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兵變爆發期，嘉靖得為正德擦屁股

正德十六年，明朝最著名的“游戲皇帝”正德被自己“玩”死了。興獻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朱厚照的堂弟朱厚熜，因為正德無子而被選為皇帝繼承者。天上掉下來的這個大餡餅，讓朱厚熜有些蒙了。但很快，聰明的朱厚熜在藩王府的親信幫助下，逐漸掌控了時局。

當時，朱厚熜不僅面對著朝中重臣們的擠壓，更面臨著邊軍腐敗問題。對于前者，嘉靖通過“大禮議”對文武官員進行整治，逐漸掌握了主動權。對于后者，嘉靖皇帝也在元年派出大臣進行巡邊。

問題的復雜就在于：長期存留的問題，只是等待時機爆發。當你想去解決問題的時候，問題就突然爆發了。

邊鎮三堂中誰最大

從正德四年（1509年）開始，大明每兩年就爆發一次兵變。嘉靖皇帝改元登基后到嘉靖亡故共有19起兵變，嘉靖元年（1522年）二月、七月、八月就分別爆發宣府、大同、福州兵變。在各個兵變中，大同鎮在嘉靖朝竟然發生過三次。由此可知“兵變”問題多么嚴重。

對于兵變問題，其責任首先要由誰承擔呢？很顯然是主管邊軍的人。

明初對軍事的管理還是比較嚴格的。軍隊調遣、最高指揮權都在皇帝手中，包括兵部尚書、直接帶隊的總兵官都沒有這方面的權力。出征統帥由皇帝臨時任命，領兵、調兵的印信也都是一次性。

朱棣時期又擴充宦官權力，“宦官監軍”比較流行。其后，文官勢力開始擴充。由此形成，邊鎮“三堂制度”即：都御史、太監、總兵。

“三堂”中誰的權力最大？很顯然或者都御史或者太監，總兵居主的情況在明朝中后期不可能出現，在明初倒有可能。但這并不不是說：總兵在“潛規則”下不居于主體地位。

畢竟總兵是管軍的軍人，都御史作為監察官員、太監作為皇權的代表屬于“外行”。平常做事、所思所想所言與軍人就不是一個脈絡。因此，邊鎮的日常工作還是總兵居主。

邊軍比較凄慘，屯兵是底層

在明朝的軍隊體系中，有野戰兵和軍屯兵，屯兵地位比較低。

軍屯對于軍隊的支撐作用，主要在明朝前五帝（太祖、建文、成祖、仁宗、宣宗）時期（1368—1435年）。

宣宗（1425—1435年）之后，屯軍受到的盤剝越來越多。

宣德九年（1434年）二月，兵部右侍郎王驥就說“中外都司衛所官，惟知肥己，征差則賣富差貧，征辦則以一科十，或占納月錢，或私役買賣，或以科需扣其月糧，或指操備減其布絮。衣食既窘，遂致逃亡。”

也就是說，宣德朝大規模的軍人間的貧富差距、在文武官員貪污下，許多軍人因無法繳稅，造成像民戶百姓那樣逃荒。

屯兵的稅被稱為“屯田子粒”。它主要是本鎮軍的糧稅，除此以外還有本衛所的糧稅。前者被稱為正糧，稅額十二石；后者被稱為余糧，稅額前期為十二石、后期為六石。

因為各地區軍屯糧食產量不同，有的地方軍屯兵余糧就比較多，有的地方土地貧瘠交稅都交不上。由此造成許多地方的軍屯兵生活貧苦。

之后的問題越來越多，宣宗之后的英宗朱祁鎮治國無能，重用宦官王振亂政，邊鎮問題越來越多，直接造成土木堡之變（1449年）。朱祁鈺為了天下安危和明朝最核心利益，在英宗被蒙古活捉之后毅然稱帝。于謙更是率領軍民展開“北京保衛戰”，使得大明免于被推翻的厄運。

其后，英宗復位，殺民族英雄于謙。其子憲宗登基后為于謙平反，其人品值得人們敬佩。但作為皇帝，因為久在宮中且與軍事關系較遠。邊軍的問題，仍然有賴于各地“三堂”特別是總兵官的有為。

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的黃紱（1422—1493年）巡撫延綏“出見士卒妻衣不蔽體，嘆曰‘健兒家貧至是，何面目臨其上’”。黃紱作為鎮撫官員之一，見軍士們如此，立刻預支了3個月的兵餉，給軍卒們下發月餉。同時，對參將郭鏞、都指揮鄭印、李鐸、王琮等人進行彈劾。

都有哪些人在搜管屯兵、邊軍的利益

屯兵是軍人的最底層，屯兵之上的各等級軍人也都受到盤剝。到了嘉靖時期，就連京軍都出現大量逃亡，禮部侍郎王邦瑞憤怒地說，國初京營七八十萬，現在在冊十四萬多人，但真正操練者不過五六萬。京軍都是如此，其他地區的軍士更是如此。

因為京軍中有部分軍人為班軍，也就是外地軍鎮來京的軍事人員，這些人來到北京后，竟然成為權貴們的“催喚”對象。

宣宗以后明朝的疆域和思想大撤退，因為不需要開疆擴土，宣宗以后的皇帝們，對待蒙古勢力基本不會采用主動進攻的方式，而是一味“防守”。文武官員也日漸向宋朝文武“學習”，主體思想不再是消滅敵人而是阻擋敵人。

大同代王府復原圖

軍屯的大量土地被皇族、太監、文武、豪紳等不斷侵吞。更為嚴峻的是，到了正德、嘉靖年間，軍餉都逐漸發放不出。嘉靖元年，宣府、大同先后發生軍人鼓噪世間，要求發糧餉。比較嚴重的大同，從正德七年到嘉靖四年竟然十三年都不發月糧。

在如此嚴峻形勢下，邊軍逐漸進入“躁動時期”，由此掀開了“兵變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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