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輝 | 他的人生，如同一場豪賭

姚文元（右）與張春橋

文 | 李輝

如何面對歷史的復雜與沉重

記得有一年，和朋友談起吳晗、談起鄧拓時，想到姚文元對《海瑞罷官》的批判，雖然已經過去好多年，但還是讓我們產生無限感慨。當年這場來勢兇猛的批判發生時，我們還只是七八歲的孩子。可是，談到這個話題，想到我們竟然已經走過這一不算短的歷史跨度，不由地感到時間的無情與蒼老。

那次談話之后，我想得更多的是姚文元。當把思路集中到他的身上，我才發現對他的了解是那樣少。

如果查閱批判姚文元的文章，把它們匯集一起，一定能夠在書桌上堆起一座小山。從許多關于“文革”人物傳記中，也能發現作者用過不少篇幅勾畫他的生平（印象中，除了傳記類的歷史紀實外，似乎還沒有系統研究姚文元思想的演變、文風演變的著作）。

即使翻閱如此之多與姚文元有關的文章，作為一個“文革”中的風云人物，對姚文元性格、思想的揭示，遠遠不能令人滿意。一些文章看似火力猛烈言詞犀利，卻只是停留在簡單的政治評判上，而缺少思想的剖析和歷史的深度。

在曾盛行的所謂歷史人物紀實熱潮中，雖然時常可見對他的描述，但這一情況并沒有改變，不同的是增加了許多獵奇、傳聞與膚淺的渲染。

不僅僅對姚文元，對許多其他“文革”人物、“文革”事件的描寫，對歷史偉人或者不同角色的描寫，不少都是如此。圖書消費市場毫不客氣、毫不掩飾地伸出巨大的手，調動著一些文人手中的筆，使他們按照市場的需求，描述、編造、渲染許多歷史場景和生活細節。

歷史人物的恢宏與龐雜，要么只剩下所謂的家長里短、一顰一笑，要么只成為平庸的漫畫，涂抹上幾筆拙劣的滑稽色彩。就這樣，在一些文人筆下，歷史的復雜與沉重被化為輕飄飄的一片落葉，或者僅是拋給歷史幾絲諂媚。

他們是那樣熱中于獵奇，把它作為討好讀者討好市場的惟一法寶，以掩飾自己思想的蒼白，從而有意無意使讀者陷入他們營造出的虛假迷宮，永遠走不進歷史的真實。現在中國的歷史紀實，居然如此墮落。

我自覺我并不偏頗也不偏激，我崇尚做人的寬容與隨意。但是，我卻無法接受虛假，更不能認同虛偽。當看到流行于市的那些虛假的、思想蒼白的、嘩眾取寵的所謂歷史紀實作品時，我不由產生一種憂慮與悲哀。

我們就這樣面對歷史嗎？我們就該如此輕松地忘卻吳晗忘卻鄧拓他們的名字嗎？我們就該如此膚淺地把姚文元以及江青之類的人物漫畫化，或者把嚴峻的歷史僅僅劃歸到宮廷秘聞趣聞逸聞之類的談笑之中？

他選擇了文藝批評這一寫作形式

《魯迅——中國文化革命的巨人》

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

在“文革”前的十多年間，他算得上一個令人注目的文學評論家，但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他仍然是普普通通的一員。潮起潮落間不斷濺起諸多浪花，他不過是其中的一朵而已。一切因“文革”而變得不同。因為“文革”，姚文元才不再是潮起潮落間可有可無的水沫，而是赫赫然走進了重要歷史人物的行列。因為“文革”，他寫于“文革”前的這些著作，才具備了新的認識價值和歷史意義。

不止聽一個人說過，姚文元當年曾被視為頗有才氣和水平的年輕文藝批評家。如果有時間把他的文章和當年許多批評家的文章對照閱讀，大概會發現他的與眾不同之處，或者說超人之外。

可是，我沒有這么做。因為當我把它們作為獨立的存在審視時，我竟然無法一一細讀。讀姚文元的雜文，或者評論，我不由感到一種逼人氣勢如山一般矗立面前，如海浪一般涌來。但一旦走進這山背后，便發現這氣勢只是虛假的聲勢，他是以語言的喧囂和情緒的亢奮，掩飾著邏輯混亂和思想蒼白。

那么多大小長短的文章，除了批判叱呵還是批判叱呵，除了引經據典尋章摘句還是引經據典尋章摘句，他并沒有表現出更多的更出色的其他才能，我無法想像，這樣的文字這樣的氣勢，居然在相當長的時間里成為文化界輿論的主流，成為備受青睞的樣板。

批判是一種標志，一種手段，同時也是一種目的。那是政治運動始終成為社會興奮和關注焦點的年代，那是發展生產力和進行經濟建設一度被視為次要的年代。時間的流動，常常可以用政治運動的階段運轉來顯示，來表達，運動，便無法離開批判，運動，便不能不以批判為表現形態，或者說其本身與批判就是相互依存，相互輝映。

姚文元在文壇一露面，即選擇文藝批評這一寫作形式。從而，隨著時間推移，他漸漸在政治運動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批判中發現了自己的價值。姚文元生活的年代生活的環境，使他所選擇的職業，也有了一鳴驚人的可能。這就是大批判的時尚帶給他的機遇。批判的功能是雙重的。一方面，它在特殊條件下給被批判者提供贏得聲名的廣闊天地。姚文元獲得的是后者。當然，批判有時也可能是一把雙刃劍，在刺向對方的同時，也會刺中自己。不過這一現象很少發生。

不能忽視一九五四年“《紅樓夢研究》批判”所具備的多層意義。僅從年輕的批判者可以一夜之間一鳴驚人這一現象來說，其產生的歷史波動便是顯而易見的，兩個默默無聞的“小人物”，僅僅因為敢于向權威挑戰，敢于把所接受的新思想新觀點運用于批判性研究之中，便得到前所未有的器重與推崇，意外地成為政治思想斗爭中的一個工具。他們如同明星一般轉瞬之間脫穎而出，閃現在人們面前，令許許多多青年人仰望、羨慕。無意之中，他們為他人樹立了一鳴驚人的樣板。批判可以顯示革命，可以代表進步，同時，批判也帶來了贏得聲名的各種可能。

很巧，一九八七年底，我調到了“兩個小人物”之一的藍翎先生麾下工作。幾年來我們成了同事，辦公室也相鄰，閑來無事，我便喜歡同他海闊天空地聊天。文壇往事，世態炎涼，人生風雨，等等，都是我們的話題。

藍翎離休后開始撰寫回憶錄，記述作為“右派”在農場勞動時所看到的“右派”間文人的百般形態，記述下放河南商業廳后在糧食生產基地護夏護秋的日日夜夜，記述一九五四年前后自己如何一夜之間成為“明手”的往事。他在寫這些回憶錄時，我成為手稿的最初讀者之一，因而常常在閱讀時進入一種濃厚的歷史氛圍。當閱讀一些篇章后再坐到他的面前，我總能感覺到深深的歷史滄桑環繞著他。作為一名特殊的歷史經歷者參與者，他有別人不可能具備的人生體驗和感觸。因此，他對歷史對現實對自己對各色人物，便有了富有啟示性的見解。

他和姚文元是同齡人，都出生于一九三一年，但他和姚文元并沒有直接打過交道，因為當他處于短暫的顯赫時，姚文元還只是上海的一個普通作者。而當姚文元在反右運動中成為批判明星時，他的命運則發生根本性轉折，從曾經簇擁的鮮花中跌落下來。談到這一命運改變時，談到后來生活的艱難時，藍翎總是顯得非常平靜，語調舒緩，言語間且帶些幽默與調侃。過早地遠離批判中心，不能像以前一樣發表作品，固然是件憾事，但對于他，這未必不是一種解脫，從而避免了難以預料的其他結局。我曾想問他是否為這一轉折而感到慶幸，轉而一想，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便又作罷。歷史和人的命運總是帶有很多偶然性，后來做出的種種假設只能是假設。

他對我說過，當年當他們被譽為“小人物”而一鳴驚人之后，一時間許多文學青年都以“小人物”、“新生力量”自居，希望受到重視，理直氣壯地要求將自己作為人才作為新星予以培養。許多報刊編輯部，常常收到類似要求的來信。信的開頭還會這樣寫：我是一個小人物，我是新生力量……

姚文元當然不能與這樣一些青年同日而語。他早就陸續發表過不少評論文章。他需要的不過是機會，是發展自己。我猜想，他從“小人物”一鳴驚人的情形中，一定得到許多啟發。他必須訓練自己的政治嗅覺，他必須選擇最好的時機和最好的對象，他也必須以最簡捷的方式贏得青睞。

在越來越左、越左越革命的歷史演進中，在政治運動總是以文藝批判開道的年月，現實總是會為某類人提供可以施展才略的天地。姚文元當然屬于這類人。既然他選擇了這樣一條路，他就會毫不遲疑地朝這片天地走去。

他注定成為文人中一種類型的歷史標本

最早研究姚文元的專著并不是出自中國人之手，而是由瑞典隆德大學的漢學家、東亞系主任拉爾斯（Lars Ragvald）所撰寫。早在七十年代“文革”尚未結束時，拉爾斯就把研究課題放在姚文元身上。作為“文革”的旁觀者，作為一種文化的局外人，他十分好奇，一個文藝評論家，如何會占據這么顯赫的位置，具有如此舉足輕重的作用。

不過，他的注意力并沒有放在“文革”中的姚文元身上，也不是把他作為政治人物對待，而是側重于“文革”前活躍于文壇的姚文元，研究姚文元的文藝批評和理論的形成與發展。很自然，在他的心目中，姚文元是和斯大林時代的日丹諾夫相似的人物。當他完成博士論文時，“四人幫”正好被推上了歷史審判臺。拉爾斯沒有做多少修改，還是于一九七八年發表了他的哲學博士論文《作為文學批評家和理論家的姚文元——中國日丹諾夫的出現》。

一九九二年，我訪問瑞典時，在隆德大學校園拉爾斯先生的家中，他送給我這本博士論文，同我談過研究姚文元的緣由。他在“文革”中的一九七二年之所以對姚文元產生興趣，是在閱讀了姚文元的文章，他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姚文元總是根據不同時期的政治要求而不斷地修改自己的文章。他感到好奇。于是，當時正在香港中文大學做研究工作的他，就開始選擇姚文元這個對象予以研究。

我能理解他的好奇。在政治運動此起彼伏的年代，很少有人敢肯定地說自己能預測生活的走向、思想的走向。風的起落，風的旋轉，常常是以不可想像的方向或速度進行著。而且，從五十年代初的思想改造運動開始，作家或學問家根據新的要求對舊日作品進行修改，已經形成時尚，成為必然。身在其中者，把這當作自然而然的事情，并不會為此感到別扭、奇怪。

姚文元也不能例外。他置身于風中，最終又成為呼風喚雨者。與許多善良的作家學問家不同的是，他不斷修改的不僅僅是文章，而是人格本身、精神本身。這樣做，是為了表明自己始終不曾落伍，始終是革命左派。在通往顯赫的道路上，惟其如此他方能領取更多的通行證，從而使自己立于不敗之地。他是踩著被批判者的身軀，踩著被自己不斷否定的自我向前走著。他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能夠步步青云，就在于他有別人的不具備的政治嗅覺，有于細微處辨別風向的特殊才能。他那雙后來總是受人們譏諷的“金魚眼”，卻閃動著狡詐而機警的目光，從撲朔迷離中窺到使自己保持不敗并日益顯赫的秘訣。這一秘訣我想其實描述起來十分簡單明了——在盛行批判的年月，你應該把“棍子”舉得比別人更高，掌握的時機和火候應該比別人更恰到好處，而打在別人身上應該更重。

這也好比一場賭博。

人生賭博。

在這樣的賭場上，姚文元便是一個技藝高超野心勃勃的賭棍。隨著年紀增長和政治運動的熏陶，一切都已發生變化。反右期間捕捉時機，向一個個“右派”作家高舉“棍子”；“文革”前夜大打出手，以批判《海瑞罷官》而揭開歷史浩劫的序幕；……在歷史每一個重要關口，可以說他對風向的觀測與行為選擇，都不同程度帶有賭博成分。尤其是在接受江青張春橋的指令、參與批判《海瑞罷官》陰謀策劃的歷史關口，他真正成為一個赤裸裸的賭徒。從一九六五年十一月發表《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到一九六六年五月發表《評“三家村”》，“文革”的爆發正是以他的聲音而轟然響起令歷史震顫的驚雷。

歷史以冷酷的現實告訴人們，在批判盛行的年代，需要無數大大小小的“棍子”，當“文革”這樣的政治運動處在醞釀之中時，更需要如姚文元這樣敢下賭注的文人。現實情形是，出現這種人的可能，早已存在。

這樣，在獲得聲名顯赫的同時，他手中的筆，不再限于文藝評論甚至文藝批判范疇，而是與“文革”政治緊密相連，他的存在方式就發生了本質性的變化。筆不再是一個文人（哪怕是令人厭惡的“棍子批判家”）手中的工具，而是變為高懸于人們頭上的利劍，變成一個罪惡的標志。他以一個文人起步，到最終雖然仍在搖晃著筆，卻早已超出了一般文人的范疇，不過是以“文革”中最大的“御用文人”的身份。

一旦姚文元做出了這種選擇，一旦他如魔鬼般無保留地把自己交付“文革”政治，他就注定成為文人中一種類型的歷史標本，供人們解剖，留給人們巨大的思索空間。

歷史本不該掩飾不該淡忘，也不應只用一種語調敘述

我這種年齡的人，在我生長的縣城，遠離政治漩渦中心，往往所感受到的只是余波的回蕩。

工作之后，接觸文人較多，從這些經過“文革”磨難的人們身上，我漸漸體會到他們憎恨“文革”的心情。我還注意到，當談論“文革”時，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會談到姚文元。這樣，在我的視野里，姚文元就不僅僅只是刻寫在審判書上的一個名字，而是變得十分具體。

在北京，不同場合不同機會，很容易遇到其命運變化與姚文元緊密相關的人。剛從大學畢業，我曾在《北京晚報》編輯過“五色土”副刊，鄧拓當年就是在這上面開設《燕山夜話》專欄，從而招致殺身之禍。我所在的“五色土”副刊的一些老編輯，在姚文元的文章發表之后，也因為發表《燕山夜話》而獲罪，“文革”中備受折磨。在“五色土”，我的同事鄧壯先生，正好是鄧拓的兒子。我們時常閑聊，從他那里，我知道他父親自殺后家庭的慘狀。我在晚報時，“文革”后“三家村”主將中惟一健在的廖沫沙先生，仍是晚報的作者，每次見到他，從他蒼老的目光中，我仿佛能看到他心中的傷痕。

現能夠看到一個個曾被姚文元的“棍子”無情打擊過的文人，各自以不同步履繼續走著生命旅程，對我們這一代人，要算一種幸運，他們的存在他們的各種姿態，會幫助我們認識歷史認識現在，對照姚文元的文章，我把所見過所接觸過的文人略作回憶，就可以輕易列出一長串曾在他的“棍子”下出現過的名字：丁玲、巴金、周揚、胡風、艾青、秦兆陽、姚雪垠、劉紹棠、王蒙、鄧友梅、陳涌、廖沫沙……風席卷過他們，浪沖打過他們，姚文元正是在他們身上一次次體現出他的“價值”。我相信，如果面對歷史，他們應該會有與我們不同的感受。

許多文人回憶“文革”的文章，能給予我不同程度的震動，但恰恰是一群我的同齡人偶爾寫出的樸素文字，最讓我感到心靈的震顫。一九八六年晚報副刊組織過一次“難忘一事”征文，征文啟事中請讀者寫出自己人生中經歷過的最難忘的一件事。沒想到，在短短兩個月里，收到了六七千份來稿，而且其中描寫“文革”記憶的竟然占據一多半。面對堆滿辦公桌的征文，我感到歷史的沉重。

作為一個對“文革”沒有切身體驗的人，我對同代人的文章格外注意。這些作者與我年紀相差不大，在“文革”發生時、進展中，只能算是孩子。但是，由于他們主要生活在北京，所見所聞，遠遠超出了一般人對“文革”的體驗。有的盡管年紀小，卻也因環境的特殊，而以自己的方式參與了歷史進程。一個和我同歲的作者，因為在標語上涂劃，當年只有八歲就被打成小學里的“小反革命”，并押在批判大會批斗；一個作者四歲時新奇地看父親挨斗，大風中還害怕風把批判父親的大字報刮走，從而被譏諷為“小瘋子”；……更多的人是作為紅衛兵或者紅小兵，參加了抄家、批斗。記述這些往事的文章，與后來那些政治紀實的宏篇巨制相比，只能算簡單記憶的真實記錄，沒有驚天動地的風云變幻，沒有重大事件的披露，然而，它們源于普通人的記憶，是以不假雕飾的筆觸記錄下心靈觸動。在我看來，它們更能從不同角度不同層面，反映“文革”時代的悲劇性荒誕性。

《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

冰心在《滴血的童心》一書上題跋

后來，我把這類征文編輯了一本書，以《滴血的童心——孩子心中的“文革”》為題出版（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七月版）。我興奮地發現，第一篇文章居然是寫吳晗先生的——《吳晗同志，向您道歉！》。

作者當時是北京的一位女中學生，學校就在吳晗的家附近。她回憶一九六六年，在讀過姚文元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之后，她和同學們對“居然有人在首都北京含沙射影攻擊偉大領袖”而感到十分氣憤。這是六月，“文革”高潮剛剛興起，大規模的批斗抄家尚未開始，可她們在一個下午，跑到吳晗家中，為闖進去，她們與警衛員扭打，她則爬樹翻墻而入，她敘述難忘的時刻：

我擠在吳晗旁邊，看他慈眉善目，并不像壞蛋的驢臉三角眼，不由得同情心油然而起，但馬上又想到他反對偉大領袖，于是又故作嚴肅地問他：“你為什么反對偉大領袖？”他急忙搖搖低垂著的頭，連連說：“我沒有反對偉大領袖。”學生們的唾沫從他光禿前額上滑下來，我覺得他很可憐。

二十年后，她步入而立之年。她以無比悔恨的心情回憶往事。在知道吳晗夫婦慘死于“文革”中后，她自責：“對于他們一家的悲慘遭遇，難道我們沒有責任嗎？”她的默默道歉，至今讀來仍然使我感到具有很大的力量，撞擊我的心。可以想像，這種在吳晗亡靈前面深感內疚的情感，在她身上不會消失，將伴隨她一生，而隨著歲月流逝，回首往事時，她會以更深沉的感觸向她的孩子講述自己經歷的一切。

于是，從她和書中其他作者那里，我看到了姚文元（當然還有其他人）與我們這樣一代人所存在的關聯。姚文元既然以這樣的方式出現于中國當代歷史，那么他的文風，他所投射的陰影，會讓親身經歷者和間接經歷者都能感到難以承受的重負。

歷史本不該掩飾不該淡忘，也不應只用一種語調敘述。當我們沉溺于身邊萬事萬物時，不妨時時回頭，看看身后走過的那條漫長曲折的路，惟有此，我們才能以清醒的頭腦歷史的眼光審視現實，邁開人生的穩健步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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