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煥：東亞大變局下的悲劇性人物

今日專門去東莞石碣鎮袁崇煥紀念公園瞻仰袁督師，進門一看，“崇煥故園”，乃金庸題寫。上半年途徑海寧去了金庸表哥徐志摩的故居，未曾來得及參觀金庸故居，不想在這里看到他的題字。

袁崇煥的故事大家多少都有一些了解，簡單說袁1584年出生在一個東莞一個半農半商家庭，22歲中舉，35歲進士及第后去福建邵武做知縣，回京述職期間單騎探遼，考察地形，之后開啟軍事生涯。

按照傳統史家記載，袁崇煥取得“寧遠大捷”，用紅夷大炮擊敗努爾哈赤，并令其病亡，后去取得“寧錦大捷”，但因支持東林黨，反對魏忠賢，被迫辭官回鄉。

崇禎皇帝登基后，重新啟用袁崇煥，但很快中了皇太極的反間計，導致1629年袁崇煥被捕下獄，1630年，即崇禎三年八月，袁崇煥被凌遲處死，時年47歲。在京群眾因為痛恨其賣國，瘋搶其肉食之。袁家仆人佘氏盜取袁崇煥的頭顱并下葬，其本人和后代子孫為袁崇煥墓守靈長達十七代人，共計372年，令人動容不已。

但我并不想繼續沿著原有線路，對這位明代罕見的、耀眼的、文武雙全的嶺南豪杰，給予加大力度的夸獎，僅結合參訪紀念地聊幾點看法：

1·袁崇煥進入遼東軍事陣地時，敗局幾乎已定，他的戰績疊加冤屈，更突出了他孤勇者的形象。袁氏取得的大捷，對后金軍事實力的基本面沒有沖擊，因為他只是在守城中取得勝利，并沒有主動出擊的野戰能力。這背后的原因在于明代的財政體系已經無法向遼東提供足夠的支持，所以遼東軍隊的數量相對后金沒有優勢，更別說質量相差巨大。

更深層的原因可能在于1592-1598年期間，明王朝的援朝戰爭（壬辰戰爭），令其大傷元氣，這場持久的戰役使得明王朝消耗了大概1000萬兩白銀，加上萬歷期間的“三大征”中剩下的寧夏平叛和播州（遵今義）吐司鎮壓，朝廷的財政危機是遼東戰事一退再退的基本背景。所以袁崇煥注定是一個孤勇者，他不可能改變雙方綜合實力的差距。

2、袁崇煥有其“好高騖遠”的一面，提出“五年平遼”策略，無異于給自己挖坑。又提出“以遼人守遼土，以遼土養遼人”，這本意是希望弱化對中央財政的依賴度，但他斬殺毛文龍，寒了遼人的心，卻是自相矛盾的。毛雖非遼人，但卻是北京、漢城與本地遼人溝通的少數媒介，擅殺毛文龍而不是籠絡本地權貴，這是袁崇煥脫離實際的體現，也是一大敗筆。

張明揚的大作《入關》提供了一個遼人本土視角，即遼人作為邊民，其實對中央的認同很有限，其時北京應該招撫，而不是排擠，但北京方面在實際政策和民間輿論上，都對遼人采取警惕、排斥的態度，比如崇禎年間袁崇煥率9000精兵回京阻擊皇太極，京城居民對遼人態度極為糟糕，非但沒有軍民魚水情，反而投石相加。

這種政策與情緒，并沒有因為袁崇煥的到任有所改觀，而一旦本地人不支持你，原本實力也不占優勢的明王朝，就沒有機會贏得勝利。

3、袁崇煥取勝很大程度依靠的利器是紅夷大炮，這來自與徐光啟、李之藻等第一批接受天主教洗禮的士大夫所提供。他們都受利瑪竇的深刻影響，不僅做理論工作，也做實務，比如從英國、澳門人手里購買先進軍火。

當然，壬辰戰爭期間，明軍之所以能夠打敗豐臣秀吉旗下的強大日軍，很大程度在于葡萄牙在背后提供了更先進的武器。所以遼東戰事，實際上依然有西方人的身影，這同樣是一個重要的視角。

1521年，明朝與葡萄牙曾在今天香港的屯門有過一場海戰，明軍慘勝，后學習了葡軍的武器制造，例如弗郎機，16世紀40年代，葡萄牙還曾在浙江雙嶼港建立貿易港，輝煌一時，但三年后被搗毀，1572年的隆慶開關，則啟動了進一步的中西貿易交流。

總之，中西軍事貿易其實是壬辰戰爭、遼東戰事的大背景。但當時武器差距不大，后金皇太極政權極強的學習能力，尤其在吳橋兵變后，明軍的武器反而落后于后金軍隊。

4、有明一代，袁崇煥是廣東籍最值得自豪的愛國英雄，但他走的是一條傳統的科舉入仕之道。其父從事木材生意，主要是在西江上，而非海洋貿易參與者，稍晚于袁崇煥的鄭成功，就是海商集團領袖，后者憑借海洋貿易，建立其當時東亞最強軍事武裝，這是明朝、日本、荷蘭、葡萄牙都不能比的。

數月前去東莞可園參訪，主人張敬修與袁崇煥經歷類似，當然后者靠捐官入仕，但也是以戰功得以升遷，以江西按察使（類似省政法委書記）一職退休返鄉，當然張的結局好很多，只不過二者都是按照傳統方式進入北京的官僚體系，然后在體系內發揮作用。

這一點和詹天佑、唐紹儀、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等人都有不同，可以看作廣東籍精英與國家關系的轉變。即袁崇煥、張敬修沿襲的是中原、江南士子的人生理想，而唐紹儀、詹天佑、梁敦彥等人才以留學途徑進入統治階層，康梁屬于過渡的情況，而孫中山則干脆另起爐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