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老金要“雪中送炭”，不能“強者通吃”

“基本養老保險制度，不是為高收入者錦上添花，而應是為低收入者雪中送炭”。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社會保障學者鄭功成這句話，算是把問題挑明了。

這句話之所以刺耳，是因為現實恰恰相反：

養老金多的人，有能力再去買各類個人養老金、企業年金；

養老金少的人，最需要保障，卻連基本的繳費、參保門檻都夠不上。

這不是技術瑕疵，而是制度設計偏了向。如果不敢正視，所謂“多繳多得、長繳多得”的漂亮口號，就會在現實中變成四個字：強者通吃。

先把賬攤開來說。

按照公開報道，目前大致情況是：

城鎮機關事業單位退休人員，平均養老金 約6000元/月；

城鎮企業退休職工，約3000元/月；

城鄉居民養老保險參保者中，95%是農村居民，他們的基礎養老金平均只有 220元/月左右。

也就是說，同樣是“國家養的老人”：

有人每月拿6000元以上，

有人3000元勉強維持，

農村老人手里只有兩百多塊錢。

差距是 10–15倍。

220塊錢是什么概念？

看一次大病門診，藥錢就沒了；

冬天多買幾件保暖衣服，錢就沒影了；

別說“有尊嚴地養老”，連“糊口”都談不上。

更諷刺的是，這220塊里，絕大部分還是財政給的基礎養老金，農民自己幾乎無力多繳。所謂“多繳多得”，對絕大多數農村老人來說，是一個聽起來很美、做起來不可能的“奢侈選項”。

為什么會走到這一步？

問題不在農民“不努力”，而在制度“偏心”。

鄭功成點得很清楚：

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中個人繳費約占四分之一，機關事業單位人員主要依靠財政供款，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則完全來自財政。

在這種結構下，簡單套用“多繳多得”的邏輯，必然導向“強者通吃”，違背制度公平。

鄭老師的話說得很學術，我來給翻譯翻譯。

工資高、福利好的人，本來就在單位里拿到了更高的繳費基數和財政隱性補貼；

他們退休后又可以享受更高待遇、享受個人養老金稅收優惠、享受各類補充保障；

農民和大量靈活就業者，則被擠在制度邊緣，“繳不起”“繳不穩”“享受不到”。

這樣構造出的養老金體系，本質上是：

用全社會的稅收，去給原本就不缺保障的人再加一層“軟墊”，

卻只給真正脆弱的群體象征性地鋪一張“破席”。

這不是農民“不理財”、不是“自己不規劃”，而是制度在一開始就沒有把“雪中送炭”放在中心位置。

農村老人，是最吃虧的一代人。

今天的農村老人，大多經歷過：

年輕時交公糧、三提五統，義務工、集體勞動；

缺醫少藥的年代，拼命干體力活，把身體透支在地里、工地上；

很多人年輕時根本沒機會進入城鎮正式工體系，更談不上“單位養老”。

可以說，他們為國家現代化付出了最辛苦的那一代勞動。

結果到了晚年，真正能落在自己身上的制度性權利，只有兩三百元的基礎養老金。

與此同時：

城市里體制內、壟斷行業的一批人，

工作期間享受高工資、高福利、強保障，

退休后繼續享受高養老金、醫療報銷比例更高，

再疊加稅優的個人養老金、“補充養老”產品。

一邊是“多重安全墊”，一邊是“光腳站在地上”。

當這兩撥老人站在同一個菜市場門口、同一臺掛號機前，

制度的“偏心”，其實是寫在收據上的。

鄭功成特別提醒：

要警惕繼續加大個人養老金稅收優惠，因為這在現實中主要是為高收入者“錦上添花”，而不是為低收入者“雪中送炭”。

現實很簡單：

高收入群體，本來就有較高基本養老金，還有企補、商保；

他們有閑錢、有稅負，稅收優惠對他們很有吸引力；

農民、靈活就業者、低收入群體，連日常生活都緊巴巴，根本無力拿出幾千上萬去買所謂“個人養老金產品”。

結果是什么？

國家拿出一部分稅收，給的是誰的減免？——是高收入群體的減負；

這部分稅收本可以直接用來提高農村基礎養老金、提高低收入群體的待遇，卻先被“金融化”了一遍。

于是，“雪中送炭”的公共資源，繞了一圈，變成了“錦上添花”的工具。

這就是制度錯位。錯位得越久，養老金體系就越像一個“放大不平等的機器”。

如果養老金制度繼續這樣走下去，問題不會停留在“抱怨不公平”層面，而會演變成兩層撕裂：

第一是城鄉撕裂。

城里老人退休金高、醫療方便；

農村老人養老金微薄，子女又大量外出務工，

“養兒防老”的傳統家庭模式塌了，但制度“新柱子”沒立起來。

第二是代際撕裂。

年輕人在城市里高負擔繳費，看著上一代有的領取多倍養老金，有的幾乎拿不到；

“我到底在給誰養老？”這個問題如果答不清，

最終會變成對整個社會保障制度的心理抵觸。

問題已經說得夠明白了，接下來就必須談“怎么改”。

鄭功成給出了一個清晰方向：“十五五”時期，要更注重制度公平性建設，縮小群體間養老金差距，并制定明確時間表和路線圖。

圍繞“為低收入者雪中送炭”這條主線，至少有幾件事必須動真格：

第一，把提高農村基礎養老金，放到更突出位置。

不只是象征性每年漲幾塊、十幾塊；

而是把“農村基礎養老金不低于當地最低生活成本”的目標，寫進中長期規劃和財政預算；

用真金白銀，補齊這塊“歷史欠賬”。

第二，調整財政補貼結構，向弱勢群體傾斜。

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要適當提高地方財政責任，避免“高收入群體吃太多公共資源”；

城鄉居民養老保險要精準識別真正的農民和低收入者，加大人均補貼，而不是只堆參保人數。

第三，全國統籌要從口號變成賬本。

養老金全國統籌，不能只停在文件上、停在“基金調劑”；

真正要做到在制度上縮小地區差距——老人在什么地方工作一輩子，退休后不應該因為省份不同，差出幾倍。

第四，給個人養老金“踩一腳剎車”，重寫游戲規則。

稅收優惠不應無限向高收入者傾斜；

可以探索對低收入參保者定向補貼、小額政府配比，而不是照抄發達國家中高收入模式；

讓個人養老金真正成為對基本保障的補充，而不是新的不平等“放大器”。

公共養老金，首先是一個價值選擇問題。

你可以把它設計成：

讓本來就不差錢的人，老了更體面一些；

也可以把它設計成：

讓那些一輩子辛苦卻收入不高的人，老了不至于掉進“尊嚴的懸崖”。

鄭功成的發言，其實是在逼問全社會：

我們到底選擇哪一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