百年，都難逃一亡；唯有文化中國越千年，歷百世，還在發(fā)展，凝然而成文化的江山。

江山自然生成，人居其中，文而化之，而成國家。

英雄行走大地，人與山川相映發(fā)，而使文明開化。

▌金聲玉振：文化中國的濫觴

英雄從遠古走來，從神話走向歷史，留下一個傳說時代，留下了初民用文明初曙之眼看到的世界。

初民都相信，文明的種子來自天上，所以，先要在高山上生長。昆侖是最高的山，不光是天下水源地，更是文明起源地。然后，文明還要順著河流下山去，流域所至，擇其要處，或為村落，或為城市，或為國家，唯有國家，才能使文明長大。

文明在全新世大暖期里生長，度過了人類最美好的一段時光。

在江南河姆渡文化里，我們看到了有別于《圣經(jīng)·創(chuàng)世記》伊甸園的中國式天道伊甸園，我們相信，《莊子》里說的那些比炎黃還要古老的人物，就應(yīng)該在這里出現(xiàn)，不能像史官文化那樣將它們當(dāng)作荒誕的寓言。

仰韶文化 | 人面魚紋盆 | 出土于半坡遺址

還有仰韶文化，分布在黃河中上游，從那天真爛漫的彩陶上，我們看到了文化中國的起源。

而良渚文化則在“從東南往西北”的歷史運勢線上，開辟了一條玉石之路，貫穿了長江與黃河兩大流域，用玉文化融合了兩大文化區(qū)系，就在以玉為標(biāo)志的制度文明——禮制的產(chǎn)床上，一個“審美的國度”——文化中國誕生。

當(dāng)西方文明正走向青銅時代時，中國文明則順著新石器文明的慣性，進入一個審美的玉器時代。

西方文明史視野下的古代國家起源于青銅時代，而中國文明史視野下的古代國家則起源于玉器時代，這是我們在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發(fā)現(xiàn)，以此而有了不同于西方文明的國家觀念。

青銅文化的國家與玉文化的國家有不同的文明屬性：青銅國家的本質(zhì)，有著明顯的暴力認同的特征；而玉制的國家，就如同玉本身，不具有青銅那樣的暴力屬性，呈現(xiàn)出文化認同的特性。

《山海經(jīng)》的世界，就包含了青銅時代和玉器時代。考古學(xué)認為，《山海經(jīng)》反映的世界，處于金石并用時期，還把玉器當(dāng)作新石器的一部分。

這顯然是不夠的，因為，玉器與石器的差異不在于材質(zhì)，而在于功能。玉雖被稱作“美石”，但其材質(zhì)顯然已不重要，重要的是那個“美”字，它強調(diào)了玉器的審美功能，以區(qū)別于石器的實用性。

所以，我們更傾向于用審美的方式來稱呼那個時代，不是稱作“金石并用”，而是稱為“金聲玉振”。

良渚文化 | 神人面獸紋玉三叉形器 | 出土于瑤山遺址

▌金石革命：文化中國的轉(zhuǎn)向

王朝中國是青銅時代的產(chǎn)物，代表著“金”，文化中國是玉器時代的產(chǎn)物，其本為“玉”，可以說，文化中國是禮玉文明的一個政治成果。

以良渚文化遺址所反映的國家樣式為例，我們似可確認，那是一個信仰與審美的國度，也有權(quán)威，但基于文化認同。

這樣“文化中國”與“王朝中國”，就從根本上區(qū)分開了。

因為，王朝中國是由文化中國“西化”而成的文明古國的改良版，所以，青銅時代的世界體系，終于在“金玉良緣”的王朝中國畫上了完滿的句號。

四大文明古國中的三大古國相繼消亡以后，繼之而起的王朝中國，在與文化中國的互動中，又將文明古國的國脈延長了約三千年。

作為四大文明古國之一，中國的歷史應(yīng)該有五千年。可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和殷墟考古，證明了有文字記載的歷史只有三千多年。

但殷墟不是起點，而是高峰。那么，起點在哪里？

孔子還說過“祖述堯舜”和“殷因于夏禮”，說明殷的前面還有個夏，說殷人繼承了夏的禮儀制度，那就是已經(jīng)把夏當(dāng)作一個世襲制的王朝國家。

夏在哪里？良渚文化用禮器——玉琮、玉璧、玉鉞等所代表的一整套用玉制度為夏提供了中國最早的禮制文明的樣式和古代國家起源的原型，而龍山文化則代表了正在發(fā)生的技術(shù)革命和文化轉(zhuǎn)型，使文化中國向著青銅時代邁進。

炎黃傳說

殷墟之后，形成了一個標(biāo)準(zhǔn)的王朝國家，那是一個與世界文明古國接軌的國家，它的出現(xiàn)，標(biāo)志著青銅時代的世界體系的完成。

這一歷史進程，就如同近代以來的工業(yè)革命，當(dāng)其在英國出現(xiàn)以后，就開足了工業(yè)革命的世界化馬力，兩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美國接力而起，繼以工業(yè)革命的全球化體系，而當(dāng)下中國工業(yè)革命，又從美國那里傳承全球化的工業(yè)革命的火炬，預(yù)告著工業(yè)革命的世界體系就要在中國完成。

它使我們又聯(lián)想起殷墟時期在中國發(fā)生的青銅時代的那一次金石革命，那也是先在西亞興起，在中亞，從黑海到里海之間的南俄羅斯草原，經(jīng)由雅利安人接力，以國家與革命的方式傳遞，世界三大文明古國古巴比倫、古埃及、古印度隨之解體，文化中國亦隨之“西化”，從玉器時代轉(zhuǎn)向青銅時代。

這么一轉(zhuǎn)，不僅催生了王朝中國，而且使得隨著青銅時代到來的世界體系最后也在中國完成。

從殷墟開始，中國歷史便走上了王朝中國之路，且與文化中國互動，治亂循環(huán)，雙軌同運。

儒以道統(tǒng)與政統(tǒng)劃分：道統(tǒng)出自文化中國，以孔孟之道為代表，政統(tǒng)出自王朝中國，以周秦之制為代表。又有“陽儒陰法”一說，以為道統(tǒng)反映儒家思想，而政統(tǒng)則基于法家思想，這也就是所謂“霸王道雜之”。

儒家道統(tǒng)只是文化中國的一條線索，還有墨子一線，以俠義精神和會黨政治貫穿，成為民本與民間運動的源泉；有楊朱一線，他那“為我”一聲吼，便是中國最早的“個人權(quán)利”的宣言；有莊禪一線，以回歸自然的審美和思辨開拓著中國藝術(shù)的空間，這一線，從山海圖到桃花源，從東籬到東坡，從山陰道上人與山川相映發(fā)到山水詩到山水畫……

王朝雖然赫赫，不過歷史表象，江山何其默默，實乃歷史本體。

表象如波易逝，一代王朝，不過命運的一出戲，帝王將相跑龍?zhí)祝芡炅司鸵屡_去，天命如此，他們不過芻狗而已。改朝換代，但江山不改，家國興衰，還有文化主宰，文化的江山還在。

敦煌壁畫 | 反彈琵琶

▌歷史詩意地棲居于江山

“秦時明月漢時關(guān)”，秦漢兩朝已去，可關(guān)山依舊，明月依然。這關(guān)山啊，就是文化的江山！

命運詩意地棲居于江山，我們知天命以詩。

重讀中國歷史，要把歷史放到江山中讀，不要放在王朝里讀。要用詩性的眼光讀，不要用“資治”的眼光讀，以詩性之眼，能讀取文化的江山，用“資治”的眼光，只能圍繞王朝打轉(zhuǎn)，把歷史讀成陰謀詭計。

文化的江山里，沒有統(tǒng)治者的位置，要坐文化的江山，帝王也要寫詩。

然而，詩性是天命和靈魂的吟唱，詩的靈感，并不特別鐘情于帝王。

據(jù)說，乾隆皇帝愛寫詩，一生寫了四萬多首，他一個人寫的詩的數(shù)量快趕上《全唐詩》了，可有哪一首詩能流傳至今？大魚大肉的四萬多首詩，還抵不過李白清清淡淡的一首。

月光下，搖籃旁，母親在吟唱：“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xiāng)。”就這樣，唱了一千多年，至今還在唱，那一縷縷詩性的光芒，照亮了嬰兒的臉龐，溫暖了孩子們的心房，文化中國的公民們就這樣成長，我們從中看到了希望。

當(dāng)年，王國維作《人間詞話》，以詩話體行文，卻寫了一篇關(guān)于唐宋詞的論著，我們自問，能否也詩意地棲居于歷史，去寫一部詩性的文化中國的通史呢？

我們這樣想了，也這樣做了，做的成果，就在我們的《文化的江山》里。歷史的精神，追隨陳寅恪，其美學(xué)形式，則取之于王國維，加上我們的思想與文字，形成本書的風(fēng)格與宗旨。

劉剛、李冬君《文化的江山》書影

歷來寫史，都以王朝為本位，以帝王為中心，寫王朝史，表達王權(quán)主義，即以宮廷政治和帝王權(quán)謀為主線，寫來寫去，也都是些改朝換代和開國皇帝的故事，那根線，歷史的主線，還捏在王權(quán)的手心里，被王朝史觀牽引著，進入王朝中國的歷史。

然而，還在20世紀(jì)初期時，不就有新文化運動了嗎？反了近一個世紀(jì)，為什么還反不出王朝史觀呢？中國的思想者們，究竟在哪里失足了呢？

魯迅面對黃包車夫尚且要“榨出皮袍下面藏著的‘小’來”，他對“國民性”的批判，也就停留在“文化人民性”的重建上，未有“文化個體性”的自覺。

我們認為，人性的發(fā)展，經(jīng)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人對于自然的自覺，而有類意識，我們稱之為“人類性”階段；

第二階段是人對于他人的自覺，而有群意識，我們稱之為“社會性”階段；

第三階段是人對于自我的自覺，而有自我意識，我們稱之為“個體性”階段。

個體性之道德一維，我們稱之為“個體人格”；個體性之政治一維，我們稱之為“個人權(quán)利”；對于“個體性”的文化認同，亦即文化一維，我們稱之為“文化個體性”。

從“文化個體性”出發(fā)，我們走向文化中國，重讀中國歷史，就是以自我意識對歷史做選擇。歷史上有兩個中國，王朝中國和文化中國，我們選擇了文化中國。

文化中國，不一定非要呈現(xiàn)某種既定的國家形態(tài)，在與王朝中國互動中，它以文化的江山表現(xiàn)出來，即便在當(dāng)下民族國家的世界之林里，它依然漂洋過海，以全球化的天下觀的方式存在。

就像《山海經(jīng)》世界那樣，文化的江山，開啟了“海外經(jīng)”時代。

本文摘選自文化、歷史學(xué)者劉剛，李冬君伉儷寫作的《文化的江山》系列引言。

正如文中所言，中國歷史有“王朝歷史”，也有“文化歷史”。長久以來，無論是寫史的還是讀史的，都更關(guān)注前者，而輕視后者。

但劉、李兩位老師認為，“文化中國”的生命力和永恒價值遠超“王朝中國”。文化中國開始得更早，延續(xù)得也更加深遠，與中國人的生活、情感和環(huán)境交織在一起，從未斷絕。

與權(quán)謀家相伴的歷史，是機關(guān)算盡，是翻云覆雨，越接近真實，就越黑暗。但文化里的歷史，是詩詞歌賦的轉(zhuǎn)變，是真情實感的表達，它的感染力永遠會讓我們有“今月曾經(jīng)照古人”的感動。

“文化中國”通過看得見、聽得見的詩、字、畫、曲等傳承下來，成為我們每個中國人自信心的文化之源。而這也是兩位老師傾力寫作《文化的江山》的愿景。

為此，沉思的托克維爾聯(lián)合先知書店誠摯推薦劉剛、李冬君的《文化的江山》（6冊）。

這套《文化的江山》，兩位老師從40歲時開始構(gòu)思，50歲完成初稿，經(jīng)過10年的打磨沉淀，最終寫出了12冊體系、100多萬字的著作。現(xiàn)已出版前四冊，囊括先圣時代的中國文化圖景，是歷史與考古、詩詞、繪畫、哲學(xué)的碰撞，給讀者一套充滿獨到見解和新意的中國史。

讀懂中國的文化歷史，才能更理解今天的中國。這套書是兩位老師的雙簽名版，數(shù)量有限，感興趣的書友可識別下圖二維碼，一鍵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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