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新政傳聞：創新藥的致命一擊？

李昀 | 撰文

王晨 | 編輯

昨天，一個消息引起了中美生物制藥圈的激烈討論。美國總統特朗普可能簽署一項新的行政令，直接針對中國創新藥企的對外許可交易（License-out）以及臨床數據的使用。這一消息首先被《紐約時報》披露，在業內引發了很大震動。

一名跨中美服務MNC和中國biotech的BD交易的律師表示：“消息傳出當天，已有一些客戶表示關注，擔心中短期會對BD交易有影響。”

盡管報道中提到白宮發言人在周一的聲明中表示，政府并沒有“積極考慮”這份行政命令草案。但根據三位參與討論的人士透露，就在上周，政府官員還在向美國生物科技投資人征求意見，并更換了草案的不同版本。

背后的推動者是美國相關投資方：由于近期MNC一直在大量收購中國新藥管線，導致美國本土中小型biotech受到“冷落”，進而引發了相關投資人士的不滿。

這一波中國創新藥熱潮是由BD驅動，如果《草案》落地，將直接影響中國biotech的BD狀態。

消息一出，一些在對美交易上做得不錯的中國biotech都受到了影響。人們擔心此份草案會成為下一個“生物安全法案”。

一名在美關注生物醫藥產業的律師提到，這份草案和“生物安全法案”的不同之處在于：這次的行政令（EO）如果確定落實后，無需經過國會表決，總統簽署即可生效。通常行政令的內容以原則性規定為主，具體實施細則將由FDA、CFIUS等監管機構制定。因此它的生效速度會遠快于立法程序。

這名律師還解釋：兩者針對對象不同。“生物安全法案”針對CDMO企業，而這次草案針對創新藥企業。“但邊際影響應該是會超過‘生物安全法案’之于服務環節的限制。”

但現在，一些美國大藥企已經開始就此進行lobby，“這項草案一旦落地，對美國MNC的打擊是最大的”，一位美國biotech創始人表示。

最終草案是否執行，依然是未知狀態。其背后不僅關乎地緣政治實時更新的動態變化，還涉及美國產業界和金融界不同利益群體的角力。

影響范圍有多大？

可以肯定的是，這項傳聞中的法案里最大的“受害者”，就是對外許可驅動型的中國創新藥企業。“尤其是在熱門賽道如GLP1和ADC、開發高價值新藥的biotech。”上述律師補充道。

根據Jefferies在7月發布的一篇股票研究報告：2025年前三個月，32%的生物技術類BD發生在中國，而2024年和2023年這個數據還停留21%左右。因此，在這個大背景下，草案的影響范圍覆蓋的并不是幾家企業，而是“BD成為中國生物醫藥重要融資渠道”這一大趨勢。

事實上，自從“生物安全法案”通過以及中國地緣關系越發緊張之后，美國方面對華投資就已經變得非常謹慎。根據深藍觀此前對在美從事跨境合作與BD業務人士的采訪，如今美元基金基本不再會直接投資中國biotech了。即使是在美企業，如果是純華人團隊，被美方資本投資的可能性也不高——除非團隊成員全部是美國公民，并且是成功的連續創業者。

根據全球私人資本協會(GPCA)于今年3月發布的報告：2024年，專注于中國企業的VC基金僅以美元籌集了14億，約為一年前的一半，遠低于 2022 年的175億美元。

在這種背景下，才會誕生出Newco這種“曲線救國”的新方式，可以間接利用美國的金融實力“接生”中國管線資產。但這次特朗普政府正在謀劃的草案，或許對Newco也會產生重創。

“在過去，Newco確實是一種比較安全的交易方式。但它的來源畢竟還是中國來的IP，很多數據也產生自國內，所以從所謂‘國家安全’的角度來說可能也會被新規覆蓋。”上述律師判斷道。

但所幸的是，這項草案在短期內大概率不會對已經達成或接近達成的交易產生太大影響，甚至會引發窗口期內的短暫繁榮。上述律師認為，不少企業應該會在面臨未來風險時，盡快推進可能的交易機會。

另外，還需要考慮特朗普政府的執政風格：根據其此前對“藥物價格價格管控“和”對華加征關稅“等事務的態度，他往往會拋出一些“大動作”的噱頭，并通過激烈言辭或草案制造議題，提高政治籌碼，之后再通過談判或讓步換取其他利益。因此，這次草案的后果，很可能只是一種“象征性動作”而非全面封鎖。

“即使最終行政令落地，但是當政治理念和行業現實發生碰撞以后，也有可能撞了南墻后馬上回頭。”上述律師談到。因此，目前他對于該行政令依然整體持觀望態度。

誰在推動？

報道中提到的四名游說者，包括硅谷億萬富翁蒂爾（Peter Thiel）、谷歌聯合創始人布林（Sergey Brin）、科赫家族（Koch family）以及特朗普總統女婿庫什納（Jared Kushner）。從目前已有資料來看，蒂爾旗下的投資公司，包括Thiel Capital和Founders Fund，在美國生物技術領域擁有大量投資，覆蓋了制藥、醫療保健和醫療設備等多個早期階段的公司 。

風險投資的核心商業模式是：投資于高風險的美國早期生物技術公司，并在這些公司被大型制藥企業高價收購時實現高倍數的回報退出。然而，近年來大型藥企繞過這些昂貴的美國初創公司，轉而從中國授權價格更低、風險更小的創新資產的趨勢 ，直接破壞了蒂爾等投資人的整個投資邏輯和退出渠道。

這份行政令若能實施，將有效地建立一道保護主義壁壘，迫使大型藥企“購買美國貨”，從而恢復美國本土初創公司的吸引力，保障蒂爾等投資人的豐厚回報。

而布林作為 Google/Alphabet 聯合創始人，其公司在AI：尤其生成式 AI、模型和基礎設施上，也是絕對核心的利益方；

布林的動機似乎更多地源于意識形態和一種更廣泛的技術民族主義關切，即對一個競爭對手崛起的擔憂。他過往的行動表明，在與中國打交道時，他愿意將原則置于商業利益之上。他對該行政令的支持，可以看作是他一貫立場在新戰線上的延續。他認為美國必須對中國由國家主導的技術發展采取強硬路線。對布林而言，這可能不僅僅是關于某項生物技術投資，而是關乎整個科技領域的戰略競爭，而生物技術正是這場競爭中一個至關重要的新戰場。

科赫家族的投資方向更偏制造業，對AI的投資主要集中在高性能計算、AI企業平臺以及供應鏈現代技術解決方案上；庫什納則剛剛官宣了自己新成立的AI公司Brain Co，主要服務于大公司和政府，使用AI來改善其運營。

在美國，biotech行業，投資衰落早發生在中國biotech崛起之前。依舊是PitchBook數據：從 2018 峰值算起，專注生物醫藥的基金募集總額已下跌約 92%。

近期中國的和大MNC的BD，成為美國生物醫藥發展的一個增長點。根據 Reuters 報道，美國藥企至 2025 年中已與中國公司簽署14 個許可交易，這些 deal 潛在價值約183 億美元。相對而言，雖然一些中小biotech也達成一些交易，但面臨威脅的情況更加普遍。

不確定性上升

這其實也點出了這項草案背后說不通的地方：中國biotech對美license out，最大受益人其實是購買中國資產的美國企業；即使是在Newco，能掙到大錢的還是美國投資方。這些事實對于美國產業重振終究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情。

更關鍵的是，對中國早期資產的封鎖，其實并不能直接提高美國本土biotech的競爭力。上述律師提到，美國本土biotech的原生問題：比如開發成本和效率上的不盡如人意，并不是短期形成的，更不可能在短期內解決。

“需要注意的是，如今的游說陣營和反向游說陣營之間并不是完全割裂的，他們里面也有一部分的重疊。”他說。在MNC和部分生物制藥產業投資人的強勢影響下，草案最終是否能落地依然是一個黑箱狀態。

短期來看，市場會有震蕩，部分交易可能因擔心政策落地而加速推進，更多則會進入觀望。BD節奏放緩，不確定性上升。

長期來看，這并不是“致命一擊”。行政令可能增加交易成本和不確定性，但不會徹底關閉通道。中國Biotech憑借成本優勢與研發效率，依然具備全球競爭力；歐洲藥企仍是合作伙伴，美國要建立全球統一封鎖并不容易。

（石慧玲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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