項飆：我們對咖啡的送達時間可以控制到秒，但對生活的控制卻空前薄弱

生活的流程日益清晰可循，生活本身那份具體的、可感的、與人相連的質地卻變得日益陌生。

人類學家項飆所描述的“透明不透氣”狀態，正成為我們時代的普遍困境：高度系統化帶來表面的“透明”，卻窒息了真實連接的“透氣”。

正是為了回應這種深刻的“陌生化”，《你好，陌生人》這本書應運而生。

2025年7月26日，這場始于線上對談的探索，在北京大華城市表演藝術中心迎來了全陣容8位作者的首次線下相聚。

由三聯人文城市與中信出版集團聯合主辦的這場活動，本身就是書籍理念的生動延續：將對話帶回現場，讓思想在具體時空中碰撞，讓生活“透氣”一點。

以下為對話實錄節選：

我們對咖啡的送達時間可以控制到秒，但對生活的控制卻空前薄弱

賈冬婷 ：其實回想到當時我們三聯在培訓這個新記者的時候基本上是這樣的一個方法啊。就是相當于一次這個出了校門之后的回爐再造，其實往往最重要的不是技術，而是常識。那我想到了其實就是兩點，一個是我們首先要做什么？比如說我要找一個選題，有點像志鵬說的這個項目，其實我們對新選題的要求不是去找一個話題，不要去寫評論。那你要找一件事，一個事件，這個事件可能是非常微小的、非常具體的，但是這樣的這個事情會帶著你走，會帶著你去像剝洋蔥一樣，一層層地去深入這個事情，就不會去留一種空泛，留一種邏輯理論的建構。

第二就是怎么去做？其實就是怎么去打開自己，這個其實首先要丟掉一些固有的知識框架，然后再帶著好奇心去面對這個具體的人和事，當你面對一個具體的人的時候，人是非常的立體豐富的，

這個問題也會源源不斷的出現，這個過程其實是我們整個形成認知，形成一種這個生命體驗，包括個人這種內心的強大還是非常有效的。然后我想再問問項老師，因為志鵬剛才提到的研究也跟項老師有合作。我記得您最近提到就希望去促進這個文化新秩序的形成，我覺得您是在強調讓學術思想在公共意識中去發揮它更建設性的作用，這個是從什么意義上、什么層面上提出來的？跟我們在討論全球范圍內的這種文科危機，文科的衰退是否有關？因為在 AI 面前的這種人文學科的這個價值在發生變化，包括人類在整個勞動力市場上也發生了一些結構性變化，比如失去一些主體權、議價權等等。所以在這種危機下，您是覺得這個知識階層要回應的問題，包括應對的方法是不是要發生一些變化？

項飆 ：我提出文化新秩序的一個前提，是對我們現在這個文化秩序的觀察，我們是生活在交流通訊技術空前發達的時代，同時也是一個公共交流空前崩塌的時代。

我們是一個個體賦能空前的時代，你可以看到你點的咖啡在某秒走到某一個地方是可以完全控制的。但是你對自己生活的控制感也是空前薄弱的，咖啡到了之后，你喝的時候，你想想你究竟在干什么？生活是什么意思？是找不到答案的。

我們目前處在這樣一個時代，我們都有很強的批判意識，看到問題希望改變，但同時又是覺得是空前無力的。往往我們認為既然你有批判意識，就會鼓勵自己去做一些新的事情，會給你別人沒有的勇氣。但是年輕朋友們現在的批判意識甚至可能成為他們自己生活中的一個詛咒。

當然放棄批判意識不是出路，但是如果說緊抱著這個批判意識，好像也會把自己燒掉。所以我們有大量的這樣的一些文化的工具和素材就包括大量的故事、影像、話語，這些對我來說文化是一個非常物質的東西，它就包括這些符號，這些具體的畫像、各種空間。

但問題是這些事情它沒有有效地搭配在一起，從而產生力量。那么這個搭配在一起的樣子是秩序文化性質，這個說法當然也受就是一些社會理論的影響，最重要就是葛蘭西，那葛蘭西就說這個格蘭希爾回答的問題就是為什么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存在不必然導致工人階級的革命運動，不是由物質存在方式決定的一個人的意識，他必須要通過額外的一個努力表達出來，而且表達也不是像鏡子一樣映照的過程，就你在表達之前，你甚至可以說他沒有很強的意識，他是通過努力表達，這個意識才會出來。

那這個表達不是說個人抒情，不是我說自己的事情，這個表達必須是社會性，必須是看到我跟我類似的人是什么關系？我跟與我不同的人是什么關系？所以這個是你要把這個關聯性講出來，那這里關聯性是有的是剝削性的關系，有的是一個共情的關系，有的就是一種徹底無感的原則化的關系等等，但它也是搭配在一起。

項飆：我是“落湯雞”，沒有羽毛可以保護

普通人建設自己的生活，不能僅停留在批判現有秩序，關鍵在于用自己的話語權講出符合自身經驗的說法。90年代以來的社會理論建設大多是反秩序的，持續批判現狀雖有道理，但最有力的批判方法是創造一個新秩序。拆舊屋無意義，最好的辦法是建新屋。然而建新屋之所以困難，在于它需要“把手弄臟”——必須與非學術領域互動、公共發聲、與社會運動結合。這對于現有教育系統培養出來的人，體感上就難以適應。

即使像我這樣嘗試公共參與不多、主要在學術圈內活動的人，也被視為異類，常被善意提醒“保護好自己的羽毛”，因其行為被認為危險。

我回應道：我是“落湯雞”，沒有羽毛可以保護。若知識分子主要工作就是保護羽毛，那么擁有這身羽毛的意義何在？

我親身體會到，嘗試提供一種新秩序會被認為非常危險，仿佛學術工作就不該影響人。這導致我們沉溺于形式化的“平行世界”，花大量時間為空洞的面具化妝。

關于“文化新秩序”，最后強調兩點：第一，需要跨學科交流合作： “陌生人”對話的嘗試很有意義。

文化新秩序不是理論構建，而是要影響人對生活的感知。因此，美學，非哲學層面，而是直觀感受“有趣”與“美”至關重要。行走各地便會發現，審美差異巨大，絕非普適，代際差異尤其明顯。

比如，北京上世紀高速發展期留下的某些建筑，其意圖清晰可見——通過體量威嚇、挑戰人的基本舒適與和諧需求，使人臣服驚嘆。如今它們老化卻難拆，空洞地矗立著，試圖繼續威嚇，卻顯露衰敗。

第二，需要共同研究、共同思考： 21世紀初的研究思考背景與19、20世紀極大不同。公眾教育思考水平已與專業研究者無本質差異，僅有技術分工。公眾需要的不是研究者告知“真相”或“真理”，而是研究者輔助提供工具，共同提出問題，最終思想源于公共討論。具體如何操作，以及與現有機構權力關系的結合，我尚未想通。提出“文化新秩序”是一種愿景，很高興有此機會朝此方向邁出一小步。

就像項老師之前對談里說的那樣：附近是你討厭但是搬不走的鄰居，但是這個也由此帶來生活的質感。所以我想最后我們是不是可以請各位每一位再用一句話來簡單分享一下，給我們的觀眾一個小的建議，就是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看見陌生人，打破陌生化？

一句話Tips：在日常生活中怎么去看見陌生人，打破陌生化？

段志鵬：認識世界是為了改造世界，其實我覺得有可能也是平行的，理解就是一種改變，看到它并深入地理解它，是一個很本質性的改變。

李一凡 ：我沒深思過，但意識到另一些人可能缺乏機會。一位工人朋友，他積極參與公益組織，與知識分子聯系緊密，曾對我說：“你們不要把我們改造成知識分子，我們有我們的生活。” 這句話令我深省。他并非缺乏學習能力，而是其背景決定了他無法、也不愿成為知識分子。他強調：“做你自己就好。” 若實在需要改變，他建議可嘗試引發些微小的“裂痕”。

劉悅來 ：采取一些行動，哪怕是撒一把種子，可能會產生一個花園。

何襪皮 ：多去體驗，少去評判。

沈志軍 ：動物園是一個生命與生命對話的地方，它不僅僅是人類去觀察世界的地方，也是人類與另外一類生命交流的地方。

劉小東：盡量開心吧。

賈冬婷 ：我最后也補充一句，就是在行動之前先有一個更清醒的意識，線上持續的多巴胺并不健康，我們需要更多主動地去制造一些內啡肽。

互動環節：我向往自由，家人想讓我考公，怎么處理這種沖突？

提問人1：老師好，謝謝主持人。然后我是一個 00 后，我想問項飆老師一個問題。因為我現在處于剛大學畢業的階段，因為我找不到方向所以我選擇 Gap 。但現在自己跟家人之間出現了一個沖突，就是我會比較向往自由，我想去接觸世界、體驗世界，然后去尋找我喜歡的東西。但家人想讓我進體制內和考公。所以我想問問項飆師，如果您是新一代的年輕人，如何面對這個時代洪流的沖擊，以及如何在快節奏的當下找到屬于自己的節拍，然后您會怎么面對這種沖突？

項飆 ：具體建議我難以給出，因為生活細節決定行動。但總體而言，面對你的處境，你父母期望你考公求穩，我建議分析化處理，避免將其視為沖突，而是分析父母訴求背后的邏輯，比如對“穩定”的執念源于其生活經歷，以及為何將掌控你生活的需要投射給你。

同時反思自身為何感到迷茫？為何無法向父母清晰描繪自己的生活圖景，比如說“追求自由”這個想法被反駁？嘗試用具體的計劃構建生活敘述。關鍵在于看清雙方思維和情緒邏輯，包括自身缺失。

你年輕，屬于未來，因此境界上高于父母。這不是行動讓步，而是理解他們，不執著于證明他們是錯的。安撫他們后，做自己的決定。這不僅關乎態度，更是能力，你的分析能力應能涵蓋并超越他們的視角，同時正視自身不足。這種“境界高”是新一代的責任。

互動環節：追求“典型性”的思維是否導致我們忽視了普通的聲音

提問人2 ：感謝主辦方提供與陌生人交流的機會。我的問題源于書中項飆老師與劉小東老師的對談。項老師提到更欣賞劉老師畫“陌生人”的作品，對畫“熟悉人”感觸較少；劉老師回應稱這些“熟悉人”是最普通、不易被看見、缺乏“研究價值”的人群。這讓我反思：一次田野調查中，父母問我為何不研究他們，我回答“你們有什么研究價值？有什么代表性？”。如今看來這很冷漠，忽略了他們希望為我提供安全田野點、與我對話的初衷。我的問題是： 追求“典型性”的思維是否導致我們在日常生活和學術研究中只關注部分人，忽視普通或“無價值”的聲音？這是否內嵌于追求效率的學術生產體系？如何抵抗“典型性思維”的控制？請教項老師及藝術工作者是否有此困惑及應對方法。

李一凡 ：忽視熟悉者很常見，因其日常性使人“無感”，類似布萊希特“陌生化”理論，需特殊語境才能被“看見”。我選擇拍攝對象基于好奇心的偶然牽引，而非預設典型。進入領域后問題自然生長，引導我深入。創作過程恰是去典型化，比如我拍殺馬特時，核心便是剝離其被賦予的典型標簽，呈現日常。

段志鵬 ：這讓我想到課程中一組學生觀察工地。初期作品易陷入“工人用汗水鑄造城市未來”的臉譜化表達。后期創作轉向個人觀察日記，細膩體驗才得以浮現。臉譜化可能是自我轉化的起點，超越它、看到更立體面向才是關鍵工作。

項飆 ：對典型化、臉譜化趨勢，尤其在社交媒體，感到擔憂，人們熱衷將事物簡化為標簽，認為非典型即不值一提。這本質是無力感，喪失觀察事物奧妙與細節的耐心和能力，類似色情作品將性高度典型化以刺激簡單欲望，卻無長期美感。

許多嚴肅報告亦如此，且隱含權力投射。境界高者能看透并超然處之。陌生感很重要，當下年輕人對系統極度熟悉依賴，卻失去對其的審視距離。布萊希特推崇東方戲劇的“間距”效應，提醒觀眾在看戲，引發思考而非情感代入。保持對熟悉系統的“陌生感”，才能理解其運作邏輯而非僅視為服務工具。研究中的樣本/注意力分配無定規。

劉小東的畫作，如三峽民工、緬甸邊境者能打動不同背景觀者，因其以清晰形象讓觀者“認得”了模糊印象中的人。這源于畫家賦予的“眼睛”及背后的同情。核心在于從日常中提煉道理。例外事件的價值也在于揭示日常的構造邏輯。落腳點終需回歸日常，才能滋養賦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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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陌生人》

中信出版集團

2025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