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的民間借貸行為，借款人如何處置才能避免遭受詐騙犯罪指控？

在當前司法實踐中，部分正常的借款行為因借款人屆期未能還款，被不當升格為詐騙犯罪予以刑事追訴的現象時有發生。此類案件不僅嚴重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益，也違背了“罪刑法定”“主客觀相統一”等基本刑法原則，但究其原因，借款人本身也有很大過錯。本文結合案例，探討正常的民間借貸行為，借款人如何處置才能避免遭受詐騙犯罪指控。

一、借款行為被誤判為詐騙犯罪的現狀與典型案例 1.借款行為被誤判為詐騙犯罪的現狀

在經濟活動中，借款人因市場波動、經營不善等原因導致資金鏈斷裂，無法按期償還債務，本屬常見民事違約情形。然而，在部分案件中，出借人出于追債目的向公安機關報案，司法機關若未能準確區分“不能還款”與“不愿還款”、“經營風險”與“非法占有”，極易將民事糾紛錯誤認定為刑事犯罪。

此類案件往往呈現以下特征：一是以結果論罪：僅因借款人未還款，即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二是忽視主觀意圖：未審查借款時的真實用途、還款意愿及事后處置行為；三是刑事手段干預民事糾紛：違背《刑法》謙抑性原則，造成“民事案件刑事化”傾向。

2.真實判例：原判有罪、二審或者再審改判無罪的典型案件

本文整理了三個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案例。這些案件最初都被司法機關定性為刑事詐騙（或合同詐騙），當事人已經被定罪判刑甚至被羈押多年，但最終通過二審或者再審程序被改判無罪。法院的判決核心均在于：區分“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認定當事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案例一：趙明利詐騙再審改判無罪案（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刑再5號）

案件背景與原判情況：趙明利原系一家機械加工廠的廠長，長期從鞍山市某冷軋軋鋼廠購買冷軋卷板。雙方交易習慣為“先提貨、后付款”，通過結算單和收款收據進行對賬。1994年至1995年間，趙明利因經營不善，未能及時支付部分貨款，被指控在4次提貨過程中“空手套白狼”，被公安機關抓獲。1998年，遼寧省鞍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趙明利犯詐騙罪，判處有期徒刑5年，并處罰金10萬元。趙明利提出上訴，遼寧省遼陽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裁定駁回上訴，維持原判。趙明利不服，提出申訴，但被駁回。2015年趙明利因病去世后，其妻子馬英杰繼續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訴。

再審焦點與改判理由：最高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原判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首先，趙明利在提貨時均是以真實身份進行，從未隱瞞或逃匿，且在交易期間一直有積極還款的行為。其次，趙明利及其工廠在交易期間具備一定的履約能力，未支付貨款的主要原因是雙方在交易習慣上存在誤解以及市場行情變化導致的資金周轉困難，而非主觀上想非法占有貨物。最后，趙明利在未付清貨款后，仍多次主動與對方協商還款事宜，表現出明確的履約意愿。

最終結果：2019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公開宣判，撤銷原審判決，改判趙明利無罪。該案被視為最高法保護民營企業家人身財產權益的標桿性案例，確立了“未及時付款不等于詐騙”的司法原則。

案例二：靳某峰涉嫌詐騙罪二審改判無罪案（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23）滬02刑終826號）

案件背景與原判情況：靳某峰在上海經營一家進出口貿易公司。2018年至2020年間，為維持公司運轉和資金周轉，他以“項目墊資”為由，向多位親友及投資者借款累計超過1500萬元。借款期間，靳某峰確實存在夸大公司實力、展示虛假業務合同等“包裝”行為，且借款用于支付高額利息和部分個人消費。2021年，因資金鏈斷裂無法償還本息，出借人（其中包含用于父母養老的積蓄）報警，指控靳某峰詐騙。警方立案偵查并對其采取刑事強制措施。一審法院審理后，認定靳某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騙取借款，判處其有期徒刑十年，并處罰金50萬元。

二審焦點與改判理由：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二審重點審查了“非法占有目的”。法院查明，靳某峰的公司是合法注冊的實體企業，雖然他有夸大實力的行為，但借款主要用于公司的生產經營和償還債務，而非肆意揮霍或攜款潛逃。在債務危機爆發后，靳某峰并未逃匿，而是主動提出成立新公司以經營收入償債的方案，且一直與債權人保持聯系。法院認為，靳某峰雖然經營失敗，但這是商業風險，其行為屬于民事借貸糾紛中的“欺詐”或“違約”，不構成刑事詐騙。

最終結果：2024年7月，上海二中院終審判決撤銷原判，宣告靳某峰無罪，并當庭釋放。判決書明確指出：“刑法不應輕易介入民事經濟糾紛，不能僅憑‘未還款’倒推具有非法占有目的。”

案例三：李某勝合同詐騙再審改判無罪案（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2019)冀刑再5號再審判決）

案件背景與原判情況：李某勝是徐州某鋼鐵公司的法定代表人。2012年，他的公司與一家焦炭供應商簽訂購銷合同，采購了一批焦炭。在合同履行過程中，李某勝前期支付了大部分貨款，但后期因焦炭質量存在爭議以及對方未開具增值稅發票等原因，剩余貨款遲遲未結清。供應商報案，公安機關以涉嫌合同詐騙罪立案，指控李某勝在無履約能力的情況下騙取貨物。法院一審判處李某勝有期徒刑十一年，并處罰金。

再審焦點與改判理由：河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再審中發現，原審判決事實認定存在重大錯誤。首先，李某勝在簽訂合同時使用的是真實身份和公司主體，沒有虛構單位或冒用他人名義。其次，李某勝收到焦炭后全部投入到了公司的正常生產中，這是典型的經營行為，而非倒賣變現。再次，李某勝在案發前一直在與對方協商補簽協議、支付尾款，并已支付了部分款項，證明其有履約意愿。最后，李某勝名下有房產和股票，具備一定的履約能力，且未履約的原因（質量爭議、發票問題）屬于正當的民事抗辯事由。

最終結果：河北高院最終撤銷原審判決，改判李某勝無罪。法院強調，在經濟活動中，因履約能力變化或對合同條款理解不同產生的糾紛，應通過民事訴訟解決，不能因為存在“拖欠”就上升為刑事犯罪。

二、借款行為被認定為詐騙罪的錯誤成因分析 1.以“不能還款”推定“非法占有目的”

錯誤邏輯：借款人未按時還款→推定其借款時即無還款意愿→認定構成詐騙。

正確標準：根據《全國法院審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法〔2001〕8號）及最高法指導案例，認定“非法占有目的”須綜合以下因素：借款用途是否真實；是否有逃避債務行為（如逃匿、轉移資產）；是否有還款意愿與實際努力；資金去向是否合法。

2.混淆“民事欺詐”與“刑事詐騙”

民事欺詐：為促成合同而夸大履約能力，但仍有履行意愿與行為。

刑事詐騙：根本無履約意圖，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事實、隱瞞真相。

區分標準：是否具有“履約基礎”與“履約行為”。

3.出借人及程序施加的有形或無形的壓力

類似案件，法律適用其實不難，或許法官也認為無罪，但憑其一己之力想要作出無罪判決，難如登天。可以說，正常民事借貸行為被當作詐騙犯罪處理，均與借款人本身過錯有關。一旦出借人報案并正式啟動了刑事訴訟程序，在現行體制機制下，尤其是在借款人尚未還款，出借人損失特別巨大，生活陷入困頓，因此緊盯辦案機關，甚至借助權力或者裹挾輿論對法院施壓時，法院很難依法作出無罪判決。這就是目前的現狀，也是無奈的現實。

三、借款人如何避免遭受刑事指控？——基于司法判例的合規建議

原本正常的民事借款，后因無法還款被當成詐騙犯罪予以追訴的，借款人往往通過一系列不誠信的言行激怒了出借人，出借人才向公安機關報案。這些借款人被抓甚至被判后才重視并著急起來，但這時往往悔之晚矣。因為目前的刑事案件，一旦正式立案，啟動了刑事訴訟程序，后面就很難停止下來了。只要起訴到了法院，99%以上的概率都會被定罪，原審判決有罪，再審改判無罪的，更是寥寥無幾。因此，借款人務必未雨綢繆、提前防范。

1.借款前：規范操作，保留證據

簽訂書面合同，明確借款金額、用途、期限、利息。提供真實財務資料，避免虛假陳述。保留溝通記錄，如微信、郵件、錄音等，證明借款用途合法。

2.還款困難時：主動溝通，積極應對

（1）立即與出借人協商，制定還款計劃。如書面說明困難原因，提出分期還款或抵押擔保方案，并保留協商記錄。該行為可能成為二審或者再審改判的重要依據。

（2）避免“失聯”“逃匿”等高風險行為。根據（2018）最高法刑再5號案，趙明利雖未還款，但始終與對方保持聯系，成為其無非法占有目的的關鍵證據。因此，借款人無法按期還款時，不能實施下列行為：更換手機號、失聯；轉移資產、隱匿財產；惡意揮霍借款。

（3）主動披露信息，尋求調解或民事解決。雖未履約，但持續向出借方通報公司經營狀況或者個人財務狀況，表達延期或者分期還款意愿，或許也能成為改判無罪的依據。必要時，可以請求第三人或者調解組織進行調解，明確債務性質。

3.被刑事立案后：籌款還債、依法維權

（1）及時籌款還清債務，或者與出借人簽訂還款協議。借款人必須展現足夠的誠意，取得出借人的諒解。如果出借人出具諒解書甚至申請撤銷案件，已經啟動的刑事訴訟程序就有可能停下來。

（2）立即委托律師介入。一旦被卷入刑事案件，越早請律師越有利，律師可以及時收集并向辦案機關提交無非法占有目的的證據。

（3）如已被起訴，應以專業方法應訴。比如可以查找相關無罪判例、案例提供給法院，請求法院參照指導性案例進行裁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