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楓本來可以不用赴臺，華東局之所以考慮她，主要是基于三點原因

隨著《沉默的榮耀》進入尾聲，最殘酷的一幕終于顯現。

負責聯絡吳石的朱楓在舟山定海被捕以后，當天晚上便將隨身攜帶的金飾咬碎，就著一口水吞了下去，任憑尖銳的金屬劃傷自己的食道、腸胃。

《紅樓夢》里曾有尤二姐吞金資金的一幕，電視劇對尤二姐吞金這一幕有過集中展現，當時劇中的道具是完整的金錠，所以給人的感官不是那么刺激，以至于還有不少人以為，吞金自盡其實就是把自己毒死（甚至可能是噎死，因為金錠很大）。

一直到《沉默的榮耀》里，朱楓被推出手術室，手術托盤里面滿是沾著血跡的碎片金飾品，使我對歷史上“吞金自盡”這一概念有了更直觀的體會。

根據史料記載，朱楓當晚吞金自盡后，忍著劇痛挨了一晚，被特務安排飛機緊急從舟山送到了臺北醫院救治，在救治后仍遭到酷刑拷問，但自始至終也沒有交代一句。

1

應該明確一點是，朱楓其實是黨的老地下工作者。

在《沉默的榮耀》剛播出的時候，很多人都認為，吳石之所以暴露，是源于朱楓工作上不細致，包括我自己文章下面，也有類似的評論。

比如他們提到朱楓赴臺以后，不應該與臺工委聯系，特別是蔡孝乾，還說朱楓不應該答應蔡孝乾，給所謂的“計小姐”開特別通行證，后來證實這個所謂的“計小姐”就是馬雯娟，是蔡孝乾的妻妹，是他在臺時駢居的對象。

可這些評論，絕大多數都是站在歷史的高度上，去批評當時人的做法，真要把我們放在同時代，我們未必有這個遠見卓識。

要知道蔡孝乾不是一開始就叛變的，他是臺工委的書記，是當時在臺灣的黨的地下組織的領導人，他生活作風腐化墮落，也是后來到臺灣以后才有的。

《沉默的榮耀》里面把張志忠（時任臺工委副書記兼武裝工作部部長）批評蔡孝乾腐化墮落放在他們被捕之前。

可根據谷正文的回憶，張志忠批評蔡孝乾卻是在被捕以后。

通過描述不難看出，張志忠雖然對蔡孝乾腐化墮落的作風有所了解，但客觀上來講，蔡孝乾仍然是其上級，就算當時發現蔡有很大的問題，也需要通過正常的組織程序，才能罷免他。

朱楓作為黨的地下工作者，她被華東局派往臺灣去，負責與吳石的聯絡，但她到臺灣是需要與當地黨組織接上關系的，并且需要當地黨組織配合的。

盡管傳遞情報本身是由華東局單獨發展的一條專線（史料記載，朱楓在從吳石處獲得情報后，直接交給了華東局指派的情報員）。

更重要的是，蔡孝乾是臺工委書記，明面他是朱楓的上級，對蔡孝乾交代的任務，朱楓也是沒有辦法婉拒的，況且蔡孝乾交代朱楓辦“特別通行證”，也是給名義上黨的地下工作者的“計小姐”的，朱楓沒有理由拒絕。

況且就以當時情形看，這還真算不上是什么大事（不暴露就不是事兒，一暴露全都是事兒）。

事實上，吳石乃至整個臺工委暴露，最大的問題本身還是出在蔡孝乾身上，他不光是生活上腐化墮落，而且在工作上很多行為都是違反了黨組織地下工作準則的。

說回朱楓身上。

也許是出于影視劇的創作，劇中在吳石情報組暴露時，還強調他們要送出最后一份情報。

要細究起來，其實朱楓當時的工作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她是在撤離過程中被捕的，這一點《沉默的榮耀》里演繹的還不同。

圖|朱楓與兒子、外甥女在上海復興公園

1950年1月29日，蔡孝乾第一次被捕，就供出了朱楓是華東局的特派員，因此吳石特意命副官王正均通知聶曦，再由聶曦通知朱楓迅速轉移。

由此可見，《沉默的榮耀》中，朱楓多次與吳石見面的情形也不大可能發生在真實中，頂多是初次接觸獲取情報的時候見過一面，因為吳石本身地位很高，出入目標太大，所以與朱楓聯系，多數情況下吳石都是不親自出面的，就連副官王正均也不出面，而是交給當時已經不是吳石副官的聶曦來出面。

至于給朱楓辦理通行證，吳石甚至連出面也不用（因為經辦人是王正均、聶曦）。

2

朱楓是個老地下工作者，她的工作都是在黨組織允準范圍內進行的，這一點毫無疑問。

其實我們一直說朱楓，這個名字是她參加革命以后給自己取的化名。

朱楓的原名叫貽蔭，小名桂鳳，1905年11月22日出生于浙江鎮海城關朱家花園。也是因為出身富裕的關系，朱楓年輕時接受過很好的教育，為她后來參加革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1925年，五卅運動期間，朱楓與同窗陳修良一起帶頭參加游行示威等反帝愛國活動。

1926年，經陳修良引薦，朱楓拜入書法名家沙孟海門下。沙孟海為朱貽蔭取名“諶之”，取“誠然篤信”之意；又取字“彌明”，喻“永遠光明磊落”。

從此以后，朱諶之就成為朱楓的本名。

圖|朱楓和女兒朱曉楓在上海臨別前合影

陳修良就是解放戰爭時期負責南京地下黨工作的同志（任地下南京市委書記），后來他回憶朱楓，當年在寧波女子師范求學期間，朱楓就以書法見長。

陳修良形容朱楓早年居住的小樓“頗有瀟湘館意韻”，這其中瀟湘館出自紅樓夢，即林黛玉的住所。

從各方面回憶來看，朱楓在早年間頗有一種蒲柳之質，和她后來意志堅定的革命者形象是完全不同的。

朱楓早年雖然參與過學生運動，但是并未踏上革命之路，而是早早就與報關行老板陳綬卿，遺憾的是，九一八事變后，朱楓隨丈夫陳綬卿從沈陽返回老家浙江鎮海，期間陳綬卿不幸病逝。

迫于生活壓力，朱楓不得不獨自一人撐起了整個家庭，為此她還委托上海友人呂逸民（后成為地下黨助理）處理母親與外婆留贈的珠寶首飾。

圖|赴臺灣前，朱楓與兒子朱明（左一）、侄子朱暉在香港的合影

1937年抗戰爆發后，朱楓投身抗日洪流之中，她在家鄉組織抗日宣傳隊、醫療救護隊，并出資開辦鎮海工藝傳習所，救濟戰火中流離失所的難民。

在經歷過生活的磨難后，朱楓已經變得極為堅強。

1938年，隨著戰火蔓延，朱楓又前往當時抗戰的中心——武漢，后來又輾轉全國各地，她將變賣家產的500大洋全都捐給了在桂林初創的新知書店。

新知書店總經理徐雪寒當年與她相識，后來回憶：

“她滿面風塵像中年世俗婦女，眉宇間卻有英秀之氣，一看就是知識分子。”

1940年秋，在浙江金華，朱楓與與朱曦光（丈夫朱曉光的兄弟）等人接手“金華書店”，后來又輾轉前往皖南新四軍駐地，在隨軍書店工作。

從捐家資支援抗戰開始，朱楓就參加了革命，此后歷經風霜。

皖南事變后，朱曉光以及一大批新四軍指戰員被俘關押在上饒集中營，朱楓主動向組織上請示，要去集中營探查情況，后來幫助朱曉光以及一部分戰士從獄中逃出，并幫朱曉光安全轉移到了重慶紅巖，并當面向周恩來匯報了上饒集中營的情況。

也是在這一系列過程中，朱楓與朱曉光慢慢走到了一起。

1944年，朱楓根據黨組織指示來到淪陷區上海，正式開啟了自己地下工作生涯，因新知書店駐滬辦事處的“同豐商行”被敵人破壞，朱楓被捕入獄，在獄中她曾受酷刑，卻始終堅貞不屈。

當年10月，朱楓經黨組織營救出獄，她的公開身份是聯豐花紗布公司會計主管，并在之后經徐雪寒引薦加入了潘漢年情報系統，奉令協助打理中央文庫與秘密電臺。

不久之后，朱楓奉組織命令坐鎮四川中路445號的鼎元錢莊，將黨組織經費換成煤炭、洋布等硬通貨分銷，并將賺取的利潤上交，偶爾遇到虧損，朱楓還自己出錢頂上，以至于后來潘漢年情報系統骨干劉人壽后來感慨：

“徐雪寒推薦的朱楓真是了不起！她經手的資金成千上萬，自己卻干干凈凈——這樣的好同志，到哪里找啊！”

1945年春，朱楓加入中國共產黨。

生活中朱楓也十分關心自己身邊的同志，當時鼎元錢莊上面住著總經理許振東一家，許夫人陳志威后來回憶：

“朱先生說話親切，給孩子遞藥片會先裹層糖紙；1947年我待產難眠，她搬張凳子陪我織襪，說‘真要生，我陪你去醫院，我學過接生能搭上手’。”

徐雪寒當年任華中銀行副行長，從蘇北轉滬上工作，因水土不服時常咳嗽，朱楓聽說后，就每天傍晚繞去小菜場挑活鯽魚，煤爐上燉成奶白的湯，自己卻只就咸菜泡飯，謊稱“不愛吃魚”。

戰友湯季宏回憶，他1947年因暴露被捕，1948年經組織營救出獄，并奉令轉赴香港躲避，也是朱楓親自護送，當時正值天寒地凍，湯季宏在船頭上被黃浦江的江風吹得瑟瑟發抖，朱楓二話不說，悄悄到女廁所脫下自己身上穿的厚毛衣給湯季宏。

1948年初，朱楓被調往香港，地下黨經營的合眾貿易公司，負責滬港秘密經濟往來與經費籌措。

3

事實上也不難看出，朱楓在與丈夫朱曉光（因工作需要常駐山東）結婚以后，兩人長期分居兩地。

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朱曉光攜子從山東轉赴上海，當時組織上也有意把朱楓調回上海，讓他們一家團圓。

在等待團聚的日子里，朱楓一直在給丈夫寫信，信中訴說思念，可就在當年10月7日，朱楓寄來的信中語氣突變：

“兄須去菊處小住兩月，勿為我慮，保健為要！”

從后來資料里不難看出，朱楓當時已經接到了要赴臺灣的命令。

原來就在半個月前，即1949年9月24日，朱楓就給丈夫朱曉光寫信稱：

“阿菊夫婦想我去，人口證寄來了，真是幻想。”

阿菊是朱楓前夫的女兒，但朱楓養育了多年，彼此有很深的情感，阿菊成年后，嫁給了王樸，當時任臺灣省警務處電訊管理所主任，定居臺灣。

朱楓本來是不想去臺灣的，畢竟那時全國解放在即，自己即將與丈夫團聚。

可在當時時局下，朱楓還是決定義無反顧的去。

1949年10月，由于在金門戰役失利，當時我軍急于獲取臺灣的核心軍事情報，然而當時的臺灣已經進入“戒嚴時期”（1949年5月開始），凡是出入境者都要嚴格管理，必須要手持通行證。

華東局后來之所以考慮派朱楓去臺灣，主要是考慮到三點因素。

第一、朱楓在臺灣有親屬定居，而且她恰好寄來了一張通行證，能為朱楓進入臺灣提供掩護；

第二、朱楓是一個黨性極強的同志，之前就有過被捕的經歷，并在獄中受酷刑，但她堅貞不屈，沒有暴露過自己的身份；

第三、朱楓之前接觸過華東局對臺工作的秘密負責人萬景光，而萬景光之前曾代表黨與吳石有過秘密接觸，這樣一來，便于各方溝通交接工作。

朱楓在去臺灣之前，給丈夫朱曉光寫了最后一封信：

“不過時間也不會太長，將來的會晤是比較更愉快的！為什么更愉快呢？我們為了更大的家，暫時放棄了小家團圓，做了我們應該做的事。等到再見面的時候，我們一定會更愉快呢！讓彼此期待著更大的歡愉的會面吧！”

朱楓認為自己雖然即將赴臺灣，但夫妻相距之日必然不遠，畢竟臺灣解放也是近在眼前的事兒。

1949年11月25日，朱楓從香港維多利亞碼頭登上了“風信子”號客貨海輪，兩天后在臺灣基隆靠岸。

應該指出的是，朱楓在抵臺以后，嚴格遵循黨的地下工作紀律，她負責聯系的線只有兩條，一個是中共臺灣工委書記蔡孝乾（化名“老鄭”），另外一個就是時任國民黨國防部參謀次長吳石。

朱楓在抵達臺灣以后，工作十分順利，她從吳石手中獲取情報，然后通過華東局派的交通員送回大陸。

特別要強調一點的是，朱楓在被捕時，其實已經完成了情報轉遞的任務，她在傳遞最后一次情報的時候，還隨之傳回了一張給家人的字條，上面寫著：

“鳳將于月內返里……”

不料這張字條，成為朱楓給家人留下最后的話。

圖|朱楓在被捕后吞下的金飾

朱楓作為聯絡員，在被捕之后始終堅持斗爭，沒有透露組織一絲一毫秘密，而蔡孝乾作為臺工委的領導，卻在被捕之后第一時間出賣了她。

朱楓在獄中的表現，就連敵人也不能不為之感懷，在后來總結吳石案經驗教訓時，他們在報告中評價朱楓：

“黨性堅強、學能優良”

在談到朱楓被捕當夜吞金自盡的行為，國民黨當局也十分認可：

“此種維護重要工作、不惜犧牲個人生命之紀律與精神，誠有可取法之處”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