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我認為“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是徹頭徹尾的謊言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這話出自金庸的小說《神雕俠侶》，本來是郭靖用來教導楊過的，如今已成了大家廣泛認同的關于郭靖的評語，甚至成了多數中國人心目中最高武俠精神的代表。

但如果我說，這句話其實是一句經過精心包裝的冼腦包，徹頭徹尾的謊言，你會相信嗎？接下來我會系統論證這一點。

要談論“俠之大者”，那首先得搞清楚什么是“俠”，上圖這段話是《說文解字》里對于俠的定義，翻譯成白話文總結就是：俠是一群憑著自己的武力值在社會上交朋結友，互相信任、樹立威望、建立起權勢，保持著某一種相同的價值觀，甚至能影響到公侯的群體。

這種相同的價值觀就是見義勇為，扶弱濟困，而不是所謂的遵紀守法。

再看看《史記·游俠列傳》里記載的那些游俠，比如秦末漢初的游俠朱家。劉邦滅了項羽以后開始通緝季布，說誰藏匿他就誅三族。而這個朱家偏偏就不信邪， 頂風作案 偷偷把季布收留了。為啥？因為季布也是個出名的游俠。需要提一嘴的是，朱家本來是不認識季布的，收留他之前兩人連面都沒見過；季布富貴了以后，倆人也沒再聯系過，純粹就是江湖義氣，有點武俠小說里的意思。而且朱家這個人自己過得很儉樸，平時卻仗義疏財、鋤強扶弱。到后來，整個關東的人都盼著能跟他結交。好在后來劉邦還算大度，沒怎么為難他。

還有 漢武帝時代的 郭解。他年輕的時候好勇斗狠干了很多荒唐事，到中年以后突然幡然醒悟，開始行俠仗義、扶危濟困。有一次，郭解的外甥在宴會上逼著別人喝酒，對方一怒之下把他殺了。兇手擔心郭解找自己算賬，就跑去自首，把經過說了一遍。郭解也很通情達理，說這事確實是我外甥不對，就給人放了。這事傳出去，郭解就更出名了。

后來，漢武帝把天下的豪強都遷到茂陵縣，郭解也在這名單里。結果關中的豪杰都搶著跟他結交，就連大將軍衛青都幫他說話。可這回漢武帝卻不高興了：說一介草民居然連大將軍都給他說情，這必須弄死啊。于是就找了個機會把郭解滅了族。

除了郭解以外，漢初的那些個游俠們很多結局都不太好：比如濟南的瞷季、陳地（河南淮陽、鹿邑、周口一帶）的周雍都被漢景帝殺了。郭解的爹也是行俠仗義的游俠，也是被漢文帝殺的。可以看出，從劉邦到劉徹，漢朝初期官方對待民間這些游俠的態度，其實經歷了一個從寬容到打壓的轉變。而背后的原因也不復雜，就是加強皇權。

最早提到“俠”這個字的，是韓非子的《五蠹》。原文是這么說的：“儒以文亂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這里提到的“五蠹”，就是五種害蟲。包括：讀書人；然后是縱橫家，也就是說客；再然后是俠客；不服兵役的人以及工商企業主。

我們知道韓非是法家，他是從君主的視角看問題的。那么很顯然，在君主眼里“俠”這個群體是反體制的。他們不依附于朝廷，靠著自己的武力值和在民間的聲望拉幫結伙，還有自己一套樸素正義的行事準則，這當然是對皇權的一種威脅了。

那既然俠是這種完全反體制的，怎么到了金庸這就變成為國為民了呢？其實如果你看過全部的金庸小說，再回溯一下他的創作時間線，就會發現，金庸的創作過程，就是他從一個民族主義者向反民族主義轉變的過程。

比如他的第一部長篇《書劍恩仇錄》，其中的價值觀基本上就是“華夷之辨”的二元論：代表異族統治的清廷是壞的，反清復明的漢人陣營就是好的。甚至于以霍青桐為代表的回部，因為有了“反清”這個政治正確，也成了正義的化身。

要知道，霍青桐父親的原型小和卓霍集占對其他的部落那可是搞鎮壓、搞屠殺，劫掠過路的商隊，搶占屬下的妻女，這行為并不比滿清統治者好多少。

《射雕》是金庸的第三部作品，這個階段的他價值基本上還帶有強烈的大漢族主義視角。如果和他晚期作品《天龍八部》的男主角喬峰來比，這一點尤其明顯。比如同樣是面對民族沖突，喬峰的態度是反戰的。也就是說：遼國侵宋，我攔著；但你宋人去殺契丹人，我也反對。沒有特別傾向于哪個民族。

但郭靖就不同。雖然他自己的說法是“為國為民，以天下蒼生為念”，但仔細一想卻不是那么回事：成吉思汗聯宋滅金的時候，他有沒有勸阻？沒有。要知道金朝滅國時候的下場，可比靖康之恥慘多了：皇帝被人砍成兩半，皇后被宋兵輪番奸淫，還被人畫成了《嘗后圖》。

當然可以認為那是他跟完顏洪烈有仇，但問題是私人恩怨和老百姓有什么關系呢？

然后是花剌子模。既然他跟完顏洪烈有殺父之仇，那花剌子模跟他總沒仇沒怨了吧？結果成吉思汗讓他出征，他完全沒抵觸，就像完成家庭作業一樣。他跟著成吉思汗那么多年，蒙古大軍是什么作風，城破之后會發生什么，他不清楚嗎，他的宅心仁厚家國情懷呢？

這其實能反映出一個問題：在郭靖心里是有分別心的，宋人的命是命，花剌子模人的命就不是命了；至于金人，那更是活該。這和今天恐怖分子殺了美國人、以色列人或者其他什么外國人后很多國人叫好其實是一個心態——就是被灌輸了一種仇恨心態，如果是敵人被殺，哪怕是老人小孩也覺得無所謂。

當然，到后面郭靖也為花剌子模的老百姓求情了，但那是出于創作需要，為他后來鎮守襄陽做鋪墊。本質上所謂的“為國為民”，還是個民族主義的東西。

而這種“為國為民”的說辭，是最容易被統治者利用的情緒之一。我們知道，古代的君主一般都會搞君權神授那套，但他們通常也會搞宏大敘事，說什么“為了黎民百姓、江山社稷”，需要借助這個集體主義的皮，來披上一層道德的偽裝。

比如張藝謀《英雄》里的秦始皇，明明是侵略，為了個人膨脹的野心而已，但他偏偏要搞出一套“為了天下太平、不再打仗”的歪理。這邏輯就好比，村里有個惡霸看上了其他人的老婆和閨女，于是就把全村的男人都殺了，然后辯解說：與其讓全村男人為了爭奪生育資源搶來搶去，不如就留我一個，讓全村姑娘都嫁給我那不就和諧了？

問題是，始皇帝大一統以后老百姓的日子比戰國時代好了嗎？明顯更糟了呀！戰國時代各國老百姓有起義造反的嗎？不多吧，因為老百姓在這個國家過得不好大不了搬去鄰國，彼此還有個競爭。可到了始皇帝大一統這里老百姓沒地方跑了，活不下去是不是就只能“王侯將相寧有種乎”跟皇帝拼命？

再看看今天，是不是大部分國人都還是認同這套“為國為民”的理論，覺得秦始皇是有大愛的。你如果認同他這個價值觀，是不是就應該服從他，就應該輔助君主，而不是成為反賊呢？

有人會說：憑什么呢？我認同“為國為民”，就必然要站在暴君這邊嗎？還真是這樣。因為在古代這種誰拳頭大誰當皇帝，老百姓完全沒有選擇權的狀態下，誰掌握了最高權力誰就天然代表著國。郭靖說“為國為民”，那好，去守襄陽聽呂文德的差遣吧；岳飛要“為國為民”，可以，去鎮壓農民起義，那些都是暴徒，反正“為國為民”的解釋權在皇帝這。你郭靖總不能另起一攤兒自己搞獨立吧，那不就是分裂國家，是漢奸了嗎？

所以大家發現沒有，這種情況下原本的“俠”，只要認同“為國為民”這種趨勢，就只能接受招安這種陽謀。就和水泊梁山一樣，從“聚義堂”改為“忠義堂”的那天起，俠的靈魂——義，就已經被放在前面的“忠”奪舍了。

而“忠”和“義”，本身就是一對矛盾體，是互相排斥的，所以才會有“忠義不能兩全”的說法。因為忠，代表了所有人對于皇帝的服從，皇帝是人際網絡的中心節點；而義，代表的則是去中心化的私人關系。在皇帝眼里，這叫串聯，叫結黨營私。

如果每個人都跟李逵那樣，只認大哥不認皇帝，那不麻煩了嗎？所以歷朝歷代的君主，都會挖空心思去發明各種工具，確保所有的節點只跟自己聯系，但互相之間不聯系。

比如鼓勵舉報，再比如大談“為國為民”，用所謂的民族大義給你綁在那，換取你的服從。說白了，把一切都交給組織，什么父母兄弟親人室友都得讓道。爹親娘親，不如那啥親嘛！

說回金庸，我相信“俠之大者，為國為民”這句話未必是他有意創造出來，而只是他早期喜歡的一句話而已。文人嘛，年輕的時候很容易被宏大敘事自我感動。但此后的幾十年，這句話顯然非常受官方歡迎，以至于坊間出現了“古龍那是小情小愛”、“楊過格局不如郭靖”的說法。

但事實上，打死不進體制的楊過和古龍筆下的那些俠客們才是俠的本來模樣。如果非要較真兒，你會發現金庸筆下的男主角們對于俠的理解是不同的：令狐沖認為的俠可能是率性而為；張無忌可能是不辜負任何一份感情……那為什么到最后唯獨郭靖這句話成了金科玉律呢？因為他最正能量，最政治正確，其他人那叫個人英雄主義。

當然到了后期，金庸其實也是明顯有反思的。比如《倚天屠龍記》里“倚天劍”對于“屠龍刀”代表的皇權是一種制約作用——你皇帝干的不好，我武林高手就能拿著倚天劍砍你的腦袋。當然，這只是一廂情愿的美好想象。

到了《鹿鼎記》就更有意思了。韋小寶這個基本上不會武功、被很多人評價為小流氓的角色，恰恰是最符合俠義精神的。因為在韋小寶心里排名第一位的價值觀是什么？是義氣。也就是個人和個人之間的契約和恩義關系，他腦子里是沒有忠君思想的。

可能有人要說，不對啊，他明明對康熙很忠誠啊？注意了，他對康熙好是把康熙當朋友，本質上還是義氣！他認的是小玄子，不是大清皇帝。康熙那套帝王術對他是無效的，因為他打死都不肯對皇帝出賣師傅和天地會的兄弟。

其次，韋小寶也有見義勇為的一面，雖然不多，因為他本身武力值就不高，但有機會還是會鋤強扶弱的。比如在處理吳之榮和莊家關系的時候，他就覺得吳之榮不是個東西。事實上，吳之榮并沒有觸犯到韋小寶的利益還對他非常客氣，但他心里就有種樸素的正義，這種想法和康熙代表的皇權當然是沖突的。

最后，韋小寶是完全不接受任何集體主義敘事裹挾的，而且從不內耗。他是個純粹的個人主義者。跟他忽悠什么民族大義、反清復明、為國為民，統統不好使。因為他從小在妓院長大，沒被那套冼腦包污染。細想想，陳近南一直以來的信仰說白了到底是什么？寧要漢族人的草，不要異族人的寶。

像顧炎武、呂留良都知道康熙可比明朝大部分膿包皇帝強多了，但他們還是要反清復明，就因為他們腦子里有這個民族主義冼腦包。而韋小寶，他只知道誰對我好，我就對誰好；誰讓老百姓過得好，我就擁護誰。別說滿族人，就是外星人對我來說也沒差別，更何況他連自己爹是什么民族、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

所以，當我們再聽到“俠之大者，為國為民”時，也許可以多問自己一句：“為誰之國和民？”千百年來，帝王更替，可江湖依舊。 俠的本意，從來不是服從，而是守護；不是迎合權力，而是直面不義。 當喧囂退去，我們或許會明白：俠，不在刀下，而在心中。那句“俠之大者為國為民”若沒有自由的靈魂作底色，就只是另一場修辭的幻術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