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隍、社令與土可以互換：老趙閑聊二郎神何以城隍土地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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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隍、社令與土可以互換

成書于明代中葉的《西游記》第八回，觀音菩薩帶著木叉去長安尋找取經人，他們降下云頭就先去了一座土地神祠，把土地神嚇得不輕，土地了解了菩薩來意，他馬上就做了一件事，就是“急跑報與城隍、社令，及滿長安各廟神祗。”土地神要去通知長安所有神靈，他們把告知的對象分為兩類，一類是跟土地自己一樣的城隍社令，這是基本面，另一類才是各廟神靈。可見土地、城隍與社令的職能基本一致，都在一個系統里。

而且，當時菩薩宣講完畢之后，各神各自回到自己的道場，“把個土地趕在城隍廟里暫住”。為什么呢？就是因為土地廟里，現在需要安住菩薩木叉，土地神就不便跟菩薩擠在一處，但是土地神去哪里擠一下呢？各個神靈都性質不同，屬性不同，脾氣不同，你總不能亂擠吧，人家也不讓啊，最后只能跟城隍擠一處睡覺了，可見，土地與城隍不僅屬性一致，職能一致，脾氣一致，就跟自家同胞兄弟乃至孿生兄弟一樣。

《西游記》第九回，陳光蕊被惡賊所殺，東海龍王為了報答之前的救命之恩，所以就“寫下牒文一道，差夜叉徑往洪州城隍、土地處投下，要取秀才魂魄來，救他的性命”。再次證明，城隍、土地職能一樣，彼此重疊，都是守護一方、白天管陽，晚上管理人死后魂魄的主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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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游記》第十五回“蛇盤山諸神暗佑 鷹愁澗意馬收韁”中有一段敘述：

師徒們說著話，早已到了門首。三藏下了馬，只見那門上有三個大字，乃里社祠，遂入門里。那里邊有一個老者：頂掛著數珠兒，合掌來迎，叫聲“師父請坐”。三藏慌忙答禮，上殿去參拜了圣像，那老者即呼童子獻茶。茶罷，三藏問老者道：“此廟何為里社？”老者道：“敝處乃西番哈咇國界。這廟后有一莊人家，共發虔心，立此廟宇。里者，乃一鄉里地；社者，乃一社土神。每遇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日，各辦三牲花果，來此祭社，以保四時清吉、五谷豐登、六畜茂盛故也。”三藏聞言，點頭夸贊：“正是離家三里遠，別是一鄉風。我那里人家，更無此善。

正打問訊，卻早不見了那老兒，及回看那里社祠，是一片光地。只聽得半空中有人言語道：“圣僧，多簡慢你。我是落伽山山神土地，蒙菩薩差送鞍轡與汝等的。汝等可努力西行，卻莫一時怠慢。

這里不僅闡述了里社祭祀的目的，時節與方式，而且可見社之祭，也大致就是尊土而祈豐。而且，這個扮演社老的，恰恰就是當坊山神土地，可見土地與社令之間的融合與不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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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城隍、社令與土地在宋代邊界模糊

《宋會要緝稿.禮二0》載云：“詔開封府毀神祠一千三十八區，遷其像入寺觀及本廟。如真武像遷醴泉下觀，土地像遷城隍廟之類。五通、石將軍、妲己三廟以淫祠廢，仍禁軍民擅立大小祠廟”。

《宋史·禮八》中，對此也有同樣表述：

大觀中，尚書省言，神祠加封爵等，未有定制，乃并給告、賜額、降敕。已而詔開封府毀神祠一千三十八區，遷其像入寺觀及本廟，仍禁軍民擅立大小祠。

可見，在北宋大觀年間的神靈整頓中，有一個合并政策，也就是合并同類項，避免重復建設，徒耗民財。在這次整頓合并中，將摧毀的多余神祠中的神像，也按照像入本廟的原則，加以遷移。所以，被合并而加毀的真武像，自然而然地遷到了醴泉下觀，因為那里是皇家供奉真武的道場。但是，接下來一句，土地像遷城隍廟，則讓人大跌眼鏡。因為這完全證明，北宋朝廷眼里，城隍與土地完全是同類。城隍廟就是土地像的本廟。

趙翼《陔余叢考 卷三十五》載宋代桂林土地神與城隍神重疊的狀況云：

張南軒治桂林，見土地祠，令毀之曰，此祠不經，自有城隍在。或問旣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贅也，然載在祀典。是宋時已久入祀典也。

這則紀錄反映了宋代就存在的土地神、城隍神與社令三者之間的重疊尷尬局面，作為地方官員眼中，三者完全重疊，所以他就下令毀掉了土地祠，原因就是有了城隍，就無需土地，因為兩者同構重疊，而且不僅于此，他的觀念中，連城隍爺是累贅多余，因為他與社令也是重疊的，之所以他沒有下令拆毀城隍廟，只是因為城隍是朝廷祀典有名錄的神靈。否則，光從功能角度看，他簡直要連城隍廟也拆了，只留下社壇。由此我們可以鮮明地認識到，至少到了北宋時期，城隍、社令、土地，三者日趨一致，沒有本質上的嚴格的區分，大體可以視為重疊同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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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 葉盛《水東日記》中也曾經記載了此事：

“南軒張先生治桂林毀淫祠，諸生日從游雅歌，堂后見土地祠依城隍，令毀之，曰，此祠不經甚矣，況自有城隍在。問既有社，莫不須城隍否？曰：城隍亦為贅也，然載在祀典，今州郡惟社稷最正”。

在葉盛的記錄中，土地祠與城隍不僅職能相同，而且神祠緊緊靠在一起，怪不得地方官視為重復建設了。當然到了道學家二程門人范文甫眼中，只承認社稷之神，而菲薄土地之神，也不重視不納入祀典的城隍。他將赴河清縣任縣尉之職，問程頤：“到官三日，例須謁廟，如何?”程頤答：“正者謁之，如社稷及先圣是也。其他古先賢哲，亦當謁之。”又問：“城隍當謁否?”程頤說：“城隍不典。土地之神，社稷而已。何得更有土地耶?”所以在范文甫看來，同樣只需尊敬祭祀社稷神就足夠，土地神與社稷神功能重復，本就多余。而城隍神，都未入國家祭祀典籍，更加不足為論，三者重復冗余，只需其一，這是儒家情懷的士大夫的看法。

所以宋代時期，不僅官方將城隍土地視為同類同質，士大夫群體也認為城隍、土地、社令功能重疊冗余，只需擇其代表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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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們一旦了解宋明之世，社令、土地與城隍已經日趨同構，可以互換，經常混淆，那么，我們前述的五代兩宋時期，非但作為川主本身就與土地農桑有關，杜主也基于教民農桑，而且當時民間社祭中往往祭賽地方土神，用于報收祈豐，而形成行事之社會，社火之外形。二郎神兩宋之間的多種文本要素也佐證于此。

大家都知道，北宋二郎神生日的祭賽活動中存在有社火表演，而民間社火儀式本身中就存在著對山神、土地神等本地守護神的祭賽要素。社神和土地神在中古都是主管土地之神，而社神大致更加正規，入國家祀典，而土地神和山神則多為地方民間保護一方百姓的地方神。在民間社火中，外出巡游前往往必須先在山神廟或土地廟表演一段社火。上次我們也舉例出水滸清風鎮的元宵社火表演，也正是在土地大王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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