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因為英法攻入北京的殘酷威脅,以及曾國藩等鎮壓太平天國中發現需要改革增強軍事經濟實力,于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洋務運動就拉開了帷幕。當然,洋務運動真正開始還要到太平天國滅亡后。
按照史界普遍觀點:1895年,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覆滅,標志著歷時三十余年的洋務運動失敗。相應表述還有不少,比如人民網的《甲午戰爭與中日兩國之命運》中認為:《馬關條約》的簽訂標志著歷時三十余年的洋務運動的失敗。總之,表述有異,本質一致。
問題在于:為何說甲午戰爭戰敗,就代表洋務運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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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運動目標破產
洋務運動目標有二,即“求富”與“自強”。但甲午戰爭戰敗后,這兩大目標全部破產。
首先,洋務運動期間,開辦了不少企業,比如我們熟知的江南制造總局、上海洋炮局等。但馬關條約要賠償2億兩白銀,清政府又拿不出,怎么辦呢?于是,就將其中的民用企業甩賣了,甚至有些中外合資的民用企業被外資騙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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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馬關條約允許日本在華投資設廠,由于“利益均沾”的原則,這就相當于列強都有在華直接投資的合法權利。也就是說,中國企業就缺少了一層保護,直接需要與外資競爭,相當于幼兒與成人競爭。
總之,隨著民用洋務企業的紛紛喪失,以及更為惡劣的競爭環境,洋務運動的“求富”目標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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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洋務運動第二目標是“自強”。因為李鴻章的淮軍是中國第一支較為系統地接受西方先進武器裝備和訓練的軍隊,屬于洋務運動下的新軍,廣義還包含北洋水師。但甲午戰爭的戰敗,北洋水師全艦覆滅,陸軍也基本一敗千里,無疑代表“自強”的破產。
由于“求富”目標破產,財政無以為繼,重建北洋水師等的強軍目標自然也就無法實現。因此,從后續發展上看,“自強”自然也就徹底破產。
綜上,甲午戰爭之后,洋務運動的兩大目標全部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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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集團分崩離析
我們都知道,歷史上很多時候是“因人成事”,雖然洋務運動兩大目標全部破產,但如果洋務運動領導集團還在,那么還有可能成事。然而,甲午戰爭之后,洋務運動領導集團分崩離析,已經沒有所謂的洋務派這樣的相對團結的政治力量了。
首先,洋務派內部出現分化,甚至彼此對立,有的變成了保守派,有的變成了激進派。后來,主張“倡民權”、“設議院”等資產階級維新運動的,其中有不少就是原本洋務派人士。至于轉變為保守派的,或有認知問題,或原本就是機會主義者,在保守派取勝后就轉向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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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洋務派的真正領袖李鴻章,在甲午之后陷入“國人皆曰可殺”的境地,遭到光緒清算、乃至羞辱(比如李鴻章去圓明園懷舊而被光緒訓斥、罰俸一年),同時清廷將他從直隸總督、北洋大臣崗位上調到內閣辦事,其實就是削弱他的權力,將他給架空了。
總之,甲午戰爭之后,洋務集團分崩離析,其中尤其是李鴻章的倒臺,讓洋務運動失去了繼續發展的根基。于是,繼洋務運動兩大目標破產之后,洋務領導集團的崩潰,在政壇上徹底失勢,就讓延續了30多年的洋務運動壽終正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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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務運動失敗背后
看到這里,相信大家還有相關疑問,就是一場戰爭的失敗、為何就能輕易導致持續30多年的洋務運動失敗?其實,這里還有三個隱藏的歷史:
首先,洋務運動不能算真正“國家級”的政策,主要以漢人督撫為主,在有限的幾個地方推行,主要是李鴻章、劉坤一(湘系代表)、張之洞等,其中李鴻章在洋務運動中走的最遠。
因為洋務運動的實際范圍小,并非“國家級”的,只是一個派別之舉,因此洋務運動搞了30多年,成果依然并不太大;同時,也因此遭遇甲午之敗,洋務運動才會為之而敗。反之,如果洋務運動是國家級的,在全國各地實行,那么洋務運動就不可能因為一場戰爭失敗而輕易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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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這里存在一個問題,就是從第一次鴉片戰爭到甲午戰爭,中間長達54年,為何清朝沒有“國家級”的改革措施?其實,對于八旗集團來說,第一要務是防漢,維護自身地位,但改革就會帶來“變數”,反而可能強漢弱滿,因此總體來說八旗集體不會支持國家級全面改革的。
也就是說,李鴻章等的洋務集團,從一開始就面臨巨大的反對力量,就是八旗保守勢力,所以一旦出錯,自然就會遭到反對勢力進行政治清算。其中,尤其包括李鴻章在內的洋務派基本都是漢人,這對八旗統治集團來說不是好事,因此這種政治清算中還延續了傳統的“崇滿抑漢”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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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傳統史學總是強調封建制度導致洋務改革失敗,這一因素固然重要,但日本明治維新并未改變多少封建實質、沙俄只是一個封建的軍事的帝國主義國家,此外還有一些封建強國,因此封建制度肯定會對晚清改革有很強的阻礙,但不能說晚清不能通過洋務變強、乃至強到自保。
由此,晚清洋務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應該與清廷中的防漢政策相關,因為清廷首先要確保八旗集體的統治利益,而不是國家的利益,故而不支持改革、更不愿看到漢人主導改革而強大,進而威脅到八旗地位。
因此,甲午戰爭失敗導致洋務運動破產,這只是表象,更深層次的是洋務運動缺陷太多,相當于夾縫中長出的幼苗,還時刻被強大的八旗保守勢力嫉恨,即便沒有因為甲午戰爭而亡,大概也會因為其他什么事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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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關于清朝歷史,如今很多分析將之視為傳統王朝,將其族群之爭模糊或忽略,但清朝客觀上存在族群之別(主要是八旗集團防漢,底層滿人其實沒有什么特權),甚至清廷防漢甚于防洋。
比如,慈禧與曾國藩、光緒與李鴻章都是統治階級,這一點沒有錯,但兩者之間又有族群之別,從而導致清廷對曾國藩李鴻章等漢人勢力極其防范,不會允許某些漢人勢大、從而影響八旗集團統治地位,哪怕這些漢人的所作所為利于國家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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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晚清權力分布和斗爭非常復雜,與傳統王朝也不大相同,簡單的將李鴻章等與八旗視為利益一致的整體,忽略當時族群之別,那么很多歷史就很難解釋清楚,比如本文談的洋務運動。因此,談及晚清歷史,族群矛盾這個問題不能避而不談,當然這可能有悖于當下的民族團結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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