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新三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史，是寶藏還是偏見？

《中國記事（1912—1928）》是歷史學家王笛2025年的重磅新書，由人民文學出版社2025年4月出版。上市以來，榮獲很多項重要的圖書出版業、媒體業的獎項。

本書在第七屆“全民閱讀·書店之選”活動中，被全國千家書店推選為“十佳人文社科作品”，顯示了讀者對這部書的喜愛。

《中國記事(1912-1928)(上下)》被全國千家書店推選為“十佳人文社科作品”

《中國記事（1912—1928）》 榮譽證書

今天，和大家分享《中國記事（1912—1928）》2025年5月24日在北京首發時的速記精選， 以饗讀者 。本文由李磊（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編審、本書責編）、張寧整理，經講者審定。

《中國記事（1912—1928）》首發現場

趙健：

活動開始之前，羅新教授打趣王笛老師說，外面這個場子太大了，一般都是舉辦明星演藝活動的地方，一個史學家帶來的活動，擔心場會很空。但是今天的滿座已經回答了這個問題。我們今天要隆重談論的是歷史學家王笛教授的新著《中國記事（1912—1928）》。首先請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成員、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致辭。

臧永清：

今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我們相聚在這里，共同見證王笛教授的新書《中國記事（1912—1928）》這部重要著作的誕生，請允許我代表人民文學出版社，特別感謝王笛教授。

王笛教授作為國際知名學者，中國現代微觀史學的領軍人物，他的每一部作品都以獨特的視角、細膩的筆觸和嚴謹的學術探索，為我們呈現了中國歷史的豐富細節和宏大敘事。他的研究不僅拓展了我們對中國社會、城市、文化等諸多領域的認知，更以跨學科的寫作方式，將學術研究與非虛構的歷史寫作完美結合，進一步推動中國歷史寫作的多元發展。

人文社出版的王笛作品系列，這是推出的第五本著作。王笛教授的這些作品不僅獲獎無數，在當今競爭激烈的閱讀市場中更是多次加印，尤顯珍貴。《中國記事(1912-1928)》，上市不到一個月便實現了加印，這充分展示了讀者對這本書的高度關注和認可。

王笛教授的寫作以其獨特的魅力跨越了學術界與文學出版界的界限，同時讓歷史從學術殿堂走向大眾視野，成為連接過去和現在的橋梁。這不僅是王笛教授個人的成功，也是我們人文社踐行古今中外、提高為主的出版方針，推動學術與文化普及方面的又一個重要收獲。

中國出版集團有限公司黨組成員、中國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副總經理，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致辭

把這本書，當成一個小寶藏

趙健：

下面想特別請教一下敬澤主席和羅新教授，兩位老師初讀王笛老師這套新書之后有什么樣的第一印象，是否跟之前的作品讀完以后一脈相承，還是這本書有新的驚喜或者故事脈絡？

李敬澤：

《中國記事（1912—1928）》兩卷本和王笛老師過去的著作，不同顯而易見。王笛老師過去寫成都、寫茶館等等，在我看來，確實可以說是微觀史的典范之作。現在正如這個書名所示，地點是中國，書名實際上就包含著一個巨大的視野，而且這個中國，整個這部書是在他者注視下或者說是在外國人注視下的現代中國，下面時間是1912—1928，這里面又有一個巨大的時間跨度。王笛確實在一個宏闊的時間和空間視野里，展現了中國近代歷史的一個新的面向。所以我相信這個書還是有特別重要的新的學術意義。

我是把這個書當成一個小寶藏，從上卷翻到下卷，有的我不大感興趣，就略過不翻，有的在翻的過程中忽然很感興趣。有時候我想，這可能也不怪別人，這就怪王笛老師自己，他確實訓練了我們的微觀史思維。盡管這套書有巨大的宏觀視野，但我在讀的過程中，還是不由自主地去注視那些在宏闊畫面中一閃而過的很小的但又極有意思的人物。

《中國記事（1912—1928）》上下兩卷書，如果大家是學歷史的，肯定是寶藏。其實對我們搞文學的也是寶藏。如果我是一個小說家，或者是一個非虛構的寫作者，我去把王笛老師指出來的或者暗示已經存在的那個空間打開的話，一定是非常有意思的東西。

在這樣一個視野中，一個來自他者的視角或者被他者所注視、被他者所看見的這個視角下，實際上隱藏著和打開了很多新的非常重要的寫作空間。

電視劇 《覺醒年代》劇照

羅新：

王笛老師的這部書，當然跟他過去的作品有強烈的繼承性，也一定會不同。一個好的寫作者，每一本書之間都會不同，如果同就沒有意思了。一個人也有特定的風格、追求，也有特定的局限，所以一定也有同的地方，這個同的地方也一定是連續的，就是個人的連續性。我們學歷史的，一個基本概念就叫斷裂與連續。是不是一個專業的歷史工作者，就看他如何在這兩者之間把握，也就是說你對歷史的連續性、斷裂性如何把握。當然，分析到個人寫作也是這個辦法。

不同的地方比較明顯，斷裂是很容易看出來的。比如這本書從1912年開始，因為這一年進入了民國，中國不再是帝制國家，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巨大的時間，大到可能過去一百年間沒有什么事可以和它比，沒有什么事情能跟1912年的變化相比。那個時刻是最重要的，為什么？因為皇帝沒有了，后來雖然有人想恢復，但是不可能成功了。為什么不能成功，王老師在書里面也用一章專門來講。把這個時刻當做一本書的起點，就是注意到歷史是如何斷裂的，這個時刻中國歷史斷裂了。

王老師選這個題目，這樣一個選法，跟他過去的寫作是很不一樣的。他過去是盯在某個具體的事件上，一個特定的地區，一個特定的問題，一個特定的人物，或者一個特定的群體，他是在這個意義上來做，而這部作品是把握比較大的，是中國近現代史最開始的時期。

也有同的地方，盡管處理的是這樣一個很大的題目，但王老師非常有創造力、有全局觀的歷史學專業研究者的辦法，就是提供一個全新的視角。從美國的媒體看到這十幾年間他們對中國是怎么報道的。當然那個報道肯定內容豐富，形式多樣，涉及的問題非常之多。他選定特定的問題，這個是由作者自己來選擇，由他來裁減。他選定一些特殊的問題，這些問題當然都是我們近代史和現代史敘述里面特別重大的話題。1912-1928年那么多重大的事情，但是王笛選了這些。這個選擇非常重要，看出一個寫作者到底是什么樣的人，一個研究者到底是什么樣的人，差別就在這里。一個好的寫作者、一個好的研究者，一定會選擇過去別人不提的一個話題，過去別人沒有的一個視角，只有這樣才有意思，這才是一種創造。例如書中王伯衡這個人物就是王老師發現的。

（注：王伯衡，一位在巴黎和會前后外爭國權的年輕人，他曾向《紐約時報》投書表達了對美國政府的不滿，引來了一番論戰。）

王伯衡

歷史學家寫的內容要自己去發現，而不是讀到某本書里面提到這個事、提供這個資料，覺得這個資料很好玩，回去也寫一個東西。如果你寫得好玩也可以，但是最好的做法就是這個資料是你發現的，這個人是你發現的，而且是你對他做了研究，所謂研究，換句話說就是考證，你要把它考證出來。王老師做了這個工作，這是第一手的工作，這是一個專業工作者做的工作。一般非專業工作者的特點是，他也能找到有趣的題目，甚至也能寫出非常好的作品，有的作品非常好，好到跟專業工作者接近，水平相當，甚至他的寫作熟練程度更高。事實上，全世界各種語言里面都有這種作品，他不是專門做這個的，結果寫得比專業作者還好，作品更受歡迎。但是專業工作者對自己的一個重要要求是，這個題目是我發現的，這個材料也是我自己找著的。這本書里面有幾個這樣的例子，但是王伯衡這個例子太突出了，簡直是整個書里面金光閃閃的一個亮點，太動人了。這里面空間很大，所以我剛才跟王老師說，一定要單獨寫一本書，哪怕字數少一點，寫這個人和這個人所在的時代。

《中國記事（1912—1928）》

王笛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女性的覺醒

趙健：

正如兩位老師所說的，歷史不是一個主旋律，它有很多復調，而這些復調隱秘的節奏要仰賴于王笛教授這樣的歷史專業工作者，在文獻的爬梳當中找到隱秘的線索。

我們也發現中國近百年以來的歷史，女性從來沒有缺席，而在《中國記事（1912—1928）》里面有一個畫面，王笛老師引用美國記者的一句話，“比勝利更重要的，是人的覺醒”，而在人的覺醒當中，尤其女性是更加不能缺席的。這本書里面用很多篇章談論女性，用細節方式展現中國女性崛起的歷史。

王笛：

過去我們寫歷史的時候，特別是在革命時代、大轉折時代，都是男人在歷史的舞臺上。恰好共產黨革命的時候，反而對女性比較重視。我在《中國記事（1912—1928）》中引用的資料，絕大部分關于女性的資料都是由西方人來到中國他們的觀察，而中國人自己對這些女性的變化確實缺乏觀察，或者他們認識不到女性的變化怎樣反映了中國社會大的轉折。所以我寫這本書的時候，我盡量想把女性在大轉折時代，特別是普通的女性在大轉折時代所受到的影響展現出來。

閱讀這書中所引用的資料，這對我來說也是一種新知識。過去男主外，女主內，在中國的好多地區，包括民國時期，婦女在維系家庭的生存和發展過程中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賽珍珠描寫的有的婦女并不像我們理解的總是在男人面前唯唯諾諾、絕對地服從。她講到她家里的一個傭人，對她男朋友的那種關系，看得出來這個女傭人起著主宰的作用。當女傭的男朋友想分手的時候，她甚至用暴力把她男朋友關起來，這樣的女性是非常真切的。

王笛作品 《中國記事（1912—1928）》

賽珍珠也描述過社會變化，她講到一個非常乖巧、聽話的小女孩，后來她到縣城上學。回來以后放了腳，穿了西式皮鞋，然后開始批評鄉間的落后，講到城市的開化和繁榮。賽珍珠感到某種失落。當然我能理解賽珍珠的心情，她認為，小孩那種過去講究規矩的說話和表達方式，代表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但當這個小女孩到城市上學后，卻逐漸拋棄了這些傳統。我在用這個故事的時候，并沒有做價值評判，到底賽珍珠的這種心理變化是積極的還是消極的。但是我希望讀者能夠從賽珍珠心理的變化看到中國女性的一種變化，給我們提供不同的視角。對賽珍珠的這種心態變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熱愛，甚至她對西方文化的那種批判的態度，到底我們應該怎么看？至少給我們提供一個不同的視角來觀察中國社會的變化。

《紐約時報》關于賽珍珠去世的報道。

資料來源：New York Times, March 7, 1973。

李敬澤：

看這本書，有的時候真是不勝驚喜之感。在這樣一個巨大的歷史尺度和時間尺度上，假設你穿越到1912年，肯定是目力所及，包括在日常經驗中，都會碰到無數事是匪夷所思的，是你不能接受的。當然也正是這樣一種感覺，標記著中國在過去一百年來發生了多么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不僅僅是物質的，同時也是我們的意識、我們的認知的巨大變化。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記事（1912—1928）》有一個有意無意的關鍵詞，這還真不是王笛老師用的關鍵詞，是當時所有對中國的觀察者們反反復復用的，他們肯定沒商量好，但不由自主地，我們看到從1912年—1928年，這么長的時段里，中國發生了很多事，所有那些報道里常常對于中國正在發生的事用了一個詞，用了一個驚嘆的、期待的、情感極其復雜的詞，叫“覺醒”。反反復復的，1912年一推翻帝制，就說中國在覺醒。1919年五四運動，中國在覺醒。也就是說，這個覺醒是一個特別重要的，既是歷史的視野，也是當時人們看中國的視野，也是中國人當時看自己的視野，就是“我要覺醒了”。

電視劇 《覺醒年代》劇照

整個這部書提供非常豐富的關于這個覺醒是怎么發生的，以及是怎樣覺醒、什么意義上的覺醒，你可以看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受和選擇，確實是極為精彩。

比如他講辛亥革命，“在上海婦女建了一個炸彈廠，給革命軍制造炸彈”。革命勝利了，到了南京，她們就去找孫中山，說她們與男人共同戰斗，應該得到平等，要求選舉權。但是她們得到的回答是，雖然要求是正當的，但是時機還不成熟。一些婦女到訪了國會，其中一人砸碎了窗戶。孫中山被驚動了，出來做了一些承諾，但他回去繼續開會，把承諾完全忘在腦后。一位參加過南京戰斗的女戰士威脅道，“我們知道如何制造炸彈，也知道怎樣扔出去”，那時的婦女真猛啊（笑）。

紀錄片 《西南聯大》劇照

所以整個來說，包括剛才那幾位女性，王笛老師提到賽珍珠認識的那幾位女性，我覺得特別有意思。有時候一個小人物蹦出來，但是這個小人物所承載的歷史的能量和內容非常豐沛。一次大戰中，中國派勞工去法國，中國作為參戰國做出了貢獻。其中賽珍珠所認識的一位女性的丈夫，一個農民，被派去了。不多久，這位農婦非常生氣，罵罵咧咧地回來跟賽珍珠說，這個老不中用的，他到法國居然娶了一個法國女人，他會不會把她帶回來？帶回來以后我給她吃什么？法國人吃什么東西？你看她這個煩惱點也很有意思。像這些，是生活中一個特別小的切片，但由這個切片里飽含著各種各樣的世界性的歷史的濃度，挺有意思的。

王笛作品 《中國記事（1912—1928）》

中國和西方

趙健：

最后我想請教三位老師一個共同的話題。《中國記事（1912—1928）》，是以外國的文獻爬梳國外不一樣的語言視角來談論中國，尤其要請教王笛老師的是，這種以新鮮的視角、他域的角度重新看待中國，對歷史寫作者或對于歷史研究、大眾閱讀，究竟有哪種層面的參考價值？

王笛：

過去研究中國歷史，我們根據的是中文的資料，也就是說通過中國人自己的眼光來看自己的歷史，現在換了一個角度，這些人是西方人，他們來到中國，他們所觀察到的中國，和中國人所理解的中國、生活在里面的中國人的理解，是不一樣的。怎么看待不一樣，而且怎么避免我們墮入到西方人的陷阱。因為他們到中國來，要不就是旅行者，要不就是采訪，可能待十幾年，待得短的可能就是幾天、十幾天，留下來的這些記錄我們怎樣去處理？

電影 《我的1919》劇照

舉個簡單的例子，到1920年代，當時中國的反帝運動蓬勃興起，在中國大家都非常相信一件事，就是我們現在一切的問題都是由于外界所造成的。當時很多西方的媒體、西方的報道指出，因為他們看到問題的實質，說還是中國自己內部的問題，像軍閥混戰，并沒有建立真正的共和，就是在巴黎和會、五四運動發生的同時，中國存在兩個政府，一個是在北京的北洋政府，一個是孫中山為首的南方政府，兩個政府互相之間政治斗爭。他們就看到了，如果中國不統一的話，永遠不可能在外交、在國際舞臺上站起來。中國內部這種混亂的狀況實際上具有某種隱喻意味，當五四運動爆發的時候，巴黎和會正在開的時候，1919年5月，那時候中國也開了一個和會，由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怎樣協調關系，而且中國自己內部的和會也破裂了。但是很多西方人指出，中國要穩定的話，一定要首先解決內部的混亂，才能真正解決中國的問題。其實從非常多年之后，我們再來看這些西方人的觀察，確實他們看到了問題的實質。

電視劇《覺醒年代》劇照

辛亥革命以后有一個英國人 J. B. Bland，他對中國的前景很不看好，他的中文名字叫濮蘭德。《紐約時報》在哈佛大學采訪他，他那時候正在哈佛大學教關于中國的課。他是中國通，在中國海關做了好多年。那時候剛辛亥革命結束，大家對中國的前景都非常看好，中國一切都在變，帝制沒有了，進入共和。但是這時候濮蘭德潑冷水說，中國的共和不可能在一代中間完成。他看清了袁世凱根本不是共和主義者，就是專制主義者。他說那個話的時候，剛辛亥革命結束，果然幾年以后袁世凱就要稱帝。他到處演講，在康奈爾大學做演講的時候，胡適正在那里讀書。胡適就很惱火，就說給中國抹黑，對新生共和進行誣蔑。胡適在日記中的記載非常有意思，就說他們要去抵制，要成立一個委員會，肅清濮蘭德的流毒。他做完演講以后，胡適還站起來質問，你為什么這樣不看好中國？濮蘭德說，如果一個革命沒有得到大多數中國人的支持，這個革命就是不成功的。當時胡適非常不認可，把對濮蘭德的不滿記在日記中。很多年之后再看，其實胡適那一代有不成熟的地方，認為一個革命就可以解決中國的問題。其實，魯迅在新文化運動中寫的那些小說，從最底層反映了中國共和革命的不成功。從這個例子，反映當時的中國人，包括這些中國的年輕人，沒有看到中國社會變化的這種艱巨。

李敬澤：

我是覺得一種文化或者一段歷史，特別是現代以來，任何一種自我的發育和發現，其實都是在和他者的對話、爭辯，和他者的關系里確立的。包括我們自己，不可能想象沒有他者，我也不需要考慮他者，我這個自我在成長。全無他者的這個自我要得病的，肯定要出問題的。我們的整個現代進程，恐怕也正是在和他者相互對照、相互對話、爭辯，乃至斗爭中，我們才會不斷地發展自我，不斷地自我發現、自我成長，對人是這樣，對歷史也是這樣。

王笛作品 《中國記事（1912—1928）》

羅新：

正像王老師在這個書里呈現出來的，在那十幾年里面中國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更不用說跟一百年之后的今天比，也已經發生巨大的變化。但是我們要說，這些變化不會是瞬間發生的，它是許多人，不止是那些帝王將相，那些在舞臺上的，那些我們今天知道名字的，那些網紅打卡的人，不止是他們，他們也努力了。是更多的人，更多上不了這些臺面的人，更多被人遺忘的人，他們共同的努力才促成這些變化。

《中國記事（1912—1928）》 | 人民文學出版社

公號封面圖來源：《我的1919》劇照

歡迎轉發、分享！賬號轉載請注明出處。

初審：李 磊

復審：薛子俊

終審：趙 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