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ce | 耗時8年，他們招募HIV患者遺體快速尸檢，終于找到了HIV在體內的藏身處！

艾滋病治愈研究仍然是現代醫學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病毒儲存庫的神秘分布和個體差異讓科學家們束手無策。2024年，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UCSD)的"Last Gift"研究項目通過一種前所未有的方式——快速尸檢技術，為這一難題帶來了突破性進展。

該研究招募臨終HIV感染者，在其死后6小時內進行快速尸檢，獲取全身組織樣本來精確繪制病毒儲存庫的分布地圖。這項歷時8年、耗資超過1500萬美元的研究，不僅揭示了HIV在人體內的真實藏身之處，更重要的是展現了科學研究中人文關懷與技術創新的完美結合。

圖1 戴維·史密斯 （Davey Smith） 在一名長期感染艾滋病毒的人抱怨他因為患有晚期癌癥而無法參加研究后，發起了“最后的禮物研究”。

HIV感染者即使接受抗逆轉錄病毒治療，血液中的病毒載量降至檢測不到的水平，但病毒并未被完全清除，而是以原病毒的形式潛伏在人體各個組織中形成儲存庫。傳統研究方法只能通過活體組織活檢獲取有限的樣本，無法全面了解病毒在全身的分布情況。同時傳統尸檢通常在死后1-2天進行，此時組織已發生顯著變化，細胞解體、DNA和RNA降解，難以準確反映患者死亡時的真實疾病狀態。快速尸檢技術的核心優勢在于時效性——死后數小時內開始，細胞仍保持活性，RNA保存完好，能夠提取活細胞進行培養，精確定量和測序HIV的RNA和DNA形式。

"Last Gift"研究的參與者們用自己生命最后的選擇詮釋了科學精神的崇高。78歲的詹姆斯·克里斯托弗·鄧恩在2003年55歲時因疑似帕金森病就醫，腰椎穿刺檢查意外發現HIV感染，此后與病毒共存21年，期間相繼患上多種癌癥。面對死亡，他選擇參與"Last Gift"研究，用他的話說："如果人們沒有在我之前站出來，艾滋病毒將被判處死刑。我只想回報。"這種利他主義精神不僅為科學研究提供了寶貴資源，更為臨終患者賦予了生命最后階段的價值感和意義感。研究團隊通過精心設計的知情同意程序和HIV社區咨詢委員會的審查，確保了研究的倫理合規性。

圖2 84 歲的理查德·斯特蘭奇 （Richard Strange） 在美國國家癌癥研究所推動了艾滋病毒快速尸檢計劃。斯特蘭奇總是隨身攜帶一張紙，上面寫著他死后如何處理他的身體的指示

經過8年的研究，"Last Gift"項目已完成42次快速尸檢，每位捐贈者提供超過1000個樣本，產生了十余篇重要學術論文。研究確認了腸道和淋巴結是最大的HIV儲存庫這一假設，但更重要的發現是儲存庫的個體差異顯著——大小和位置因人而異，受生活方式、治療史、基因背景、合并疾病等多種因素影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團隊在一名胰腺癌患者的胰腺組織中發現了極高的HIV DNA水平，推測可能是感染的T細胞遷移至腫瘤部位所致。通過單細胞分析技術，研究人員分析了7名捐贈者41個組織的數據，發現每個組織的免疫細胞具有不同的病毒傳感器，揭示了先天免疫傳感在各組織中的差異。

"Last Gift"研究的影響已經超越了HIV領域，激發了全球類似項目的開展。加拿大啟動了HIV快速尸檢計劃，巴西開展了相關研究，美國的馬薩諸塞州總醫院將這一技術應用于Long COVID研究。快速尸檢技術正在擴展至癌癥研究、發育生物學、衰老研究、心臟病等多個領域，成為闡明疾病機制、評估治療效果的重要工具。研究團隊目前正在等待批準一項創新的治療性干擾顆粒研究，使用基因絕育的無害HIV版本與危險病毒競爭細胞資源，這種對健康人風險過大但適合臨終患者的實驗性治療，將通過快速尸檢評估效果。

圖3 在快速尸檢期間，一個團隊從每位Last Gift Study 捐贈者那里收集了 1000 多個樣本。

這項研究不僅是技術創新的典范，更是科學與人文關懷完美結合的體現。它展示了時間敏感性在生物醫學研究中的重要性，多學科協作的必要性，以及社區參與在醫學研究中的價值。"Last Gift"研究證明，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時刻，人類仍能為科學進步和人類福祉做出重要貢獻，這種精神將繼續激勵著全球的科學家們在治愈艾滋病的道路上不懈努力。

原文來源：

https://www.science.org/content/article/last-gift-how-bodies-donated-research-may-help-find-cure-h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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