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森的“中國情結”：當年他是接待中國學者最多的美國人

詹姆斯·沃森

葉水送 | 撰文

“DNA雙螺旋結構的成果于1953年4月25日發表在《自然》雜志上，這是《自然》雜志有史以來發表的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只要你不是太笨，只需要仔細瞧一下就能知道如何拷貝DNA，看到DNA就會明白雙鏈如何解旋。當時我和克里克并沒有馬上解決A—T配對問題，直到那一年的某個周三、周四，我們才了解到C—G配對，并發現它和A—T配對在形狀上相同，在此基礎上可以建立一個雙螺旋模型。”

2023年10月21日，95歲高齡的詹姆斯·沃森（James Dewey Watson）因身體原因未能親臨會議現場，為紀念在北京昌平召開的DNA雙螺旋發現70周年論壇，他特定錄制了一個視頻，回顧了當年這一重要發現。

盡管當天沃森看上去有些年老力衰、口齒含混不清，但他對70多年前發生在劍橋大學老鷹酒吧的故事細節仍歷歷在目，仿佛就是前不久剛發生的一樣印象深刻。當天他仍不改幽默風趣的本性，調侃道，“克里克真聰明，能夠遇見克里克是我一生最大的幸運，在我去劍橋大學之前我并不知道他的名號，他是我在劍橋大學碰到的第一個聰明人。”

事實上，提到分子生物學，沃森絕對是繞不開的人物。作為當代生命科學領域的“活化石”，沃森的一生有太多的傳奇，也有諸多非議。有時他像一個預言家，總能把握生命科學未來的走向；有時他像一個不太成熟的小孩，無所顧忌地將自己所有的心里話全盤托出，得罪許多人，甚至是自己身邊的朋友；有時他像一個慈善家，共情中國當年積貧積弱的生命科學現狀，不計回報地幫扶中國學者，助力中國生命科學緊跟國際步伐；有時他像一個冒失的毛頭小子，總是充滿熱血喜歡挑戰，遇到困難熱衷于迎難而上。

沃森始終會把兩句口頭禪掛在嘴邊，一句是“think big”（志存高遠），另一句是“it’s ok to be weird”（不用擔心與眾不同）。

或許正是因為信奉這樣的人生真理，才讓沃森敢想別人不敢想、做別人不敢做，才塑造了他這樣一個瘋狂而又清醒、另類卻又迷人的人格。圍繞著他總是話題不斷，媒體也深知他口無遮攔的特點，放大他爭議性的用詞，讓他屢屢“踩坑”。

沃森的一生起起伏伏，極具戲劇性和故事性。23歲就與克里克合作提出了DNA雙螺旋結構，34歲時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比楊振寧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還小一歲。40歲時，他擔任冷泉港實驗室主任，挺身而出力挽狂瀾，將當時瀕臨倒閉的冷泉港實驗室帶到了國際知名的分子生物學中心高度。在他62歲那年，他又開始領導人類基因組計劃，將現代分子生物學引領進基因組學的時代。

沃森的前半生仿佛是命運的寵兒，一直都是科學界無人能及的巨星。然而，他的晚年因為爭議性言論，在聚光燈下反復被“拷問”，顯得有些落魄。在他的后半生中，輿論頻繁“捉弄”他，以往他習以為常的獨特言論頻頻在社交媒體上引起轟動，成為各大媒體爭相報道的焦點人物，由于他的某些言論過于政治不正確，他逐漸成為美國科研界中的“不受歡迎之人”（unperson）。

盡管在美國備受冷落，但沃森在中國卻擁有著巨大的影響力。這不僅與他作為“DNA之父”的頭銜有關，還與他早年對中國生命科學的善意援助密不可分，用“中國人的老朋友”這一厚重稱呼來評價他也不過分。

沃森很早就與中國有交集，并對這個東方大國興趣濃厚。對中國生命科學他始終以不同方式予以大力支持，從早期的同情、幫扶，再到近期一度想將沃森研究院（Watson Institute）地在中國。上個世紀50年代，沃森在英國劍橋認識了第一位來自中國的年輕學者——曹天欽，并與其保持著良好的友誼，30年后沃森首次訪華，迫不及待地想登門會會這位老友。事實上，自1972年，中美關系逐漸解凍，中美之間還未正式建交，沃森就時常會與一些來美訪問中國學者使團交流互動，如貝時璋等學者。

作為諾獎得主以及當代最有名的分子生物學家，美國人對他在科學上的貢獻引起為傲，沃森以及冷泉港實驗室自然成為當時接待中國科學家最多的美國科研機構之一。除此之外，或許還與他對中國人的友好態度有關，通過資料以及與中國學者的書信查閱，我們發現他是一個既nice、有十分忙碌的老先生，從知名的中國學者到名不見經傳的博士或博士生，他幾乎有信必回，即使幫不上忙，他也會在信中提供解決方案。他對中國以及中國人有一種莫名的興趣。

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的大門向世界打開，由于此前奉行拒“資本主義文明”于國門之外，關起門來搞建設，國門開啟后中國對世界缺乏認知，世界也對中國不甚了解。盡管當時中國的GDP在全球排名前10，但人均GDP在全球排名110位之后，經濟和社會發展落后導致科研水平發展偏低。歐美生命科學呈現一派繁榮景象，這是因為上世紀物理學取得輝煌成就后，生命科學就占據著各國科學研究的主流，以發表的論文來看，生命科學所占的比重保守估計應該不低于60%。

當沃森1981年訪華時，他對中國充滿了好奇，也對中國的落后予以同情。正有學者指出，此時的中國閉關鎖國30多年，國門打開時，發現已錯過整個分子生物學萌發及蓬勃發展的階段，沃森作為分子生物學學科發展關鍵人物之一，第一次訪華，他從宏觀層面及國際科學發展的高度很清楚此時的中國在整個分子生物學學科嚴重脫節的局面。

此后數十年里，沃森對幫助中國發展生命科學充滿熱情，無私幫助中國學者赴美訪學交流，捐贈圖書雜志，以及幫助中國籌建冷泉港亞洲。可以說，他是中美關系解凍后，對中國最友好、做出最多貢獻的美國學者之一。

21世紀初葉，在沃森的支持下，冷泉港實驗室建立了海外唯一分支——冷泉港亞洲，成為啟迪中國年輕生物學家的搖籃。晚年他游走中國各地，甚至差一點將“沃森研究所”在中國落地。如果成功，這所生命中心或能與英國的弗朗西斯·克里克研究所齊名，吸引全球頂尖生物學家前來工作，屆時中國將成為國際生命科學研究中心。

這兩年，中美科研關系處于歷史低谷。從大規模審查華人學者，進而再到脫鉤論。這與沃森當年踐行的科學無國界主義背道而馳，中美科研合作不僅有益于中國，同時讓美國大受裨益。

本專題聚焦與沃森與中國生命科學，寫作離不開冷泉港亞洲負責人季茂業博士的大力支持和無私幫助。不僅給我們提供了諸多珍貴的一手資料和線索，還四處幫忙介紹專家，讓我們得以找尋到合適的材料。

為何要寫這一話題，源于2023年是DNA雙螺旋結構發現70年，在我們介紹這一偉大的發現時，它的發現者之一沃森自然而然再次被人提及，深究其中，我們發現沃森與中國生命科學有著許多千絲萬縷的聯系，加之我2017年曾有幸近距離見過沃森老先生，于是萌生這一想法：希望系統梳理沃森與中國生命科學的關系。此后我們在找資料時，發現季博士2012年就在《科學新聞》上撰文系統回顧過這段往事，我們想這樣一位當世最偉大的生物學家，與一個在短時間內迅速崛起的中國生命科學相互關聯，肯定有很多值得大書的歷史故事，值得為此專門寫一本書紀錄這段歷史。

之所以斗膽寫這一題材，也離不開季博士的大力支持。我還深刻地記得，當我把這一想法告訴季博士時，他頗為興奮，并非常慷慨樂意提供各種幫助。無疑這個話題的寫作，他是最佳的人選，只礙于他工作繁忙。

本書跨越歷史較長，且涉及的面較廣，對于具體的歷史細節未深入考究，肯定有不少瑕疵以及遺漏，甚至錯誤的地方。希望讀者們予以批判和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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