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稅大戰：除了勝利，別無選擇，警惕一些雜音

在以后的經濟著作和歷史書里，2025年4月2日會被當作一個重要的時間點反復提及。這一天，特朗普宣布“對等”關稅計劃，把對華貿易戰正式升級為對全世界的貿易大戰。4月4日，隨著中國反制措施的發布，中國對美國發起的貿易戰以及整個經濟戰也發起了戰略大反攻。

一個國家要對全世界發動貿易戰，這種逆天的操作，人類社會已經快一個世紀沒有出現了。上一次還是95年前，總統胡佛在1930年簽署了《斯穆特-霍利關稅法》，將出口到美國上千種商品的平均關稅增加到50%以上，引發了全球貿易大戰，結果是1929 - 1933 年，全球貿易額從 350 億美元驟降至120 億美元，萎縮了 66%。美國的出口額也減少了差不多的比例，幾千家銀行和數不清的企業破產，失業率從1930 年的7.8%增至1933 年的25.1%。美國股市也跌得親媽都不認識了，到1932年7月8日，美國道瓊斯工業指數跌至歷史最低41點，與1929年10月24日的最高點381點相比，跌了89%。

美國的關稅戰害了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也砸疼了自己的腳，那是美國現代經濟史上最黑色的記憶。

但這還不是嚴重后果的全部。很多人認為，美國發起的貿易戰加重了資本主義世界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成為二戰爆發的間接原因。

雖然我們不能下結論說胡佛發動貿易戰的目的就是為了引發世界大戰，但日本和納粹德國的擴軍備戰都得到了美國資本的積極扶持和援助，也是事實。歐亞大陸的列強爆發大規模戰爭，無疑最符合美國的利益。羅斯福的新政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是二戰給了美國經濟走出泥潭、重新繁榮的機會，讓美國過剩的工業產能可以開足馬力生產。

時間距今已近百年，美國為什么不怕1930年代的貿易戰造成經濟大蕭條的情景重現，要再次發起貿易大戰呢？這里面有幾個可能的原因。

1、關稅戰是美國的看家絕學，特朗普推崇的美國總統麥金萊就以推行高關稅著稱。1890年，他在擔任國會議員時提出《麥金萊關稅法案》，將進口美國的商品關稅稅率提高到49.5%。1894年，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國。麥金萊被認為是美國“黃金時代”的開創者。這段歷史被特朗普記在心里，特朗普二進白宮的總統演說，開篇就宣布“美國的黃金時代從現在開始，美國的衰落已經在此刻結束”。推崇麥金萊的特朗普容易對關稅戰形成路徑依賴。

2、特朗普團隊認為現在的美國和1930年代的美國已經不一樣。當時的美國是“世界工廠”，是貿易的順差國，遇到的是產能過剩的危機，打貿易戰美國也沒好結果。現在美國的制造業實力嚴重下降，是貨物貿易的逆差國，打貿易戰更有優勢。所以，美國財政部長貝森特向貿易伙伴喊話，“美國是有優勢的貿易逆差國，而其他國家是貿易順差國。傳統上，貿易順差國在任何形式的貿易戰升級中總會失敗。”

3、除了提高關稅打貿易戰，特朗普似乎也沒有更好的牌。美國金融戰未實現預期目標，美元潮汐沒有收割到足夠的財富。科技戰沒有阻止東方大國的產業升級，還倒逼出一個高科技產業的強勁對手。現在特朗普手中還有市場規模優勢，把關稅繼續武器化，升級貿易戰，成為特朗普扭轉衰退趨勢、撬動多重目標的抓手。

這里的多重目標至少包括：1、為制造業回流美國，實現再工業化創造條件。2、增加政府收入，解政府財政燃眉之急，3、改變國際貿易格局，重建對美國有利的的世界貿易體系。4、施壓貿易伙伴國簽訂“海湖莊園”協議，把手中的10-30年期美國國債轉換為100年期的超長期無息債券，解決美國的債務危機。

這不是我瞎猜的，這些目標被白紙黑字寫進特朗普貿易戰的理論指導文件，也就是那篇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現任主席蒂芬·米蘭撰寫的報告《重構全球貿易體系：用戶指南》里面。

這還不是特朗普寄托在貿易戰上的全部目標。因為貿易戰已成為特朗普手中最硬的牌，所以特朗普政府要充分利用，把想實現的目標盡可能都和關稅捆綁一起進行談判，具體目標可以根據需要隨時加減，比如，特朗普前段時間還提過，如果中國批準出售TikTok，美國就降低一點關稅。

正是因為貿易戰承載了這么多的目標，特朗普的美國重新偉大能否實現，系于貿易戰一身，所以，哪怕是股市暴跌，媒體批判，學術界反對，特朗普也要把貿易戰繼續下去，一直到打不動為止。

這么多目標能否通過增高關稅壁壘得以實現？難！

首先，特朗普要面對幾個制約因素：

1、能否讓世界的其他主要經濟體不對美國的關稅戰發起反制。

中國已率先站出來，硬剛美國的關稅戰。其他經濟體的反應，特別是歐盟的態度還需要繼續觀察。如果歐盟對美國發動關稅報復，美國的這場貿易戰就可以提前宣告失敗，但對歐盟的期許不能太高。

2、能否有效控制美國的物價不要超過美國普通民眾的經濟承受力。特朗普大打貿易戰的重要假設，就是大幅提高關稅不會引起美國高通脹。特朗普經濟智囊認為，只要美國貿易伙伴的貨幣相對美元貶值到一定水平，就能夠抵消增加的關稅成本，相當于出口國承擔了增加的關稅成本，不會引發美國的通脹。

這個理論假設能否成立，是特朗普貿易戰能否持續的重要條件。

通過中美網民對賬，我們知道美國普通人對美國物價的承受力比較弱，畢竟有那么多人都在苦苦支撐生活繼續，很多人需要打幾份工才能應付支出，還有不少人需要經常賣血，有的買菜還要分期，學生午餐還要貸款。大幅提高關稅如果讓美國日用品大幅漲價，美國很多普通家庭的資金鏈就可能斷裂。特朗普宣布對等關稅之后，美國很多商超里的中國商品出現了搶購潮，幾乎所有中國商品都立即漲價30%以上。

特朗普團隊雖然不介意苦一苦美國的老百姓，但物價問題如果短時間不能控制住，至少會影響到美國的中期選舉。

3、美國的金融投資者能夠容忍特朗普關稅戰造成的代價。特朗普宣布對等關稅計劃后的兩個交易日，6萬多億美元的美股市值灰飛煙滅。如果美國股市不能反彈而是繼續向下，以美國股市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特朗普很快就成為投資者不共戴天的公敵。

4、特朗普能否讓美聯儲配合行動。美聯儲能否配合特朗普的加稅及再工業化計劃，非常關鍵，但特朗普的計劃在很多地方都與美聯儲現在執行的貨幣政策存在著嚴重的矛盾，包括：

美聯儲維持現在的美元高利率，既增加了美國政府的利息支出，也不利于制造業回流美國。

與高利率關聯的強美元，會增加其他國家進口美國商品的成本，抑制美國制造業的競爭力。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與美元地位的鞏固也有矛盾。減少美國的貿易逆差，等于堵塞美元通過貿易途徑對外的輸出，會動搖其他國家的交易主體對美元結算和儲備功能的信任。

特朗普美聯儲降息，會讓美聯儲最關注的物價通脹指標失控，還會影響到美聯儲通過加息先拉爆其他國家金融體系再進行財富收割的潮汐機制，損害到華爾街金融資本的利益。

這些矛盾的背后，除了振興工業與鞏固美元、美元霸權與工業霸權之間的矛盾以及美國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美國資本與美國國家利益之間的沖突，還有貿易戰與金融戰之間的取舍難題。

有這些矛盾和沖突存在，現在特朗普與美聯儲之間的協調難度可想而知。特朗普多次呼吁美聯儲降息，美聯儲當沒聽見。特朗普暴漲關稅，美聯儲的鮑威爾也不看好，說對等關稅可能導致隨后幾個季度的通脹上升。

看看上面這幾個限制因素，哪一個是特朗普團隊能夠輕松克服的？

即便這些限制因素能夠一一解決，特朗普團隊還需要以關稅為杠桿進行一系列操作，既需要為增加關稅后的物價控制讓美元升值，又需要為再工業化讓美元貶值，這種“既要又要”的復雜精準操作，是在國內與美國建制派矛盾重重，對外堅持美國優先、把盟友當凱子、不給對手留一線的特朗普團隊能駕馭了的嗎？

僅僅以上因素就可以知道特朗普通過關稅操作實現美國偉大的難度有多大，但這還不是困難的全部，特朗普還有一個更強的對手：資本運動的內在規律。

為什么有了英國因經濟空心化掉下世界霸權王座的教訓，美國還是復現了去工業化，開始了系統性衰退的過程呢？

因為導致英國和美國經濟空心化的主要原因，都不是外部因素，而是私有制和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結合演化的結果。即使歷史再給英國一次復盤的機會，只要資本主導的經濟模式不變，去工業化這一步還是繞不過去，這是資本運動內在規律推動的結果。什么叫必然趨勢？這就是。

如果再繼續深入分析，就要談到資本平均利潤率不斷下降的規律。各個生產部門，從傳統制造業開始，平均利潤率會越來越低，低到一定程度，資本就沒有動力繼續組織生產。產業資本要么保留利潤高的產品品類或環節；要么，投向金融領域，向金融資本轉化；要么，向成本更低的國家或地區轉移產能，進行資本輸出。這就是經濟脫實向虛的內在機制，越來越多的傳統制造業部門向外轉移，最后，只保留一部分利潤高的生產部門，利潤低的基本都轉移出去了。美國的民用造船業現在只有幾十萬噸的產能，英國的制造能力更差，隨著塔塔公司在塔爾伯特港的高爐被關閉，連自主煉鋼能力都沒有了。如果沒有強有力的政府干預，繼續按照自由市場經濟模式運行，英國的今天就是美國的明天。

特朗普的關稅政策也屬于政府干預政策，但依靠高關稅，就能抗衡資本運動規律嗎？歷史上有過上升期的國家通過關稅保護實現工業化的案例，但沒有處于衰退期的國家以高關稅政策實現再工業化的成功先例，反倒有失敗的教訓。

英國在20世紀30年代初放棄自由貿易政策，實行貿易保護主義。1930年代，英國正式提出“帝國特惠制”，對英帝國外部國家的進口商品加征重稅，但帝國特惠制并沒有讓英國的制造業重歸輝煌，雖然貿易保護主義讓英國的企業可依賴貿易壁壘獲取利潤，但也降低了企業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內在動力，英國制造業競爭力的衰退趨勢沒有逆轉。

特朗普以關稅戰的極端措施推動再工業化，實際是用民族主義的藥方去治資本主義的病。特朗普不愿意承認是美國的體制因素不可避免地導致了美國去工業化，刻意忽略內因，強調外因，把美國經濟空心化的責任推給貿易伙伴的關稅及貿易政策。

特朗普的對等關稅政策，在策略上也是大有問題的，我們只提兩點：

首先，特朗普把關稅戰的目標確立為全世界，雖然能通過施壓讓一部分國家選擇妥協和讓步，但這樣做依然會制造更多的對立面。

其次，特朗普團隊的“對等”關稅計劃，并沒有給貿易伙伴及對手留下太多談判空間。名為“對等”關稅，卻是以貿易順差為基礎設計公式，即使對方關稅為零，只要順差存在，美國就要增加關稅。所以就有了以色列提前把對美關稅降為零，依然要被美國加征17%的關稅。越南提前降低關稅，不影響美國把“對等”關稅設定為46%。想與美國談判得到關稅照顧，或者增加進口、限制出口，把對美國的貿易順差降到很低的水平。或者答應美國的其他苛刻條件。

特朗普的“對等”關稅計劃，既體現出特朗普團隊的草臺班子氣質，又非常符合特朗普喜歡搞極限施壓的性格特點。我有點懷疑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史蒂芬·米蘭的報告《重構全球貿易秩序：用戶指南》是揣摩特朗普的喜好撰寫的命題作文。

如果世界各國能記住基辛格的那句話“做美國的敵人是危險的，做美國的盟友是致命的。”再明白特朗普是美國上述特征最極端的代表人物，如果讓他感覺到你手中無牌，軟弱可欺，他就會把敲詐力度發揮到極限。只要看看特朗普是如何要對烏克蘭敲骨吸髓的，就知道對美國有幻想是什么后果。

面對特朗普的關稅訛詐，正確的做法是，要么學習中國果然反制，要么和中國站在一起。

作為中國人，這個時候更要和中國站在一起。特朗普對中國加征34%的“對等”關稅，已經把談判緩和的空間抹殺了，惟有奮起反擊。除了勝利，別無選擇。

我們也應該有必勝的自信。難度更大的的科技戰，我們不但挺過來了，而且，還動搖了美國的科技霸權。

這個時候，要特別警惕各式各樣的投降論調。從特朗普發動第一輪貿易戰，就有人鼓吹“現在是向美國投降代價最小的時候”，現在，改頭換面的投降論又來了。

以我們的體制優勢，以及工業國相對金融國的硬實力優勢，只要我們思想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社會主義是打贏一切戰爭的最好制度保障，要打贏這一輪貿易戰，最重要的是解決我們國內的消費不足問題，減少對外部市場的依賴，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關鍵是落實按勞分配為主，改善分配結構，縮小貧富懸殊，加快推動共同富裕。

困難總是有的，我們面對的是戰爭，而且具有戰略決戰的性質，通往勝利的道路上不可能不付出一定代價，打贏了就陰霾散去，挑戰變成機遇，前途一片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