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學家馬勇30年潛心之作，《古今之變：帝制終章與現代化迷思》重磅上市！

著名史學家馬勇跨越30年的潛心之作《古今之變：帝制終章與現代化迷思》重磅上市！

你是否也對近代史有這些困惑？

感覺近代史就是一團“屈辱”和“混亂”，事件繁多，理不清內在邏輯？

好奇甲午戰爭后，中國為何會走上那樣一條曲折的道路？

對課本里“臉譜化”的歷史人物（如袁世凱）感到不解，想知道他們真實的處境與選擇？

希望理解“傳統中國”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轉向“現代中國”的？

答案，就藏在《古今之變》所聚焦的這關鍵的二十年里。

摘自《古今之變：帝制終章與現代化迷思》

文 | 馬勇

我們在討論清末民初這個大變革時代的意義時，總喜歡引用“三千年未有之巨變”這個經典說法，以此強調這個時代的轉折特征和意義。

從大歷史背景說，1894—1917年中國所遇到的大事，在過去三千年里確實沒有遇到過，說是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并不為過。但，這個未有之大變局究竟蘊涵著怎樣的意義呢？

由1894年往前追溯三千年，也就是公元前1100年的時候，這個時候正是周朝建立的初期。根據比較可信的記載，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起兵推翻了商朝，定都鎬京，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殺。這275年的歷史，史稱“西周”。

周幽王 圖源網絡

從西周往下三千年，也就是1894年之前的三千年，究竟應該怎樣評估，還值得仔細研究。過去許多人根據西方歷史理論，將這三千年視為中國的“封建時代”或“中世紀”，現在看來可能并不準確。從中國歷史本身觀察，中國在經過夏、商兩個漫長王朝犬牙交錯的沖突、組合之后，至西周王朝建立，大致上說，中國歷史開始向統一的帝制時代邁進。周天子雖說只是眾多諸侯的“共主”，但其功能與夏、商時代還是略有不同。

當然，西周只是開啟了走向統一、走向帝制的進程，并不是說西周就是統一，就是帝制。從西周到東周，從春秋到戰國，至秦王朝續六世之余烈，振長策而御海內，以氣吞山河的氣概，相繼兼并韓、魏、趙、燕、齊東方諸國，前后不過十余年，終于將所謂春秋五霸、戰國七雄送進歷史，構建出一個影響至今的龐大帝國。

在秦朝建立前的825年，也就是從西周建立至秦王朝建立的這段時間，其實就是中國走向統一、走向帝制的過渡期。從秦以后，至1894年的2100多年，如果從純粹的政治史來說，就是最為典型的帝制時代和統一王朝時期。在這期間，雖說更姓易代數十次，但政治上的基本架構、設施，只是較秦王朝更加嚴密、更加周詳，在性質上并無根本變化。中國只是在帝制的框架中修補調整，大有“歷史終結”的味道。

圖源網絡

兩千年的帝制為中國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明。在17世紀之前很長時間，中國文明引領了世界，甚至可以說正是中國文明啟發了西方，誘發了工業革命，誘發了文藝復興，誘發了啟蒙運動。這個詳細過程我們今天不太清楚了，因為我們長時期糾結于近兩百年的落后。但，我們絕不應該低估古代東西方交往的頻率及力度，不能低估中國文明對世界歷史的積極影響。

只是，在工業革命之后，一個全新時代開啟了。

中國古代文明的本質現在已經很清楚了，就是與近代西方工業文明相對應的農業文明。中國的農業文明與政治上的帝制、大一統相匹配，完美無缺，將農業文明的好處發揮到極致，因此等到利瑪竇等西方傳教士來到中國，等到他們能夠自由使用中文閱讀中國文獻時，他們不得不發出由衷的贊美。這是歷史事實。

問題在于，中國極致的農業文明束縛了自己再發展的手腳。西方在15—16世紀的時候開始發生巨大變化，漸漸地，工業文明出現，一個全新時代開始了。1733年，機械師凱伊發明了飛梭，極大提高了織布效率。1764年，紡織工人發明了紡紗機，極大提高了紡紗效率。1769年，木匠海斯發明水力紡紗機。稍后，理發師阿克萊特對海斯的發明加以改進，在曼徹斯特建立了一家棉紡廠。1785年，牧師愛德蒙特發明動力織布機，并在1791年建造了第一座動力織布機廠。

更重要的發明發生在1782年。那一年，瓦特發明了蒸汽機，這為近代工業的誕生提供了不可思議的動力，英國乃至整個歐洲的紡織工業必將在這個強大動力系統的推動下發生革命性變化。

英倫三島的“蝴蝶”展開了自己的翅膀，遙遠的亞洲、古老的中華也必將受到這只小蝴蝶的影響。1793年，英國政府派遣馬戛爾尼作為特使出訪中國，中國能否把握住這個機會回應英國的工業革命？經南方吹進的這股新風能夠改變中國的歷史走勢嗎？

從這個意義上說，所謂近代中國，其實就是怎樣回應西方工業革命，就是盡快將中國先前的農業文明轉換成工業革命，以實現民族復興。在具體方式上，就是開放市場，將中國由先前的農業社會經濟形態轉變為工業形態。

其實，在中西交流之初，貿易往來就是一件重大事情。很長一段時間，由于中國市場不發育，中國老百姓缺乏購買力和消費習慣，西方工業產品在中國淪為士階層、商人階層，尤其是貴族階層的玩意，成了奇技淫巧。相反，中國的初級產品，特別是瓷器、茶葉和絲綢，卻隨著中西交往成為西方社會普遍喜愛的物品。中西之間貿易的嚴重不平衡是馬戛爾尼1793年出訪遠東的真實背景，英國人的目的就是要讓中國開放市場，讓英國資本比較自由地進出，讓中國政府同意構建中英兩國新型的外交關系，以大致維持中英貿易均衡。

中國此時正處在正統史學所謂的“康乾盛世”，這個盛世用后世眼光觀察帶有非常濃厚的虛假痕跡。中國人不僅缺少必要的世界眼光，不知道西方社會正在發生什么事情，而且中國人的貿易理念、貨幣觀念太陳舊，不知道國際貿易的真諦在哪里。中國人認為，你們英國人喜歡我們中國的瓷器、茶葉和絲綢，你們為此支付巨額真金白銀都是應該的。所謂貿易，就是你拿錢買我的東西。真金白銀單向流往中國，說明中國物品具有吸引力，是天經地義。因此，中國政府無意改變中英之間的貿易不均衡，更不會讓英國資本自由進入中國開發市場。“我的地盤我做主”，于是乾隆大帝在接見馬戛爾尼時明確而傲慢地拒絕了英國人的建議。

《皇帝接見使團，及在場成員圖示》 大英圖書館藏

馬戛爾尼使團中國之行以失敗而告終，中英之間的貿易不平衡仍然無法獲得解決。漸漸地，英國不法商人竟然以鴉片為商品，試圖以一種不道德的手段來消解中英貿易的不均衡。這就是馬克思所說的“罪惡的鴉片貿易”。

鴉片貿易很快使中英貿易走向均衡甚至逆轉，大量真金白銀外流影響中國經濟健康發展還在其次，重要的是，鴉片泛濫既使國庫空虛——朝廷已無可用之餉，更使大量中國人染上毒癮，淪為“東亞病夫”——中原已無可用之兵。

兩大困境折磨著中國的政治精英。然而，由于鴉片貿易背后存在復雜的利益網絡，清廷在鴉片貿易問題上長時期猶豫不決，進退兩難。1836年，許乃濟建議鴉片貿易合法化，還建議國內種植價格更加低廉的罌粟，以國產沖擊進口，以價格優勢占領市場，以此保證朝廷財政收入。

許乃濟的建議是純粹的貿易原則，事實上對于當時的中國來說，鴉片的危害更多的還是對中國人生理和心理的戕害，因而那時知識精英大多主張從源頭上動手，嚴禁吸食鴉片，強調堵住需求，扼住市場，沒有人吸食鴉片，鴉片貿易自然終結。這是黃爵滋1838年向朝廷提出的重要建議，代表了大多數知識精英的一般看法。

道光帝對于鴉片危害非常痛心，他對黃爵滋的建議很感興趣。他將這個建議批轉各省督撫進行討論。各省督撫對黃爵滋嚴懲吸食者的建議雖說并不明確反對，但總覺得這個辦法太激烈，畢竟吸食鴉片只是個人愛好，是非常私人化的事情。鴉片危害的根源在于鴉片貿易，只有堵住販賣環節，才能消除鴉片危害。

道光皇帝

各省督撫不太贊成黃爵滋的方案，唯林則徐以為黃的方案可行。林則徐在給朝廷的回復中建議，既要對那些販賣鴉片者處以極刑，也不要放過那些吸食鴉片者。

林則徐對各種方案的綜合符合道光帝的心理需求，于是朝廷很快召林則徐進京，商討大計。據說林則徐與道光帝懇談了19次，研究禁絕鴉片及其貿易的方案。1838年12月31日，朝廷授予林則徐全權，以欽差大臣身份前往廣東解決鴉片泛濫問題。

三千年未有之巨變的最大考驗，就是中國能否從農業文明轉向工業文明，以及中國會以什么樣的方法、方式完成這個轉變。林則徐不論用強硬的，還是柔性的辦法去應對西方，中國都必將通過化解鴉片危機而與世界溝通，重建關系，這在當時已被許多人朦朧意識到。

《古今之變：帝制終章與現代化迷思》

作者 馬勇

出版日期 2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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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本書深度剖析了中國于古今之間的巨大變革，揭示了中國從古代向現代轉型過程中的復雜歷史脈絡。馬勇教授以現代化的理念去探討1894—1917年間的中國歷史，獲得許多具有啟發意義的結論。甲午戰爭是近代中國歷史的轉折點，此前的中國在經受了鴉片戰爭及其之后的短暫困難，至19世紀60年代洋務運動興起，中國已基本上步入近代化的軌道，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尤其是軍事實力方面已經獲得長足的發展，然而甲午戰爭的失敗，使中國人尤其是精英階層產生“世紀末”的恐慌，中國向何處去一時間成為新的熱點話題。各種新思潮蜂擁而至，在政治層面則先后爆發戊戌維新及袁世凱帝制自為、張勛帝制復辟等一系列運動。本書則根據歷史事實對這些思潮與運動進行了全面解讀。

馬勇

馬勇，著名歷史學家，退休前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安徽大學、河南大學、福建師范大學等校教授，主要從事近代中國文化、中國近代史、中國文明史、中國學術史、儒學方面的研究，著有《中國儒學三千年》《夢想與困惑：1894-1915》《中國文明通論》《晚清四書》《晚清二十年》《近代中國文化諸問題》《超越革命與改良》等，以及董仲舒、嚴復、章太炎、梁漱溟、蔣夢麟等人的傳記，發表學術論文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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