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憑 | 消逝中的大同：北魏平城時代的文明融合與華夏復興

北魏平城時代消逝了。以大同盆地作為軀殼的北魏京畿，曾經適應和推動過北魏社會的發展，形成為平城政權的根據地和中心區域；而平城政權的將近百年，作為大同盆地古代史上的一個階段，以較其他階段更為輝煌的歷程載入了史冊。

大同盆地的開發是在北方地區自漢末以來因戰亂頻仍而生產停滯長達兩個世紀的情況下進行的，因此，對它開發的意義遠遠超出了在這一局部地區創造的經濟價值。首先，晉末以來，我國出現邊遠地區經濟逐漸發展的新局面，大同盆地及時趕上了這一潮流。其次，北魏平城時代所處的五世紀是北方社會生產逐漸恢復并發展的時代，大同盆地憑借北魏王朝在此建都的歷史契機，走到了這一時代的前列，在將近一個世紀中成為整個北方的政治中心。第三，在開發大同盆地的共同勞動中，漢族人民與北方眾多的部落人民通過生產經驗與技術的交流而增進了民族感情，推動了民族交往，促進了文化交流，從而使大同盆地形成為一座民族融合的大熔爐。

提到文化的交流，我們有必要再推開一步來說。

東漢末年以后中原社會長期動蕩。在黃河中下游地區發生了一系列的戰亂，其中對社會經濟破壞最劇烈的有三次。第一次是東漢靈帝中平六年(189年)開始歷時約四年的董卓之亂，以及由此引起的廣闊范圍的軍閥混戰，結果中原出現了“鎧甲生肌虱，萬姓以死亡”①的凄涼景象，致使東漢政權的統治被摧毀。后兩次是西晉惠帝永平元年(291年)開始歷時約十六年的八王之亂和懷帝永嘉元年(307年)開始歷時約六年的永嘉之亂，這兩次戰亂緊密銜接，人民幾無喘息之機，因此破壞尤其劇烈，西晉漢族政權的統治被徹底摧毀。三次大的戰亂就像間歇性的強烈地震一樣，將長安、洛陽兩大文明古都夷為廢墟，漢族文化的根據地被嚴重破壞了。

以長安、洛陽兩大文明古都為軸心的黃河中下游漢族文化覆蓋區，是經過先秦和秦漢兩大漫長時期形成的昌盛地區，這個地區的文明程度遠遠超過周邊的地區，代表當時整個中華文明的最高水平。漢文化的昌盛地區遭到嚴重破壞以后，中國北方的政治、經濟和文化中心便向東方轉移。于是，先后在北方稱雄的袁紹和曹操就都將他們建立霸業的根據地置于黃河下游的河北之地。永嘉之亂以后出現十六國時期，河北地區處于漢化較深的羯族和鮮卑族慕容部的統治之下，大量的漢族人口被留居于此，內遷的胡人也逐漸被同化。經過多年的經營，這一地區的經濟慢慢地復蘇，進而形成以鄴城—中山為軸心的漢文化中心地區。所以，北魏天興元年(398年),道武帝一人中原就被鄴城的壯觀景象吸引住而流連忘返了，他巡登臺榭，遍覽宮室，將有定都之意，只是迫于后方叛亂的形勢才不得不退回代北。

當時尤其值得注意的現象是，位于漢族文化最高層次上的漢魏典章與學術文化不再由國家控制下的學校壟斷了。由于漢王朝的覆滅，學校制度傾頹，漢魏典章與學術文化從主要由太學博士教授轉變為以父子世代相傳為主。因此，漢魏典章與學術文化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掌握在若干大的家族手中，形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特有的家學。在河北地區，殘存下來的漢魏典章與學術文化主要為清河崔氏、渤海高氏等世家大族所承襲。北魏平城時代最活躍的政治家崔浩、高允等人便是這樣的門閥士族的代表人物，他們先后向道武帝、明元帝、太武帝、文成帝等北魏統治者介紹過漢族文化的精華，并以漢魏典章為藍本為北魏王朝制禮作樂，建立了一整套的漢化制度。這些典章制度一直傳續到文明太后臨朝聽政時期，為文明太后全面推行漢化奠定基礎。

在西北，當時稱為涼州的河西走廊地區，也保存著傳統的漢族文化。由于氣候寒冷干燥，東漢以前這里一向地廣民稀，物產不豐。中原地區連綿不斷的戰爭和動蕩不安的政局引起頻繁的民族遷徙和大量的人口流動，河西走廊因為相對安定而成為人們投奔的主要區域。這一現象也被統治者注意到了。曹操就曾任用皇甫隆為敦煌太守以開發河西走廊。皇甫隆到任后，教民制作樓犁，使農業生產迅速發展起來。西晉后期，張軌出任涼州刺史，起用漢族士人，招納流民，興建學校，選拔賢才，并且大力發展農業、手工業與商業貿易。經過魏晉以來的經營，在河西走廊地區形成了與河北地區發展程度大體相當的文明，并保存了秦漢以降的漢族文化。北魏太延五年(439年),太武帝征服河西，那里文物的精品與士人的中堅大多被俘掠到平城，于是保存在河西地區的漢魏典章和學術文化進入北魏朝廷。繼承河西地區漢族文化傳統的代表人物則是李沖、常景等士人。李沖后來適逢文明太后臨朝聽政，成為北魏太和改制中的核心人物。

漢晉之間三次大的戰亂，使中原人口銳減四分之三，得以茍延下來的中州士女十之六七遷徙到江左。與此同時，包括漢魏及西晉以降的禮、樂、政、刑等典章和文物在內的中原文化也被大量地帶到那里。東晉和宋、齊、梁、陳等政權就是在此基礎上相繼建立起來的。雖然江左的朝廷更迭頻繁，而且每個朝代的統治時間十分短促，但是除了東晉末年和梁朝末年兩次規模較大的戰亂以外，東晉南朝時期的江左社會相對來說是比較安定的。在江左的肥田沃土上，中州遷去的人民與當地的人民同耕共織，使那里的社會面貌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出現了“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祛服華妝”的富足局面。①與此相應，在文藝、教育與科技等方面也都獲得劃時代的成就。同時，漢魏典章制度在東晉南朝也有了新的發展。這些來自中原而又有所發揚的典章制度與學術文化，在文明太后臨朝聽政時期又被劉芳為代表的一批文人傳播到平城。②

由上述可知，從長安、洛陽流散到各地的傳統文化經過一番曲折的途徑以后，又從河北、江左、河西等地區匯攏起來，在北魏都城平城撞擊到一起。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出現了大同盆地輝煌的一頁；也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出現了北魏平城時代；還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出現了文明太后主持的大規模的太和改革運動。

從以拓跋部為首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角度來看，推行太和改革無疑是整個平城時代拓跋部的漢化運動的總結，也無疑是晉末以來北方各游牧部族漢化運動的總結。然而，從整個中華民族文明發展的廣闊歷史背景來看，太和改革的意義就不僅限于此了，它實質上是中華版圖內廣泛參與的一次弘揚中華文化的運動。而且，經過太和改革以后，中華文明雖然仍以漢族文化為主導，實際上卻已遠不限于秦漢時代的舊的漢族傳統內容，而是包含了由眾多少數民族輸入的大量成分復雜的營養，從而變得更加清新瑰麗了。這是因為，從各地來到平城的文明早已不同于純粹的漢魏以降的漢族傳統文化，它們都已陸續不斷地吸收和融合了所在地區各部族的文明。河北的文明中含有匈奴、羯和鮮卑族慕容部的文化因素，江左的文明受到了蠻、越文化因素的影響，而河西的文明則不僅有氐、羌而且還有鮮卑禿發等部的文化因素。這三個地區的文明雖然都在不同程度上源于漢族文化傳統，但實際上彼此之間已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因此，一旦它們被熔于一爐，中華民族的整體文明就升華了。這正是太和改革的價值所在，也正是北魏平城時代的歷史意義。

將拓跋政權發展的曲折歷程置于東漢以來中華文明大播遷的形勢之下加以考察，對于北魏平城時代之所以能夠突兀地崛起與發展到頂巔的問題，就有了深入的理解。不過，也應該看到，當經過升華的中華文明在平城迸發奪目光彩的時候，北魏平城時代自身卻走到了它的盡頭。因為，北魏京畿的自然條件，雖然孕育了這個多姿多彩的時代，但是也限制了這個時代的繼續發展。

北魏京畿位于自然地理上的蒙古高原與山西臺地相交錯的斷層地帶。它的中部是地勢平坦的大同盆地。大同盆地呈西南—東北走向，其中部和東部呈現為三片寬闊的谷地：一片谷地溯渾河而上，直抵恒山主峰腳下；另一片谷地沿桑乾河而下，伸向今河北省境內；還有一片谷地展布于南洋河上游的今山西省陽高縣、天鎮縣境。從這些大片的谷地又支分出無數的小塊谷地，其間流淌著水量充沛的河流，既利于農耕，又適于游牧。大同盆地被無數崇山懷抱著，它的東北是熊耳山與軍都山，北部和西北部為陰山余脈，西南部界管涔山脈北段，南部與東南部有恒山與五臺山。崇山之中，關隘與險峰重迭，斷崖與峻嶺錯落，形成為封閉大同盆地的天然屏障。這樣的地形既利于政治上的統治，又便于軍事上的攻防。因此，當政治形勢比較穩定的時候，其區域性經濟就能很快地繁榮起來。這正是這一地區能夠形成轄境相對穩定的行政區域的重要原因。尤其是在北魏統治時期，這一地區處于中心地位，所以能夠進入長足發展的輝煌時代。

然而，相對封閉的盆地地形，既影響著本地經濟的持續發展，又阻礙了周邊物資的輸入，更不便于平城政權號令的布達。隨著平城政權中央集權封建體制的日臻完善，大同盆地相對偏僻和局限的弊端也日趨顯現。當孝文帝在文明太后的基礎上繼續推行太和改革運動時，就更加深感已歷百年的舊京畿難以容納蓬勃開拓的新宏圖了。大同盆地終于成為束縛北魏王朝的圍欄，沖破這一圍欄的歷史使命降落到孝文帝的肩上。

與此同時，中原的社會狀況已經安定下來，中原的經濟迅速地恢復和發展起來，而中原各民族的融合與文化交流也進入了高潮。歷史的要求與個人的意志結合在一起，孝文帝于太和十八年將國都從平城遷到洛陽。北魏平城時代結束了。

孝文帝決心遷都，既有客觀形勢方面的各種原因，也有主觀意識方面的諸多考慮。作為杰出的政治家，孝文帝審時度勢地作出遷都的決定，無疑是偉大的歷史創舉。這一壯舉，使融匯于平城的河北、河西和江左的三股文化潮流隨而涌向洛陽，為北魏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發展開辟出新的局面。隨后的新京畿，即傳統的舊洛陽，迅速恢復昔日的繁榮景象，繼續為中華民族的融合和中華文明的興旺發揮巨大的作用。

歷數北魏平城時代的人物，文明太后乃是當之無愧的代表。是她，將一個時代推向高潮；隨著她的離去，這個偉大時代降下了帷幕。正是在平城時代余暉的映照下，孝文帝才開辟出洛陽時代的嶄新天地。北魏的平城時代和洛陽時代雖然界限分明，卻又緊密聯系。就像站在這兩個時代邊緣的文明太后與孝文帝一樣，他們分別是后權與皇權的象征，卻又在事業上一脈相承。

本文選自《北魏平城時代（增訂版）》（李憑 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8），標題為編輯所擬，原題為“平城時代歷史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