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鈔滿天飛，物價沖天飛，老百姓寢食不安怎么辦？

文│高翠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軍進犯山東。1937年11月到1938年底，在中共山東省委統一部署和各地黨組織領導下，在全省范圍內，先后爆發了大小20多次抗日武裝起義。1938年12月，中共中央軍委決定第一一五師主力挺進山東。1940年7月26日，全省統一的行政機構——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成立，黎玉任主任委員（當時稱首席組長）。到1940年底，山東共建成魯西、清河兩個行政主任公署，12個專員公署，79個縣政府，轄有魯中、魯南、濱海、膠東、清河、湖西、魯西、冀魯邊和蘇皖邊等地區，人口約1200萬，面積3600平方公里。

假票猖獗

物價陡漲

北海銀行紙幣

1940年10月，山東省戰時工作委員會把膠東北海銀行升格為山東抗日根據地銀行，并在魯中地區成立了山東北海銀行總行。1941年7月1日后，北海銀行從山東省戰時工作委員會財政處分離出來，成為獨立的銀行機構，各地也建立了獨立的北海銀行分支機構，發行了自己的貨幣。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日偽當局偽造北海幣和法幣，將其拋向山東抗日根據地，以破壞根據地金融秩序和掠奪物資。日偽當局通過印刷方式，不僅偽造北海票，還偽造法幣。1943年10月18日《群眾報》的專論《清河分行行長王澤民的三論貨幣攻勢》指出：1943年四五月時，“市面上流通的假法幣已有13種，假法幣占法幣總額已達20%，但據九月份查獲之假法幣已達27種之多，占法幣流通量的80%以上”。1943年8月，敵人曾一次由青島向平度運出偽造中華書局版之中央銀行票16麻袋，共計320萬元。由此可見當時假法幣在山東抗日根據地流行之普遍。除了直接制造假票外，日偽當局還通過涂改文字來造假。

中央銀行紙幣（中華書局版）

敵人在抗日根據地大量推行假票，吸收根據地物資，使山東抗日根據地的物價上漲。1943年6月4日，“敵用汽車運至沙河偽造中華書局版中央銀行票150萬元，在西海區傾銷。煙臺、青島匯兌已由3700元法幣買1000偽鈔，突漲到4500元。敵將利用此種偽造法幣在我邊沿區高價收買小麥”。1943年，“敵由青島運至平度城偽造中華書局版之中央銀行票，企圖在西海區傾銷，造成物價陡漲，法幣信用大跌，青島匯兌已由4500元突漲到7600元。敵將利用此種偽造法幣，在敵占區邊緣利用奸商秘密向根據地內傾銷，盜買小麥”。北海銀行魯中分行1943年工作報告中指出：“敵人在三月間繼去年之陰謀，又復推行新偽造之紅版拾元票，繼則利用商人在邊沿區收買土產或收買法幣，致使內地物價飛漲，本幣的信用在某些邊沿地區因之降低”。1942年東海支行的工作總結中也指出：十二月下旬敵人大掃蕩后，在根據地內發出大批假票，促使物價高漲達半年之久，使得人民尤其是商人對北鈔不夠信仰，大部分商人寧愿留貨不愿要北鈔。假票對根據地經濟造成的嚴重后果，引起山東抗日根據地政府和銀行的高度重視，并隨即制定了相關的政策，提出了反假票斗爭的措施。

魔高一尺

道高一丈

北海銀行印鈔車間

1942年12月11日，《山東省戰時工作推動委員會關于查禁偽造北海本幣的指示》中，為了杜絕偽造北海本幣和鞏固北海本幣的信用，特提出了以下幾種辦法：第一，通過黨政軍民各種組織自上而下地深入動員，先使每個組織內的成員對于這個問題有正確的認識，能夠識別真鈔、偽幣，這樣才能從各方面向廣大人民深入宣傳。第二，由政府布告人民，指出真鈔和偽幣區別之點，使群眾自己能夠識別。第三，由縣政府以區為單位召集村長聯席會議，研討識別方法及如何查禁的問題，會后各村分別召開村民大會深入動員，確定識別和查禁辦法。第四，由貿易局、北海銀行召集各地商人座談會，說明敵寇陰謀和對北海本幣愛護的必要，從商人本人的識別做起，達到禁絕偽幣的目的。第五，利用各種報紙書刊及冬學等教育機關，揭露敵寇擾亂我金融的陰謀，指出維護北海本幣，查禁偽造假票是全體抗日人民的嚴重政治任務，告訴群眾識別偽幣的方法與發現使用大批偽幣奸人的對策，造成查禁偽幣的群眾運動。第六，對于偽幣來源，應由各地公安局負責嚴密偵察，必要時可以利用與我關系好的商人到敵區去找線索，做到正本清源。第七，查獲大批使用偽造北海本幣，確與敵寇勾結，計在破壞我根據地金融之奸人，應即處以極刑，以資鎮壓。但執有偽幣之安善良民，因昧于識別方法致被愚弄者，應耐心解釋說服，除將其執有之偽幣作廢外，不能苛責。第八，北海銀行總行、各地分行及辦事處，應會同各地政府機關，設立識別所，替人民辨別真偽。

1943年2月12日《大眾日報》關于日本財閥偽造北海票的報道

1942年12月29日，為鞏固北幣信用，查禁偽造北幣，省戰工會在《大眾日報》再次公布查禁偽造北幣辦法，規定：第一，各地政府應負主要責任，組織查禁偽造北幣的工作，北海銀行，貿易、稅務各局須主動與政府配合，并要求各地黨與群眾團體動員其組織內的成員，予以確切保證。第二，對確與敵寇勾結，大批使用偽造北幣，企圖破壞根據地金融之奸人，應即處極刑，以資鎮壓，但對執有偽造北幣之安善良民，因昧于識別方法，致被愚弄者，應耐心解釋說服，除將其執有之偽幣作廢外不能苛責。第三，北海銀行總行、各地分行及辦事處應會同各地政府設立識別所，幫助商民識別真偽。

抗日根據地政府從掀起反假票群眾運動的目標出發，發動銀行、工商、稅務、貿易和公安等部門協同作戰，采取了加強對群眾的宣傳、加強稽查和依法對假票販進行懲罰以及對反假票有功人員進行獎勵等措施，進行反假票斗爭。

發動群眾

參與斗爭

1941年原北海銀行平北辦事處舊址

敵人推行假票的方法無孔不入，僅僅依靠政府和銀行的力量，很難迅速消滅假票。只有針對群眾情況，進行宣傳教育，樹立抗幣的信用，組織并教會他們識別假票，才能使假票無藏身之處。在反假票的斗爭中，根據地政府和銀行極其重視反假票的宣傳工作，以發動群眾。

當時各抗日根據地政府和銀行主要利用報紙、集市、農村劇團、冬學和民眾夜校宣傳等多種方式，對群眾進行揭露敵人陰謀和假票特征的宣傳教育。抗日根據地政府和銀行在發動群眾的過程中，進行宣傳的內容主要包括：1.敵人利用假票破壞邊區經濟的陰謀，鞏固抗幣與其切身利益相關，號召群眾反對假票與檢舉假票販。1943年，清河主任公署駐清東辦事處積極推動反假票運動，并作出具體的計劃，在準備工作中，首先由辦事處印制《怎樣進行貨幣斗爭》教材，大量發到黨政軍民各級機關，以在干部中作深入的宣傳動員，求得思想上行動上之一致。2.向群眾詳細解釋假票的特點，幫助人民識別假票。1942年12月11日公布的《山東省戰時工作推行委員會關于查禁偽造北海本幣的指示》提出：“由政府布告人民，指出真鈔和偽幣區別之點，使群眾自己知道識別”。1943年，北海銀行膠東支行東海分行“每逢發現一種新假票，即找出其特點，印發通知，發到各機關”。北海銀行膠東銀行西海支行1943年上半年“建立了趕集制度，到糧市及交易集中場所向群眾解釋假票特點；制作榜牌，在集上展示假票式樣及特點；印制假票特點說明，支行印發兩次”。膠東分行東海支行1944年工作總結中記錄了利用識字班對群眾進行教育，發動群眾參與反假票斗爭的事實。“海陽三區石溝村一婦女，摘松球三天，賣了十元假北鈔，我營業員收款時剔出剪毀，恐其不滿，立即在午間識字班用上課的方式，進行詳細解釋，指出其特點。”

中央銀行加蓋“肅清漢奸，抗日救國”印戳紙幣

通過廣泛的教育和宣傳，人民的辨識能力有所提高。人民群眾的積極參與，推動了抗日根據地反假票斗爭的開展。山東抗日根據地北海銀行膠東分行東海支行在1943年的工作總結中指出：“十二月份在文登泊子集上緝獲的假票，就是老百姓發現，報告區中隊緝獲的。”1945年，北海銀行東海支行工作總結也指出：本年在邊緣區發動民兵緝查，發現假票后即搜根，海陽曾搜至王龍縣，將犯人查到。

組織查緝

制止推銷

各根據地及銀行在反假票斗爭的過程中，大多在集市、鄉村和游擊區或敵我交錯區等假票集中出現區域加強檢查，發現假票隨時處理，打擊假票販，并及時打擊敵偽強迫推銷假票的活動。1943年10月9日《群眾報》的《清河主署布告取締假法幣定期停用法幣》一文提出，針對清河抗日根據地出現的假法幣，各機關、部隊、工作人員、村級干部、民兵及各救國團體，均有依照“根據地內取締假法幣和定期停用法幣的法令”進行檢查之權，并規定檢查人必須佩帶所屬機關部隊團體之證件，以免魚目混珠，如有違法越權處分營私舞弊事情，定予以制裁。1943年，山東抗日根據地膠東區北海銀行東海支行則采取注重糧食市、布市和匯票市查緝的辦法。

1944年1月23日《大眾日報》關于識別假北幣的報道

經過一系列的查緝工作，抗日根據地反假票斗爭取得了一系列成果，大批販賣假票者被捕獲。1944年，山東抗日根據地威海敵人利用奸細到根據地行使一批帶火車頭的假北鈔，在文登營及六區溝集上被捕獲二名，共搜出假票7000元。1945年1月，青島敵人大量印制假本幣，奸商在邊緣區域敵偽據點買假本幣（大部分是伍拾圓票面的），“其中三個現已被我逮捕”。1943年，濱海區莒南民兵捕獲奸商數名，泰南區某地集上，查獲奸商三名，搜出假票1.8萬余元。

除了大批販賣假票者被抓獲，還有私詐偽法幣犯被抓獲。1943年7月9日的《大眾日報》公布了一則《郯城查獲私詐偽法幣犯》的消息，消息指出：1943年6月24日，冒充我公務員詐財者一名，在郯城左山口集市私自沒收偽法幣，被我馬陵區工作稅收人員查獲。

抗日根據地政府和銀行，還對制造、販運、故意使用假票等犯罪行為制定和實施了嚴厲的制裁，并對查獲行使偽鈔的人員進行獎勵，以通令、條例、告示等形式向社會公布。

反假票斗爭是鞏固本幣陣地和信用，防止敵寇掠奪邊區物資、破壞金融秩序的重要環節，是根據地各級政府和銀行一項經常性的重要任務。經過一系列細致的工作，各抗日根據地取得了反假票斗爭的勝利，使日偽制造的各種假票在根據地內失掉市場。

“上海市銀行博物館”官方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