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刊薦讀 | 日本海軍在侵華戰爭中的體制轉型（1938—1939）

作者介紹

黃博文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研究生

內容摘要1938年底，日本海軍停止全面攻勢，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而很快又面臨無法兼顧全面侵華戰爭與對美備戰的困境。為維持對侵華勢力范圍的控制，日本海軍保留了規模龐大的侵華部隊，不僅繼續消耗著日本的戰爭潛力，更嚴重削弱了日本海軍的對美作戰能力。對此，日本海軍決定轉變侵華戰略，并推動戰時體制轉型。一方面，通過改編侵華部隊，日本海軍不再計劃繼續發動大規模侵華攻勢，轉而將侵華戰場視為對美作戰的重要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日本海軍通過戰時體制轉型集中軍事資源加速對美備戰，并在部分領域內形成了對美作戰優勢。最終，在戰時體制轉型的推動下，日本海軍轉而采取對美強硬戰略，不可避免地走上了通往太平洋戰爭的道路。

關鍵詞日本海軍 戰時體制轉型 日本海軍航空兵 軍備動員 對美戰備

對于全面侵華戰爭前期的日本海軍，國內外學術界的研究成果頗豐。整體而言，國內學界對日本海軍侵華戰爭的研究集中于兩個作戰行動的波峰階段，即淞滬會戰至武漢會戰時期和重慶大轟炸時期，對于兩段波峰之間的1938年底至1939年底這一時段關注不多。此外，國內學界的研究重點以梳理日本海軍的侵華作戰行動為主，對日本海軍侵華戰略決策的轉變及其內因缺乏關注。日本學界關注侵華戰爭對于日本海軍整體戰略決策的影響，其中笠原十九司的著作最具代表性，以日本海軍在挑起全面侵華戰爭中的重要作用與日本海軍航空兵（簡稱“日本海航”）在侵華戰爭中的崛起為切入點，關注日本海軍通過侵華戰爭獲得的戰術經驗與政治利益，并將侵華戰爭定義為日本海軍對美開戰的預演。然而，此類研究過多關注日本海軍的侵華作戰行動與其對美作戰計劃的正向關聯，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日本海軍的侵華戰略與對美戰略之間的沖突，因此未能對日本海軍侵華戰略在1938年底結束大規模侵華攻勢后的轉向及其影響作出全面的分析。歐美學界則重視日本海軍的侵華作戰行動，并關注其作戰效能的變化，對于日本海軍的侵華戰略決策研究往往重視分析日本海軍高級將領的個人影響力。總體而言，既往研究成果多停留在梳理日本海軍侵華戰略演變脈絡或侵華作戰行動上，重視日本海軍在1939年之前的大規模侵華作戰行動與1941年之前的侵華戰略轟炸。在論及日本海軍1938年底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后的侵華戰略調整時，往往將原因簡單歸結為日本海軍的戰略重心轉移至南進方向。如此簡單的歸因忽視了1938年至1939年中期日本海軍侵華野心的膨脹對其對美作戰能力、戰略資源儲備的巨大負面影響。如果無法正確認識這一時期日本海軍侵華戰略與對美戰略之間沖突的嚴重性，便無法客觀評價戰時體制轉型對于日本海軍日后發起太平洋戰爭的重要作用，亦會忽視日本海軍侵華史研究視角下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戰場之間的關聯性。

1938年，隨侵華戰線不斷擴大，日本海軍的侵華戰略目標不斷膨脹。因此，在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后，日本海軍繼續維持著編制規模龐大的侵華部隊。但此時，日本海軍面臨的內外形勢卻急轉直下。一方面，隨著戰爭進入相持階段，日本海軍已無法依靠短期動員填補中國戰場的巨大消耗。另一方面，國際局勢的變化與日美關系的惡化迫使日本海軍必須加快對美備戰進度，而侵華部隊占用了過多的資源，一度使日本海軍對美常備作戰部隊的戰斗力大幅下滑。可以說，膨脹的侵華野心將日本海軍拖入了進退兩難的戰略困境中。對此，日本海軍亟需進行戰時體制轉型。一方面，日本海軍依照侵華戰略目標對所屬部隊進行整編，將后者徹底改編為占領區內的“治安”部隊，并調走大量艦船裝備與人員補強聯合艦隊用于對美備戰。另一方面，日本海軍通過長期軍備動員順利擴充對美作戰部隊的編制，并將日本本土的軍工產能與軍事資源納入統制之下。通過戰時體制轉型，日本海軍在戰時編制、兵員儲備、軍備物資等方面先后達到對美開戰所需的標準，在短短兩年后便發動了太平洋戰爭。

本文梳理了日本海軍在1938至1939年間因發動全面侵華戰爭而面臨的戰略困境，考察日本海軍通過戰時體制轉型擺脫這一困境的過程，探究日本海軍在將主要軍力投入全面侵華戰爭的前提下，如何通過戰略資源的重新配置完成對美備戰進程，并分析戰時體制轉型對于日本海軍產生的多重影響。

一、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后日本海軍的侵華困境

1938年10月，日本海軍決定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然而，經過上一階段的全面侵華攻勢，日本海軍的侵華野心極速膨脹。1938年8至11月間，日本提出一系列對華政策綱領性文件，其中，日本海軍的主要訴求包括要求國民政府同意在長江中下游流域設置非軍事區，在上海、青島與廈門設立特別市，確保日本在華南沿海與相關島嶼擁有不受戰時狀態影響的排他性特權，接受日本海軍在長江中下游地區、海南島、東沙群島、西沙群島駐軍，并將海南島變為行政自治區域等。為實現上述侵華野心，日本海軍不得不在侵華戰場繼續投入重兵。

然而，日本海軍的侵華戰略與對美戰略形成了嚴重的沖突。日本海軍長期將對美備戰視為首要戰略目標，以對美決戰為目標制定軍備擴充計劃，而全面侵華戰爭占用了大量本應用于對美備戰的軍事資源。此外，與實施逐步動員的日本陸軍不同，日本海軍在年度作戰計劃中奉行“速戰速決”原則，并未制定長期侵華作戰的軍備動員計劃。因此，侵華戰場上的武器彈藥損耗給日本海軍帶來了極大的軍備壓力。美國海軍于1938年5月制定了“第二次卡爾文森擴軍法案”，迫使日本海軍必須重新開啟因侵華戰爭而暫停的對美軍備競賽。然而，全力進行對美備戰意味著日本海軍必須放棄膨脹的侵華野心，而日本海軍高層卻早已將控制中國沿海、沿江重要港口要地視為對美決戰的重要先決條件。例如，軍令部認為一旦與美、英等國開戰，中國沿海地區的港口與機場極有可能被敵對國家利用，因此必須在中國沿海地區建立軍事基地并加強對中國海域的控制。

對此，日本海軍在1938年底選擇大幅削減侵華軍力投入，以集中現有資源用于對美備戰，同時保留龐大的侵華部隊編制，用于維持對侵華占領區的控制并繼續向國民政府施壓。這一“折中方案”引發了嚴重后果。一方面，作為日本海軍侵華部隊主力的“中國方面艦隊”在1939年初面臨著軍力不足的窘境，形成于大規模侵華攻勢階段的沿江作戰、封鎖作戰、航空作戰模式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混亂。另一方面，侵華部隊臃腫的編制規模也在軍備、編制、年度作戰計劃與演習等方面嚴重拖累日本海軍的對美備戰進程，進一步凸顯了日本海軍的侵華困境。

（一）侵華戰略變動下“中國方面艦隊”作戰模式的混亂

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后，日本海軍改變了侵華戰略，試圖從“陸海空三方面實施更為徹底的封鎖作戰”，并結合戰略轟炸等行動削弱國民政府抗戰意志，從而迫使其屈服。同時，侵華部隊將停止大規模侵華攻勢，以現有兵力控制占領區域。然而，侵華部隊的編制與補給模式均以大規模進攻作戰為標準制定而成，在失去大本營不計成本的軍事資源投入后，原先的沿江作戰、封鎖作戰、航空作戰模式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混亂。

在大規模侵華攻勢結束后，沿江作戰與封鎖作戰的目標與戰術戰法逐漸趨同，即分散兵力控制水道、港口，并在占領區周邊實施掃蕩。在封鎖作戰方面，雖然“中國方面艦隊”繼續加強了對華沿海封鎖，但隨著封鎖中小港口的數量增多，“中國方面艦隊”用于封鎖作戰的各部隊編制不一、隸屬關系混亂，時常出現疲于調動的狀況。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沿江作戰中，“中國方面艦隊”沿用了全面侵華攻勢作戰時期的部隊指揮架構與防區劃分。在編制方面，特設防備隊負責駐地周邊地區與海域警備任務，炮艇隊與掃雷隊負責水道作業任務，江上飛行隊執行戰術航空作戰任務，數十支編制獨立的海軍陸戰隊負責占領區“治安”任務。不難看出，日本海軍“沿江作戰”部隊構成復雜，且多為臨時編成，相互間協同作戰困難，指揮隸屬關系復雜，后勤補給流程繁冗。而防區劃分的不合理則加劇了日本海軍在掃蕩作戰中的消耗。盡管日本海軍已大幅削減后續侵華軍力投入，但現有編制依然占用了大量地面作戰部隊兵員與后勤、指揮系統人員，使得日本海軍在擴充對美作戰部隊編制時依然面臨基層指揮人員與兵員不足的問題。

航空作戰方面，由于日本海軍在武漢會戰結束后開始削減侵華軍力投入，進入1939年后，日本海航在侵華戰場上長期面臨兵力不足的窘境，只得以1至2支九六式陸上攻擊機編隊組成作戰部隊，不與中國空軍過多纏斗，快速突入中國內陸空域轟炸橋梁、機場、大型船只、鐵路等戰略目標。同時利用水上偵察機執行戰地轟炸等作戰任務，以彌補戰機數量不足。與此同時，中國空軍以“航空游擊戰術”發起反擊，派出小股轟炸機編隊高空突襲日軍華中前線機場，取得了不小的戰果。而受限于兵力不足，“日本海航”僅靠戰略轟炸無法阻止中國空軍修建機場恢復戰力，逐漸失去了華中戰場上的絕對制空權。

可見，日本海軍大幅削減侵華軍力投入后直接導致侵華部隊機動兵力不足，難以維持全面侵華攻勢階段的三種作戰模式。同時，日本海軍仍不愿放棄侵華勢力范圍，因此并未大幅削減侵華部隊編制規模，導致后者依舊存在著大量兵員、基層軍官與中小型艦船編隊的冗余，并繼續消耗著日本海軍的軍備資源。

（二）短期動員模式難以為繼

在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日本海軍雖然轉入戰時編制，卻并未制定長期動員計劃，而是通過短期軍備動員將日本國內軍事工業的剩余產能與戰爭物資儲備用于侵華戰爭。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后，短期動員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日本海軍剩余的資源儲備不足以填補持續性的消耗。

通過臨時追加預算，日本海軍在1937至1938年間制定了三次戰備促進計劃。1937年8月，軍令部制定《關聯七七事變之戰備促進案》，追加350架戰機的生產計劃，按戰時編制標準緊急擴充“日本海航”的編制，以補充侵華航空作戰損失。同年10月，軍令部提出《關聯七七事變之第二次戰備促進有關之案件》，計劃于11月底之前完成6艘特設大型炮艦與12艘特設掃海艇的整修工作，新設4支飛行隊，并于1938年9月之前在新竹、佳木斯修建可供大型戰機起降的航空基地。此外，軍令部開始以日本海軍各鎮守府下屬的海軍陸戰隊為基干編成規模龐大的“根據地部隊”用于侵華兩棲作戰。1938年10月，日本海軍制定了《關聯七七事變之第三次戰備促進有關之案件》，追加建造4艘炮艦，并修理俘獲的中國海軍艦船用于侵華戰場。同時，整合日本本土的軍工廠，擴充各類軍需品與武器彈藥的生產設施，使飛機與航空彈藥的產量達到戰時生產標準，保障侵華航空作戰需求。

可以看出，前三次戰備促進計劃通過短期生產動員將資源集中于侵華戰場上，雖然勉強填補了侵華戰爭的消耗，卻透支了日本海軍的戰爭潛力。短期軍備動員在財政和軍備方面對日本海軍造成了極大壓力。財政方面，日本海軍的1937年度軍費預算僅不到4億日元，而在1937年7月至1938年底，日本海軍四次獲得追加臨時軍費預算共計近15億日元，可見全面侵華戰爭耗資甚巨。由于一次性追加預算的方式難以常態化，進入1939年后，日本海軍將難以填補繼續侵華戰爭產生的軍費缺口。軍備方面，連續的短期動員對于日本海軍軍事資源儲備的消耗同樣嚴重。由于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航空作戰成為了日本海軍能夠主動發起的主要侵華作戰行動，因此日本海軍雖減少投入侵華航空兵力，但侵華戰場上的航空軍備資源消耗依然巨大。例如，1938年的“日本海航”因侵華航空作戰幾乎耗盡了日本海軍的航空燃油儲備，被迫降低侵華戰場上的作戰飛機出動率。可以說，隨著侵華戰爭長期化，日本海軍的短期動員模式難以為繼，其軍工產能與戰略資源儲備無法同時滿足侵華軍需消耗與對美備戰。

（三）全面侵華戰爭對于日本海軍對美作戰能力的影響

全面侵華戰爭嚴重削弱了日本海軍的對美作戰能力。1937年10月1日，四相會議制定了《處理中國事變綱要》，命令日本海軍在冀察、上海地區配合陸軍作戰，并在其他必要地區展開海上、航空作戰，同時做好長期對華用兵的準備。而后，軍令部于10月20日設立“中國方面艦隊”，將華北、華中、華南各地區的侵華戰事納入統一的指揮作戰體系中。在轉入戰時編制后，日本海軍雖然按計劃組建聯合艦隊，但本不在戰時編制中的“中國方面艦隊”卻被保留下來并不斷得到加強，成為了在日本海軍內部“可與聯合艦隊相提并論的獨立作戰力量”。日本海軍此舉意在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同時保持聯合艦隊的基本編制以應對日美開戰的可能。然而，侵華部隊的規模不斷膨脹，不僅直接削弱了日本海軍可用于對美作戰的軍事力量，更使其對美作戰計劃以及以相應的演習一度陷入混亂。

在編制上，“中國方面艦隊”下轄的第三、四、五艦隊長期部署于中國戰場。聯合艦隊作為日本海軍對美作戰的主力部隊，在全面侵華戰爭前期僅主要由第一、二艦隊組成。雖然日本海軍大部分主力戰列艦與重巡洋艦依然由聯合艦隊指揮，但航空母艦及航空隊則需頻繁執行侵華航空作戰任務，而在對美作戰中至關重要的中小型艦艇如驅逐艦、輕巡洋艦則大量被派往中國戰場，進行近海封鎖作戰。可以說，在1938年至1939年間，編制殘缺的聯合艦隊完全無法執行對美作戰計劃，這意味著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使得日本海軍在這一時期事實上喪失了全面對美開戰的能力。

除編制外，侵華戰事也對日本海軍的演習造成了極大的影響。日本海軍極其重視日常演習，年度海軍大演習更是發揮了論證海軍戰術思想創新的作用。因此，在1937年前，聯合艦隊全部主力幾乎都會參與年度海軍大演習。而日本海軍在侵華戰爭中投入過多軍力，必然影響演習的開展。作為權宜之計，日本海軍會在演習前夕將部分侵華部隊臨時從侵華戰場抽調回國，第一聯合航空隊就曾于1938年3月至10月間多次返回本土參加聯合艦隊演習訓練，盡管彼時“中國方面艦隊”正面臨華中地區航空兵力不足的窘境。然而，在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后，侵華部隊編制繼續占用近10支驅逐隊用于封鎖中國沿海與長江流域，使得日本海軍無法在演習中進行高速驅逐艦隊搭載魚雷突襲美國海軍主力艦隊等重要戰術的演練。日本海軍被迫放棄年度海軍大演習計劃，改于1939年中期進行小規模演習。潛艇戰隊與吳、佐世保基地航空隊因未開赴侵華戰場而保持滿編狀態，從而首次成為了年度演習的主角，在演習中模擬了海峽防御戰背景下對美國太平洋艦隊的追蹤、偷襲戰術。侵華部隊的編制膨脹對于日本海軍日常演習訓練的負面影響可見一斑。

可以說，日本海軍在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后一度陷入了侵華困境之中。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日本海軍被迫轉變侵華戰略，并試圖通過推動戰時體制轉型擺脫上述戰略困境。

二、1939年日本海軍戰時體制的轉型

由于侵華戰場的消耗嚴重影響了日本海軍的對美備戰進程，日本海軍開始在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后逐步調整侵華戰略。1939年6月2日，海軍省軍務局起草了《關于中央政府樹立相關工作的文件》，主張不再僅憑作戰行動實施侵華戰略，而是大力扶植汪偽政權，并發揮政治影響力，在日本國內軍備動員、生產力統制、與第三國交涉、處理列強在華租界問題等方面為解決中國事變創造條件。

同時，國際環境的變化也迫使日本海軍重新審視現行侵華戰略與對美備戰進程之間的矛盾。侵華戰爭的長期化導致美國對日制裁，1939年7月24日，美國宣布《日美通商航海條約》于半年后正式作廢，侵華戰爭成為了日本海軍對美戰略中的最大影響因素。另一方面，英、美等國也成為了日本海軍結束侵華戰爭的最大阻礙。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后，日本海軍無法徹底切斷英美的對華援助，而日本海軍在“帕奈號”事件中采取的假意示好亦未取得美、英等國對其侵華戰略的默許。這樣的局面對于日本海軍而言十分危險，日本海軍主張南進的代表人物小林躋造認為，國民政府依靠美、蘇、英三國堅持抗戰，使得日本海軍短期內難以結束侵華戰爭。而美國等第三國正是意在通過援華消耗日本的戰爭潛力，最終坐收漁利。因此，當同年9月歐洲戰事爆發時，日本海軍高層首腦普遍認為必須盡快將侵華戰爭消耗降至最低限度，盡力避免被卷入多線作戰，同時集中資源盡快加快對美備戰進程。

戰時體制轉型意味著日本海軍必須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徹底的軍備、人力、編制動員，使其在編制狀態、兵員規模、軍備物資等方面達到對美開戰的要求，重獲對美開戰的能力。為達到這一目標，日本海軍于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開始了長期動員與軍備轉型，又在1939年底進行了大規模編制動員，最終逐步轉入戰時體制。

（一）日本海軍在全面侵華戰爭初期的動員與軍備轉型

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日本海軍進行了多次短期動員，雖然極大消耗了日本平時戰爭資源的儲備，但也一定程度上擴大了編制規模，為后續的戰時體制轉型創造了編制動員基礎。在1938年7月日本五相會議通過的《今后的中國事變指導方針》中，日本海軍提出為應對長期侵華戰爭必須統合國力，通過各種手段將國家轉入真正的戰時體制。可以說，日本海軍在1937-1938年間以全面侵華為契機展開的大規模人力動員與軍備動員，一定程度上在人力動員、軍官儲備、軍備產能方面為之后的戰時體制轉型創造了基礎。

在平時編制下，日本海軍的作戰部隊、行政機關、后勤工業部門常年保持較低人員配置標準，必須通過人力動員達到滿編狀態。日本海軍的人力動員分為作戰動員與兵員動員。其中，作戰動員主要包括整合現役兵員與裝備，編成新部隊開赴侵華戰場。在侵華戰爭初期，日本海軍以橫須賀、吳、佐世保、舞鶴四個海軍鎮守府下屬的海兵團為基干，分四個批次臨時組建了20支特別陸戰隊開赴侵華戰場。其中，吳鎮守府第一、二特別陸戰隊與佐世保鎮守府第一、二、三、四特別陸戰隊以及橫須賀鎮守府第一特別陸戰隊于淞滬會戰期間組建，佐世保鎮守府第五、六特別陸戰隊于南京會戰期間組建，橫須賀鎮守府第二特別陸戰隊、吳鎮守府第三特別陸戰隊、佐世保鎮守府第七特別陸戰隊于武漢會戰前夕組建，這些部隊成為了日本海軍在全面侵華攻勢中的陸戰部隊主力。而在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后，日本海軍又先后組建了吳鎮守府第四、五、六特別陸戰隊與橫須賀鎮守府第三、四特別陸戰隊以及佐世保鎮守府第八、九特別陸戰隊，用于封鎖作戰與控制侵華占領區域。此外，日本海軍還從各鎮守府抽調掃海隊、炮艇隊、汽船隊、沖鋒艇隊等特設部隊投入中國戰場。

日本海軍的兵員動員主要指通過招收軍事學員等途徑擴充未來軍事人才儲備。相比日本陸軍而言，日本海軍的軍事人才培養時間更長、成本更高，兵員動員周期更長。因此，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日本海軍多批次召集了60187名預備役官兵編入現役部隊以填補軍事人員缺口。同時，日本海軍各軍校開始大規模擴招。海軍兵學校招生人數由1937年前的240人逐步上升至1940年的6509人，并在1938年加招一屆學員。而飛行預科各類培養生的招生人數也在1937年至1940年間從363人上升至2391人。

經過侵華戰爭的四年人力動員，日本海軍現役官兵人數從107461人飆升至213173人，各艦隊、鎮守府等作戰部隊與軍工后勤系統的滿員率均大幅提升。其中，基層軍官的數量從1937年的9739人擴充至1940年的18113人。可以說，通過人力動員，日本海軍極大充實了現役部隊規模與軍事人才儲備。

除人力動員外，日本海軍在全面侵華戰爭初期的軍備動員規模同樣龐大。在1937年8月至1938年10月間的三次戰備促進計劃中，日本海軍雖以填補侵華作戰消耗為戰備重點，但亦兼顧充實軍備。在第一次戰備促進計劃中，日本海軍為防備第三國干涉侵華戰爭，加快了在造的5艘航空母艦（包括水上飛機母艦與商船改造的航空母艦）的建造進度，計劃優先完成“赤城”號航母、“最上”號重巡洋艦、“山城”號戰列艦等對美作戰主力戰艦的改裝工作，并開始按戰時編制補充作戰部隊與軍工廠的員額。在之后推行的第二次戰備促進計劃中，日本海軍開始整備硫磺島、馬里亞納群島、千島等太平洋諸島的航空基地，修建可供大型戰機起降的機場。而在1938年10月制定的第三次戰備促進計劃中，為應對美國海軍擴軍，日本海軍加快改裝巡洋艦與潛艇裝備，整備日本本土海防設施，繼續充實海軍人員編制。可見，隨著時間推移，日本海軍的軍備動員重心逐漸從侵華戰爭移回對美備戰。而在1938年制定的昭和十四年度海軍軍備充實計劃（以下簡稱“丸四計劃”）中，日本海軍更是計劃在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后全力加速對美備戰，以回應美國海軍的擴軍計劃。然而，限于侵華戰爭的巨大資源消耗，日本海軍在“丸四計劃”中對造艦數量、類型被迫做出一定削減。事實證明，在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后，日本海軍仍無法在維持侵華部隊龐大編制的同時推進對美戰備。

最終，日本海軍在侵華動員的基礎上進行了戰時軍備動員，邁出了戰時體制轉型的關鍵一步。為消除美、英等國的戒心，日本海軍仍以解決中國事變為借口，將大規模軍備、人力動員命名為第四次戰備促進計劃。在軍備動員方面，日本海軍大力發展擴充“日本海航”的軍備，追加生產在侵華戰場上經過實戰檢驗的各型號新式戰機。僅在1939年，“日本海航”就獲得了超過390架各式戰機。此外，日本海軍還增加了船舶修理廠的工人數量，加強后勤整備能力。在編制動員方面，日本海軍加強了各鎮守府所屬部隊的訓練，縮短了各專科學校的學制，加快分配畢業生進入部隊。此外，日本海軍還將各特設、臨時部隊進行整合，充實各作戰艦隊編制，并從“中國方面艦隊”、海軍行政機關抽調大量基層士官補充作戰部隊。經過此次戰備促進，聯合艦隊新增大量作戰裝備與人員，按計劃可在1940年5月轉入第一應急戰時編制，達到戰時編制60%的規模，并能夠在3個月內徹底轉入戰時編制。同時，各鎮守府、艦隊也按戰時編制補充人員與艦船。最終，日本海軍在1939年底基本度過了戰時體制轉型中的軍備與人力動員階段。

（二）“中國方面艦隊”的改編與日本海軍的戰時編制轉型

在推進軍備與人力動員的同時，日本海軍于1939年下半年開始進行戰時體制轉型中至關重要的編制動員。面對侵華戰事不利、對美作戰能力下滑等問題，1939年11月，日本海軍對“中國方面艦隊”進行了徹底改編。艦隊編制方面，第三、五艦隊的編制被取消，第四艦隊成為獨立艦隊，戰時由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指揮。而新編成的第一、二、三遣華艦隊將在“中國方面艦隊”指揮下，繼續實施華中、華南、華北水域的作戰。此外，日本海軍重點重組了侵華部隊中“根據地部隊”的編制。在原先編制下隸屬于各艦隊的炮艇隊、各鎮守府特別陸戰隊、防備隊、港務部等編制被取消，少數特別陸戰隊返回日本，其余占領區守備部隊被整合為6支特別根據地隊與3支特設基地隊，前者駐扎在上海、青島、漢口、廣州、廈門與海南島，后者駐扎在九江、南京與舟山島，負責各自駐地所管轄區域的水陸警備、封鎖、掃蕩作戰任務。改編后，日本海軍侵華部隊中的陸上、兩棲部隊由隸屬于本土各鎮守府的特別陸戰隊改編為現地部隊，人事、后勤、指揮等方面完全由“中國方面艦隊”掌控。

同時，“中國方面艦隊”進一步細化了下屬各艦隊的防區劃分。以長江戰場為例，在改編前，駐扎在長江中下游流域的第三艦隊僅以九江為界，設定九江至武漢由第十一戰隊駐防，九江至南京由第一根據地隊駐防，兩者均下轄大量小股部隊，協同作戰指揮流程繁瑣低效，防區內機動部隊調度距離過遠。而各主要港口的港務部獨立于駐防部隊司令部，增加了后勤補給的對接難度。經過編制調整，各遣華艦隊在長江中下游戰場與中國沿海地區的防區均被大幅細化，“中國方面艦隊”保留了部分直屬機動兵力，同時以特別根據地隊為指揮中樞，將各艦艇分隊與陸戰隊按就近作戰原則進行分散配置，進行協同作戰。進入1940年后，第一遣華艦隊以保障日占長江航道暢通、配合日本陸軍作戰為主要目標，集中兵力防御中國軍隊的反擊與襲擾，而第二、三遣華艦隊各根據地隊則控制中國沿海各主要港口。此外，“中國方面艦隊”還組建了海南島警備部隊，加強了對海南島的占領。

“中國方面艦隊”的改編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日本海軍的侵華困境。首先，日本海軍在侵華戰場上的作戰模式在編制變革后發生了較大變化。由于編制精簡，日本海軍侵華部隊采取更為分散的配置方式，并建立起更為直接、簡化的指揮系統，能夠更頻繁地發起低烈度、小規模的江河、近海掃蕩作戰，并依托駐扎在各交通要地的特別根據地隊、基地隊將封鎖線覆蓋幾乎全部中國沿海地區。在沿江作戰中，第一遣華艦隊發揮的戰術作用逐漸與日本海軍在沿江作戰初期的戰術作用趨同。而在封鎖作戰中，第二、三遣華艦隊主要運用隨艦陸戰隊拼湊參戰部隊，攻占中國沿海地區的近海島嶼、小型港口。可以看出，編制變革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日本海軍侵華部隊作戰模式混亂的問題。

其次，日本海軍聯合艦隊的作戰力量得到補強。在“中國方面艦隊”改編后，聯合艦隊的編制中新增1艘航空母艦、8艘巡洋艦、13艘驅逐艦、5艘潛艇，共計27艘各類型戰艦，其中相當一部分是從侵華戰場抽調回日本本土。作為補充，日本海軍向“中國方面艦隊”支援了一定數量的小型特種艦艇。完成編制動員后，日本海軍加緊恢復對美備戰進程。在1940年度海軍特別大演習中，得到補強的聯合艦隊與各鎮守府部隊悉數參加第二階段演習，模擬與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主力、潛艇部隊、航空兵部隊在日本近海的對抗。

最后，日本海軍得以擺脫侵華戰爭長期化的影響，重新在年度作戰計劃的框架下準備對美作戰。侵華部隊的編制膨脹是日本海軍為應對侵華戰爭長期化的權宜之計，而這深刻影響了日本海軍的年度作戰計劃決策。在1938年之前，日本海軍長期奉行“對單一假想敵國作戰的傳統”，在計劃中明確規定“若與兩個及以上敵國對立，盡量逐一與各國開戰，以避免兵力分散”。聯合艦隊的作戰編制、各鎮守府的戰時動員計劃等內容也皆以“對單一國家作戰”原則為前提制定。然而，由于侵華戰爭的長期化，處于侵華作戰編制下的日本海軍各艦隊無法按年度作戰計劃迅速轉入對美戰備狀態。于是，日本海軍被迫在1938年9月制定的《昭和十三年度帝國海軍作戰計劃》中放棄了“對單一國家作戰”原則，將侵華作戰定義為常態作戰行動，在繼續侵華的前提下制定與美、蘇、英三國分別開戰或與三國同時開戰的計劃。

在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后，“中國方面艦隊”下屬第三、四、五艦隊繼續留駐中國沿海地區，執行侵華作戰任務。然而，在1939年度作戰計劃中，這三支艦隊的戰時任務卻與其侵華作戰任務大相徑庭。常態作戰任務和戰時任務差距過大將會使日本海軍在對美、英、蘇等國開戰時面臨部隊調度距離過長、艦隊不熟悉作戰任務等問題，極其影響對美作戰計劃的實施。因此，日本海軍在1939年底的編制變革中將“中國方面艦隊”徹底改編為侵華戰場上的常設艦隊。而后，軍令部又在1940年度作戰計劃中將侵華作戰定義為常態化作戰任務。根據軍令部總長于1940年2月向“中國方面艦隊”下達的指示，對第三國開戰后，“中國方面艦隊”的主要任務是在開戰初期殲滅敵國駐華海軍艦船，并繼續保持對長江中下游水域、中國沿海海域與珠江水域的控制，確保對上海、青島、廣東、海南島等戰略要地的占領。此外，針對不同的作戰對象，“中國方面艦隊”的具體作戰任務略有變化。同時，通過修訂年度作戰計劃，“中國方面艦隊”在平時與對第三國作戰期間的作戰范圍與任務逐漸趨同，侵華戰場徹底成為日本海軍的常規戰場。

隨著改編的完成，日本海軍完成了戰時體制轉型中的編制轉型。“中國方面艦隊”的編制規模被大幅削減，再無獨立發動大規模侵華進攻作戰的能力，只能進行維持占領區治安的小規模作戰。而日本海軍僅輪流派遣日本本土的航空隊參加侵華航空作戰，以積累實戰經驗，并支援長江流域的日本陸軍作戰。在1940年2月19日制定的《有關七七事變處理之意見》中，日本海軍僅提出攻占宜昌以便進行更徹底的對華航空作戰，其余進攻作戰視陸軍余力而定。這意味著日本海軍已接受無法在短期內結束侵華戰爭的現實，轉而實施侵華部隊的編制常態化轉型。

三、日本海軍戰時體制轉型的影響

對于日本海軍而言，戰時體制轉型始于全面侵華戰爭的爆發，并在1939年下半年進入關鍵階段。通過戰時體制轉型，日本海軍于全國范圍內進行了分批次的大規模人力、軍備動員，并以侵華戰爭為契機進行了大規模編制動員，最終加速完成對美備戰。可以說，戰時體制轉型是日本海軍發動太平洋戰爭的前提條件。首先，戰時體制轉型極大增強了日本海軍的對美作戰能力。在不計成本的侵華軍力投入下，日本海軍在侵華戰場上組建了一支規模龐大的航空兵部隊。通過戰時體制轉型，“日本海航”獲得了極大的戰略資源傾斜，成為了日本海軍對美作戰的重要優勢兵種，極大增強了日本海軍高層對美開戰的信心。其次，日本海軍試圖推動戰時體制轉型解決其侵華戰略與對美戰略之間的矛盾，而戰時體制轉型的過程也逐漸刺激日本海軍采取對美強硬的戰略決策。然而，戰時體制轉型本質上是日本海軍量日本全國之力進行的戰爭動員，仍然具有不可持續性，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日本海軍就已顯露出戰爭潛力枯竭的隱患。

（一）戰時體制轉型與日本海軍對美作戰優勢的提升

通過戰時體制轉型，日本海軍將軍事資源集中于少數兵種，革新戰術戰法，研發并列裝新式武器裝備，最終在特定領域內形成了一定的對美作戰優勢。其中，“日本海航”的發展最為典型。

1937年之前，“日本海航”僅由各鎮守府航空基地單獨編成的基地航空隊與航空母艦搭載的艦載機航空隊組成，彼此間幾乎沒有協同作戰經驗。直到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日本海軍才設立第一、二聯合航空隊投入侵華戰場。隨著日本海軍開始進行長期軍備、人力動員，“日本海航”獲得了大量軍事資源投入。在后勤支持下，“日本海航”在全面侵華戰爭前期得以快速補充侵華作戰損失，并發起了前線戰術轟炸、混編機隊協同作戰、前線空中支援、地面防空火力對抗等多種作戰行動。最終，憑借大量的實戰經驗，“日本海航”逐漸轉變了戰前以攻擊機為空戰主力的戰術思想，開始確立戰斗機在空戰戰術中的核心地位，實現了戰術思想的革新。

戰術思想的革新推動了武器裝備技術的發展。在侵華戰場上，“日本海航”的各式武器裝備問題層出不窮，迫使日本海軍不斷進行裝備革新，改進現有戰機的裝備，并根據戰場需求列裝新型戰機，最終掌握了華中地區的制空權。可以說，通過全面侵華戰爭初期的軍備動員，“日本海航”實現了部隊編制、戰術思想、戰術裝備的革新。

在日本海軍的重視之下，至1939年，“日本海航”不斷獲得追加軍備預算，僅在組建練習航空隊、建設訓練場等非作戰部隊軍備擴充項目上就獲得了三億兩千三百余萬日元的預算額度，這在七七事變之前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而在作戰部隊的軍備擴充方面，在1938年制定的“丸四計劃”中，日本海軍中央計劃增設75支航空隊。由于這一計劃已經超出了日本軍工生產力極限，軍令部甚至修改了既定軍備擴充方案中部分戰艦的建造計劃，為“日本海航”的擴軍讓路。作為軍備動員的結果，“日本海航”在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的前三年共入役了1076架各式戰機。而在人力動員方面，“日本海航”的現役飛行員數量由1937年的502人攀升至1940年的1863人，四年期間共計新培養4224名新飛行員。

隨著戰時體制轉型的推進，日本海軍開始在前述軍備、人力動員的基礎上，對海軍航空兵進行編制動員。在1939年底之前，“日本海航”主要從由各鎮守府抽調本土航空隊編成聯合航空隊，以臨時編制投入侵華作戰。隨著“中國方面艦隊”改編，“日本海航”侵華部隊中各艦載機航空隊轉隸聯合艦隊下屬的各航空戰隊，最終成為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海航”的“外戰部隊”。另一方面，隨著戰時體制轉型的推進，日本海軍基地航空隊的數量也從全面侵華前的13支增長到1939年底的29支，橫須賀、吳鎮守府的聯合航空隊亦大規模擴充編制，最終成為太平洋戰爭期間負責日本本土航空作戰與支援外線作戰的“內戰部隊”。在1939年底的改編后，“日本海航”逐漸撤回了侵華戰場上的常駐部隊，轉而從日本本土成建制借調航空隊參加“中國方面艦隊”發起的作戰行動，將侵華戰場當作其對美備戰的“練兵場”。

在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前，日本海軍主要將航空兵分為以航空母艦為核心的機動航空兵與以基地航空隊為核心的基地航空兵，前者負責前期遠洋偵察、襲擾遠征日本本土的美國主力艦隊，后者則部署于西南太平洋群島執行遲滯美國艦隊的任務。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后，由于年度作戰計劃變更緩慢，“日本海航”仍在對美作戰計劃中長期擔任配角。不過，隨著戰時體制轉型的推進，“日本海航”不斷擴充軍備，并在海軍年度演習中試驗海上航空作戰的效果，使得一向以主力艦隊決戰為傳統的聯合艦隊也不得不正視航空作戰的威力。隨著1939年“瑞鶴”號、“翔鶴”號航母的竣工，日本海軍開始計劃在日美主力艦隊決戰之前，先以航空戰隊主力消滅美方航母編隊，而后視戰果決定最終決戰的形式。可以說，通過編制動員，日本海軍將以臨時編制投入侵華戰爭的海軍航空兵進行徹底整合，使之由輔助兵種一躍成為日本海軍對美作戰的主力兵種之一。

（二）戰時體制轉型下日本海軍侵華戰略與對美戰略的合流

在全面侵華戰爭初期，日本海軍盡量避免在侵華戰場上與列強發生沖突，并一度奉行緩和的對美戰略，試圖換取美國對其侵華行為的默許。例如，在日本海航參加南京作戰時，“中國方面艦隊”就曾下令只可轟炸確認為中國軍用船只的江上目標，以此避免與英美沖突。而在“帕奈”號事件發生后，日本海軍迅速通過駐華盛頓武官向美國政府表示遺憾，時任日本海軍次官山本五十六更是親自拜訪美國駐日大使館，向美方表示歉意，承諾賠償損失并處分與事件有關的軍官，保證今后不會再發生誤炸事件。事后，對誤炸“帕奈”號負責的第二聯合航空隊司令官被調任至第二航空戰隊，并受到了警告處分。日本海軍中央小心翼翼維護日美關系的姿態甚至令美國駐日大使格魯深感詫異。

在1938年底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后，日本海軍開始意識到美國正在成為其迫使國民政府屈服的最大障礙。1939年4月，日本海軍臨時調查課起草《情況判斷》，指出日本面臨的國際環境對于解決中國事變愈發不利。一方面，由于英美援華政策，當前“中國方面艦隊”對于中國沿海的封鎖并不徹底。另一方面，日本扶持的偽政權統治基礎依然薄弱，無法有效削弱國民政府的合法性。此外，由于侵華戰爭觸及了美英兩國的在華利益，美、英兩國拒絕承認日本提出的建設“東亞新秩序”。因此，美、英兩國的援華政策已成為日本海軍推行侵華戰略的最大阻礙。而在歐戰爆發后，海軍臨時調查課又起草了《應對歐戰方策基準》，其中指出，隨著歐洲戰事演進，英國在東亞地區的霸權必將向美國轉移。因此，對美交涉將成為日本解決“中國問題”的核心環節。

因此，當美國宣布因侵華戰爭制裁日本后，日本海軍重新推動因侵華作戰而一度停滯的對美備戰工作。在放棄了“對單一國家作戰”原則后，日本海軍開始在維持侵華作戰的同時加快戰時體制轉型進程，恢復與美國海軍的軍備競賽。1939年初，日本海軍開始實行“丸四計劃”加速軍備擴張，由于資源有限，日本海軍不得不有所取舍，集中力量建造新的戰列艦用于對美作戰。而后，日本海軍繼續推行了第四次戰備促進計劃，以侵華為借口進行戰時體制轉型。

在戰時體制轉型的推動下，日本海軍轉變了對美戰略，主張“以建立東亞自給經濟圈為目標，促進日荷協同之經濟開發及建立經濟依存之關系”，若能“收購或租借荷屬印度尼西亞一部”，就可以利用東南亞的石油資源繞開美國的資源制裁。同時，日本海軍開始重視侵華戰場在對美戰略中的重要性。一方面，日本海軍將中國視作支撐戰時體制轉型的重要戰略資源產地。在戰時體制轉型后，“中國方面艦隊”被改編為專門負責治安作戰的現地艦隊，繼續執行迫使國民政府屈服的封鎖、航空作戰任務，維持對侵華所得勢力范圍的控制，為日本海軍提供戰略資源。另一方面，日本海軍將侵華戰場視為南進作戰的基地與對美作戰的側后方。通過侵華戰爭，日本海軍逐步控制了中國華南沿海主要港口與近海航線，這既強化了日本海軍在東亞近海進行對美決戰的戰術優勢，也使其獲得了南進的前出基地。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海軍內部就已提出“中國海內湖論”的主張，即通過獨占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將中國黃海、東海、南海與日本海一同變為日本海軍的“內湖”，強化日本海軍在近海對美決戰的“主場優勢”，并以中國東南沿海為跳板貫徹南進政策。按照這一戰略思維，在1938年底，日本海軍將侵華戰略訴求納入《日華新關系調整綱要》中，包括在東沙群島、西沙群島直接駐軍，并將海南島變為“行政自治區域”。1939年3月20日，在日本海軍的推動下，南沙群島被納入臺灣總督府管轄。而在8月28日，時任軍令部次長古賀峰一在《關于解決中國事變后日本海軍在華南、華北方面兵力配置及相關設施的文件》中提出，為了維持華南地區的治安穩定與交通線暢通，并確保日本在中國沿海地區的優勢戰略地位，日本海軍有必要在華南沿海重要地區與煙臺、秦皇島、天津等華北重要港口建設軍事基地，并掌控黃海、渤海的制海權，以此在未來的對美戰爭中獲得東亞制海權。通過“中國方面艦隊”的侵華作戰，日本海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逐步控制了臺灣海峽與中國沿海海域的制海權，并鞏固了對于海南島與中國南海諸島的控制。至此，日本海軍已將鞏固侵華戰場視為對美備戰與南進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可以說，隨著戰時體制轉型的開展，日本海軍開始將侵華戰場納入對美備戰的范疇內，最終不可逆轉地邁向了通往太平洋戰爭的道路。

（三）戰時體制轉型對于日本海軍戰爭潛力的透支

日本對于全面侵華戰爭蓄謀已久，卻未做好完備的戰爭計劃。在1938年至1939年間，日本陸海軍皆因侵華戰爭消耗過大而出現戰爭潛力不足的問題。日本陸軍通過恢復兩年在營兵役制度、延長服役期等方法填補兵員缺口，并制定《昭和十四年軍備充實案》進行軍備動員。日本海軍則連續推行戰備促進計劃，通過短期動員整合現有戰爭資源投入侵華戰場。進入1939年后，短期動員模式不僅急劇消耗了日本海軍的預備役兵源與軍備物資，甚至嚴重影響了聯合艦隊的作戰能力。因此，日本海軍不得已加速推動戰時體制轉型，在全國范圍內發起準戰爭動員，整合日本的戰爭潛力用于對美備戰。

對于日本海軍而言，戰時體制轉型既是應對侵華困境的對策，也是重啟對美備戰的計劃，屬于臨時性對策而非長期動員規劃的一部分。因此，戰時體制轉型的內容具有鮮明的需求導向特征。在侵華戰場上，日本海軍通過戰時體制轉型改編“中國方面艦隊”，使其編制規模與作戰模式符合在日本海軍侵華勢力范圍內執行治安作戰的需求，卻徹底斷絕了再次發起大規模侵華攻勢的可能。可以說，日本海軍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就已主動放棄了依靠大規模攻勢結束全面侵華戰爭的嘗試。在對美備戰方面，日本海軍通過戰時體制轉型進行了全國動員，在并未提高本國工業基礎、兵役適齡人口規模、資源總儲備量的前提下大肆進行人力、軍備、編制動員，加強對民用工業資源的管制，使軍備重新恢復到能夠對美開戰的標準。例如，日本海軍在數次戰備促進計劃中統計了全國范圍內民用造船、鋼鐵、飛機制造工廠的產量與設備狀況，而后在戰時體制轉型中將其統一納入海軍軍備動員的統制之下。這一過程的重點在于接管產能而非擴大產能，甚至在接管過程中會出現因統制計劃不合理而降低軍工產能、效率的現象。可以說，戰時體制轉型以損害日本長期工業增長潛力為代價，在全國范圍內通過將民營工業轉為軍事工業的方法攫取了日本的現有工業產能，本質上必然無法持久。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海軍很快于1942年7月后出現了大規模人力、軍備資源枯竭。

因此，在日本海軍的視角下，中國戰場與太平洋戰爭的走向自1939年就產生了密切的關聯。中國戰場對于日本海軍的消耗與遲滯作用是明顯的。如果沒有中國軍民的奮勇抵抗，日本海軍將全力進行對美備戰，在對美開戰初期擁有更加強大的軍備。另一方面，侵華戰爭的巨大消耗迫使日本海軍推動戰時體制轉型，采取“竭澤而漁”的方法加速完成對美備戰，為1942年7月出現人力資源枯竭埋下了伏筆，從而為盟軍的太平洋反攻創造有利條件。可以說，沒有中國軍民的頑強抵抗，日本海軍將會以更加強大的軍備力量發動太平洋戰爭，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將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結 語

全面侵華戰爭爆發時，日本海軍仍在以對美開戰為目標制定長期動員計劃，并未針對長期侵華戰爭制定動員預案。因此，為了發起全面侵華攻勢，日本海軍接連進行短期動員。然而，日本陸海軍的大規模攻勢未能迫使國民政府屈服。至1938年底，日本海軍已無力繼續通過短期動員維持全面侵華攻勢，而侵華軍力投入也已嚴重削弱了日本海軍的對美作戰能力。可以說，日本海軍的侵華戰略與對美戰略產生了難以調和的矛盾。

然而，面對如此戰略困境，日本海軍仍不愿意放棄侵華所得利益，其根源在于陸海之爭。日本陸海軍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雙方在戰略發展方向、政治話語權與軍費等問題上互不相讓。通過侵華戰爭，日本陸軍一面侵占華北地區鞏固偽滿洲國后方，推行北進戰略，一面迫使國會不斷追加軍費預算，大肆擴充軍備。對此，日本海軍緊隨陸軍的侵華攻勢，在侵華戰場上投入大量軍力保持參與大本營侵華決策的話語權，一面侵占中國沿海地區作為南進基地制衡陸軍的北進戰略，一面以侵華戰事為由數次強迫國會追加特別軍費預算，擴充可用于對美作戰的武器裝備。可見，參與侵華戰爭使日本海軍獲得了大量軍事資源與政治話語權，在全方位的陸海競爭中保持著對陸軍的制衡。

因此，在轉入對華持久作戰態勢后，日本海軍僅僅削減了后續侵華軍力投入，仍然維持龐大的侵華部隊編制以維持對長江中下游地區與中國沿海地區重要城市、港口、軍事基地的占領。一方面，這導致日本海軍在全面侵華攻勢階段建立起的沿江作戰、封鎖作戰、航空作戰模式因兵力不足而紛紛出現混亂，難以為繼。另一方面，侵華部隊龐大的編制仍然在軍備、人力、訓練、作戰計劃制定等方面阻礙著日本海軍的對美備戰進程。而在這一時期，美國海軍開始加速擴充軍備，日本海軍侵華戰略與對美戰略的矛盾逐漸加重。

為擺脫這一戰略困境，日本海軍選擇推動戰時體制轉型。一方面，日本海軍進行了大規模人力動員與軍備動員，借助侵華戰爭擴充兵員與軍工產能。另一方面，日本海軍對“中國方面艦隊”進行了徹底整編，從中抽調大量艦船與基層軍官補充進入聯合艦隊，使后者迅速恢復到戰時編制狀態。而其余部隊也被納入戰時編制中，被整編為在華特別根據地隊與特設基地隊，成為了“中國方面艦隊”在侵華戰爭后期的主要作戰部隊。戰時體制轉型完成后，日本海軍侵華部隊的編制常態化，侵華戰場成為了日本海軍的常態化戰場。

日本海軍的戰時體制轉型產生了多重影響。首先，日本海軍通過戰時體制轉型在一些特定領域積累了一定的對美作戰優勢。例如，“日本海航”通過戰時體制轉型獲得了大量資源傾斜，一面實現了航空軍備的快速擴張，一面憑借在侵華航空作戰中的作戰效能不斷抬升自身戰略地位，最終一躍成為日本海軍對美作戰的主力兵種之一。其次，隨著戰時體制轉型的展開，日本海軍轉變侵華戰略，將侵華戰場重新定義為日本海軍對美作戰的重要組成部分，東南沿海地區與長江流域成為了日本海軍的重要資源產地，而中國近海海域及周邊港口則成為了日本海軍對美決戰的側翼。隨著美國因日本侵略中國與東南亞地區而逐步實施對日制裁，日本海軍立即采取對美強硬的戰略姿態。可以說，戰時體制轉型使得日本海軍對美作戰能力大幅提升，刺激了日本海軍高層對美開戰的意圖，最終使其不可避免地邁向了通往太平洋戰爭的道路。

原文載于《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2025年第2期，注釋從略

·來 源：《日本侵華南京大屠殺研究》雜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