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師大何薇：另一種“在場” | 跨界融合

何薇，香港，廣東技術師范大學文學與傳媒學院專任教師、碩士生導師、雙師型導師，多年獲“教學課堂質量優秀教師”稱號，曾任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南方都市報》資深記者及廣州南沙區事業機關單位宣傳主管，曾多次獲“南都年度新聞獎”金獎、銀獎、銅獎。

從學新聞，到做新聞，再到教新聞，回望何薇十四年的職業歷程，身份在變，場域在變，但對新聞的初心始終未變。

她曾駐守南方都市報的香港記者站，記錄“限奶令”下的民生百態；也曾化身“孕婦”，潛入灰色產業鏈條展開調查；她走進機關單位，從“甲方”轉為“乙方”；而后回歸高校，致力于連接課堂理論與行業實踐，嘗試為未來的新聞人搭建一座橋梁。

在一次次跨界探索中，她將新聞現場的洞察、官方敘事的嚴謹與理論思考的深度相融合。每一次轉身，不是告別，而是為“新聞”這兩個字，添上一層新的理解。

也許你是初入行業的新聞新人，正為理想與現實而困惑；也許你是面臨轉型的從業者，思索如何整合經驗、開啟新程。何薇的故事，不僅關乎跨界的選擇與堅持，也關乎如何在變化中守住初心、在探索中積蓄力量——她的經歷，既展現了媒體人發展的多元可能，也為在相似道路上探索的人，提供一份值得參考的樣本。

“找工作其實是一個自我發現的過程”，何薇回憶，“每一場筆試、每一次面試，都在幫你辨別，哪一類工作真正契合自己。”

2011年的夏天，何薇站上人生的岔路口。公關、外企、事業單位……不同的offer擺在面前，像通往不同未來的車票，指向可能截然不同路徑的遠方。

在那個傳統媒體的鼎盛時代，“南方系”三個字，對一個本碩六年浸潤在新聞傳播中的年輕人來說，有難以抗拒的引力。自認性格“比較i（內向）”、喜歡寫作的她聽從內心的偏好，成為《南方都市報》（以下簡稱“南都”）的記者，安放自己的好奇心。

作為一名香港人，她被分配至深圳新聞部，負責報社的招牌版面——港澳新聞。位于香港佐敦山林道的記者站，是她和同事們奮斗的工作場所，也是她們在香港的臨時住處。

在這里，記者們輪流駐站，朝夕相處。工作時配合默契，下班后尋味街頭——駐站的生活，讓何薇真正感受到這座城市的煙火氣息，好奇心也在街角巷陌間生根發芽。

后來，這份好奇心將她帶到了時代的漩渦中心。

2013年3月，負責港澳新聞線的她，親歷了“限奶令”這場席卷內地與香港的風暴。內地父母對奶粉安全的焦慮，與香港父母“孩子斷糧”的憂懼，沿著一道海關，劃出了深深的認知鴻溝。

何薇和同事們很快意識到，這不僅是關于奶粉的爭執，更是兩種生活邏輯、兩種社會情緒的碰撞——兩地分開太久，需要更多的相互看見與理解。

“南都建立港澳新聞版面的初衷，就是成為兩地溝通的橋梁。”眾聲喧嘩中，她們試圖做一件艱難的事：不是簡單地選邊站，而是在裂痕之上搭一座橋。

她們將筆觸探向街頭市民的日常。“限奶令”實施后的第五天，她們傾聽被判處罰款的內地人的心聲，記錄下因奶粉短缺而不得不改喝豆漿的香港嬰兒。

下一步，如何叩響政策制定者的心門？采訪時任香港食衛局局長高永文成為關鍵一役。幾番溝通，數度致函，在輿論風口浪尖上，何薇和同事們打開了那扇門。

辦公室里，承受著來自兩地不同壓力的高永文局長，向南都記者們坦誠著港府的考量與難處，他希望能通過南都看到內地市民的反饋，也渴望借助這次機會讓更多內地同胞們理解整個政策背后的運作。

正是在那個瞬間，何薇清晰地感受到記者的價值：“記者媒體是時代的神經樞紐，是社會的壓艙石。小到個人，大到政府，任何時代都需要這座溝通橋梁。它既是多元聲音的放大器，更是時代的記錄者。”

香港食衛局長首度就限奶令接受內地媒體專訪

何薇也曾潛入暗處，成為深潛于水面之下的觀察者。

為揭露內地孕婦赴港鑒定胎兒性別的灰色產業鏈，何薇和同事喬裝潛伏。她扮演孕婦，同事扮演丈夫，兩人對好“口供”，甚至細致到研究孕婦的肢體語言、生活習慣和過境安檢的注意事項，只為潛入這條隱秘的鏈條，進行完整真實的記錄與取證。

她也將這段“無間道”經歷納入課堂教學，她認為記者的暗訪和調查新聞真相所需的思維和能力與法學中刑偵偵查在方法論和底層邏輯上高度相似，都需要縝密的策劃、嚴謹的執行和對細節的極致追求。

內地孕婦赴港鑒定胎兒性別

若問在南都的歲月在何薇身上留下了什么，她的答案不是具體的技能，而是一種受益終身的世界觀和人生觀。

“你會發現，所有的事件都充滿復雜性”，她說，“當你習慣這種復雜，對人對事的理解，就不再單一扁平、非黑即白。”

從廟堂之上，到人潮之間，她深刻理解了人的多樣性與世界的多面性。她尤其享受人物專訪，“在兩三個小時內，你就可以非常深入地了解一個人的一生，看到對方人生里的亮點，有幸汲取其思想上的精華。”

“問我初衷，鏗鏘的答，不吞吐。”在香港佐敦山林道奔走、用腳步丈量新聞的歲月，讓她對《山林道》這首歌懷有特殊的情感。這句歌詞，恰如她對新聞最堅定的初心。

2014年，已經在南方都市報工作三年的何薇決定辭職，進入云南師范大學商學院擔任教職。

這段經歷，讓她喜歡上了“教師”這個職業：南都的記者生涯中，她常常不得不戴著顯微鏡聚焦微觀的熱點事件以及個體的新聞人物；在云師大商學院的課堂間，她將之前的所見所聞系統梳理和整合，更宏觀的視野就此展開。

一個大膽的計劃也隨之浮現：或許可以在職讀博，一邊“做老師”，一邊“當學生”。

“人生能有幾年是可以專心致志做一件事的？”當何薇申請上北大的博士，博士生導師的話像一顆石子投入她的心湖，漾開漣漪——如果不抓住這次機會，或許再難擁有一段純粹求知的時光。

何薇決定付諸勇氣，辭去工作，全職讀博。

她認為，做新聞和做學術之間擁有共通的核心思維和認知方法——對現象深刻洞察。實踐和研究并非兩堵對立的高墻，構成兩者的磚瓦是相似的，都是從認識問題出發，通過真實的調研調查，完整的邏輯推導，最終形成一篇有邏輯、有說服力的文章。

做記者的經歷為她的博士生涯帶來了切實的幫助。想寫好一個文獻綜述就好比做好一份采訪提綱，都需要前期大量資料搜集、思考復盤、閱讀梳理……她發現，自己的學術能力已然在記者生涯里得到積淀。

做記者的經歷也錘煉了她應對突發情況的能力。采訪對象拒絕接受采訪、現場情況脫離預設……采訪過程中常常有突發情況，何薇在記者行業中積累了許多諸如此類的經驗，也讓她習得了相應的解決能力，能夠游刃有余地處理突發情況。

2020年突發疫情，何薇的論文資料留在了北京，而學校已經進入封控狀態。面對這一困境，她并未焦慮或慌亂，而是迅速尋找替代路徑：一方面，她委托在校的老師和學弟學妹轉述資料內容；另一方面，積極尋找其他渠道，重新梳理材料、推進研究。那些在媒體行業所習得的應對能力，被她自然而然地延續到學術生涯中，悄然托舉著她的轉身。

在北大新年聯歡晚會上結束表演的何薇

2020 年上半年，何薇正在北大撰寫博士論文。

那是她論文寫作最緊張的階段，即便如此，她還是多次往返北京和廣州，參加南沙區機關事業單位的面試選拔。

回顧那段經歷，何薇坦言自己當時全無事業單位相關的工作經驗，因此格外感恩當時的領導和同事的肯定與鼓勵，這給予了她莫大的信心與勇氣。講起堅持參與面試選拔的原因，她也不諱言現實的求職壓力是因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我確實不想放棄這個非常難得和優質的崗位機會。”

最終她成為了廣州南沙區一家事業機關單位的宣傳主管，也成為第一批在廣東省入職的港澳公職人員。

入職后，何薇主要負責公眾號、網站等新媒體矩陣運營工作在內的相關工作，還需要和政府部門、媒體的對接。“部門有重大新聞要發布，新聞發布會的統籌管理，給媒體準備資料、撰寫新聞通稿，都是我的工作。”

過往的職業經驗在這份工作里派上了大用場。

機關事業單位的工作告訴何薇，需要講什么故事；而在媒體就職的經歷讓何薇明白，什么樣的故事值得講，如何才能講好故事。

“用一個不太恰當的比喻，如果把新聞采訪比作一個雙方參與才能完成的項目，媒體在部分的采寫宣傳合作中可能更‘乙方’，而采訪對象則更多的時候更像是‘甲方’。”

之前的經歷，讓何薇作為“乙方”的媒體非常熟悉，而對“甲方”的好奇則催生了這份職業選擇。“我想嘗試鍛煉一下，站在一個新聞主體的角度重新思考和審視新聞，拓寬與媒體不同的新聞評判和選取視角。”

在她看來，將兩個視角相結合，才能實現更好的傳播效果。

站在采訪對象的“甲方”視角，她開始更加切身體會到曾經采訪對象的處境：原來有的人不是不想說，是不能說、不敢說、不應說、不可說；還有人表達能力有限，不知道怎么說。

又因為來自媒體的“乙方”經驗，何薇知道，新媒體時代本質是一個注意力分配的“游戲”，想吸引更多媒體、更多受眾的關注，做選題和角度時就要更有故事性、活人感和公眾價值。因此，在工作中她更易捕捉到日常部門工作中不易察覺的亮點和視角，也能憑借媒體人的新聞嗅覺敏銳地嗅到其中的新聞價值。“如果沒有之前的媒體經歷，我可能不會想到這些。”

在體驗過“甲方”和“乙方”的雙重視角后，何薇對整個行業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如果說媒體工作者的認知是一塊地圖，之前的記者經歷讓何薇探索了地圖的一半，南沙的工作則是幫助她將“這一塊的版圖加了上去”。

“多一份對采訪對象的理解，不只是感性的共情，還能有理性層面的懂得。”在全新的崗位上主動探索，將過去的經驗與未來的可能相連接。好奇心，在現實與理想之間，成為何薇不斷描繪未知疆域的內在動力。

2021年，何薇再次做出職業選擇，來到廣東技術師范大學，成為了一名專職教師。

何薇清楚地知曉新聞一線的運作細則，而曾經在云師大執教的經歷讓她意識到，課堂教材與新聞實踐之間至今依然有著一道鴻溝。

如何讓未來的新聞人能更平滑地從學校過渡到職場？這也是何薇回到學校教書的原因之一。她的課堂，因此成為了一道連接的橋梁。

何薇更希望以務實的方法去傳授知識：“僅僅是講解，同學們對一個新聞場景究竟該怎么觀察、怎么寫還是比較難以感知。”

何薇的課堂也不局限于教室內。教完理論后，她讓學生們走出教室，到學校里的任意地點進行“校園寫生”，獨立完成新聞場景的特寫。

有人寫保潔阿姨，有人寫食堂阿叔，有人寫自習的學生們……課堂不再是紙上談兵、泛泛而談，而是真切地落在一個個具體、可感的實踐當中。“如何做新聞”在理論與實操的并行中，變得清晰而深刻。

她不會一板一眼地講解概念，而是從自己的經驗出發，根據業界發展和學生特點去調整自己的課程。她從自己在媒體和南沙的任職經歷出發，認為目前所用的教材中只教學生如何寫采訪提綱是遠不夠的，面對正式的對公采訪時，采訪邀約需要以更加正式的采訪函呈現。她會從教材中的采訪提綱為出發點，結合自身經驗去教學生們如何寫好一封正式的采訪函。

同學們眼中，何薇老師是“輕盈且豐盈的”。

她的舞步輕盈，瞄準了一個目標，便會踮起腳尖、準備騰空，隨后翩翩起舞；她的內心豐盈，總能洞察人與事背后更復雜多元的一面，為學生帶來無數啟迪。

當問及何薇所從事的教師行業與之前有何不同時，她說：“做老師也需要具有甲乙雙方的視角。”

何薇珍視著學生與她分享的每一件事，堅持給學生們正向反饋。無論是學生取得進步時她第一時間發來的由衷喝彩，還是情緒低落時她及時送上的堅定支持……都被用心地記住。何薇于她們而言不再是老師，更像一位知心姐姐，亦或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友。

如今，何薇用“初心、暖心、開心”概括自己的教學生涯——

學生送來的小糖果、跨年級學生前來旁聽的身影……都成為她心中彌足珍貴的片段。當教育的回響穿過時間抵達眼前，那份使命初心帶來的價值感與絲絲暖意，已不言自明。

從學新聞，到做新聞，再到教新聞。兩次轉換賽道，今天的何薇堅定地站在熱愛的講臺上。

她用曾經的好奇和今天的熱愛，讓知識越過校園的圍墻，讓經驗滋潤新生的幼苗。那道橫亙在學界與業界之間的鴻溝，在無聲處被一點點填平。

何薇認真回應著學生與其分享的故事

Q:很多人將您從事新聞行業的那個時期稱為“調查報道的黃金時代”。您如何看待這個說法？您認為那個時代不可復制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A:我覺得，人不會認為所身處的時代是黃金時代，這就和“人無法同時擁有青春和對青春的感知”是一樣的邏輯。

回過頭看，新聞媒體的生態確實發生了巨大的轉變。但我認為，這是一個正常且健康的媒介生態變動。每個時代都有其獨特的底色，我們要在相應時代背景下做好這個時代該做的事情。因此，我們很難用現在的標準去評價以前，反之亦然。

具體到當下，從事調查報道的挑戰無疑比過去要難。記者親臨現場變得困難，發布后還需考慮流量問題等前所未有的壓力。在時光的流轉中，新聞的內核與其職業要求，也確實在發生著某種轉變。

Q:如今媒體環境更加艱難，很多有新聞理想的學生動搖，對這個職業產生迷茫。您作為有過豐富媒體經驗的老師，會建議這些學生未來從事媒體行業嗎？

A：在當今就業形勢下，我建議與否都不那么重要了，畢竟大家能找到一份自己真心愿意從事的工作已屬不易。但如果反過頭來說，對于正在面臨專業選擇的高中生，倘若他們對新聞傳播感興趣，我依然認為這是一個值得鼓勵和考慮的方向。媒體行業將始終存在，并歷久彌新；它永遠不會消失，只會不斷演變其載體與形態。因此，只要心懷熱忱，就值得投身其中。做新聞確實是需要有一些“理想主義”的。

不過，“有興趣的專業”和“好就業的工作”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個人興趣未必能和市場上的就業機會完全吻合，這也恰恰是當下許多求職者面臨的普遍困境。

Q:對于想要從事媒體行業的學生，您有什么建議嗎？

A:如果說已經鎖定了自己的畢業之后直接就業的目標，那我覺得媒體的實習經驗是很重要的，在不同領域的媒體形態中實習，會對找工作有非常大的幫助。

我有位學生，她從大一的時候就非常明確自己畢業后要去媒體工作，從大二開始，我就一直鼓勵她嘗試不同媒體的實習。

對于想要從事媒體行業的同學，我認為是媒體的實習和工作其實是分“三大板塊”和路徑的：首先是去傳統媒體、主流媒體，建立起對內容規范和專業標準的認知；其次是嘗試到新媒體互聯網，學習用戶思維、數據驅動和快速迭代的能力；最后去企業或初創公司，理解內容如何為商業目標服務，鍛煉自己對產品和企業的運營邏輯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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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黃嘉慧 李 婧 汪 淦

編輯 | 葉佳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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