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場博弈，伊朗是棋手還是棋子？

民智評論

作者：周晨曦，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約3500字，預計閱讀時間10分鐘）

2025 年 12 月 23 日，在聯合國安理會伊朗核問題公開會上，各國圍繞恢復伊核問題制裁機制進行了激烈交鋒。

早在 8 月 28 日，法國、德國和英國就啟動了恢復制裁的程序，理由是伊朗未能履行《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的相關承諾，尤其是在高濃縮鈾庫存核查方面。

而俄羅斯、伊朗則主張，2015 年通過的《聯合國安理會第 2231 號決議》（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231）已經于 2025 年 10 月 18 日到期，恢復制裁缺乏法律依據，并質疑西方國家濫用安理會程序。

美國雖然總體支持恢復制裁，但同時也強調原意在伊朗停止鈾濃縮之后與其進行外交談判，仍給伊朗留下了回旋的空間。

中國則呼吁各方應避免加劇對抗，通過外交對話解決分歧，并重申伊朗核計劃的和平性質，反對單邊制裁。

而在 6 月伊朗與以色列之間持續 12 天的直接軍事沖突中，美國出動 B-2 隱形轟炸機等對伊朗 3 處核設施實施突襲，并造成實質性破壞。

據美聯社報道，以色列對伊朗的空襲導致了 12 位核科學家的身亡，伊朗核基礎設施的重建能力仍有待觀察。

相較 2015 年協議達成前，伊朗當前面臨的國際壓力與制裁并未緩解，反而疊加了國內水危機、情報網絡暴露等治理難題，進而加劇政權合法性與穩定壓力。

在多重內外擠壓下，伊朗如何重建戰略空間，已成為其對外政策的核心議題。面對這樣的多重戰略困境，伊朗將何去何從？

▲伊朗在聯合國安理會。

持續增加的戰略壓力

在國內層面，長期制裁背景下的經濟結構失衡逐步顯性化。財政壓力、通貨膨脹與失業疊加，不僅削弱經濟復蘇能力，也放大社會不穩定因素。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數據顯示，伊朗 2025 年人均 GDP 約為 4070 美元，較 2024 年出現了回落，且明顯低于 2011 年的 9600 美元和 1990 年的 11000 美元。長期下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制裁環境與結構性改革受限的疊加效應。

同時，伊朗現任總統馬蘇德·佩澤希齊揚（Masoud Pezeshkian）在多次公開講話中強調，德黑蘭及其周邊地區連續多年降雨量驟降、水庫水位跌至歷史低點，導致首都供水近乎枯竭，嚴重的水危機已逼迫政府提出遷都的設想，這是對國家生存與政權穩定的重大警示。

這種水資源緊缺無疑對政權的內部穩定構成了實質性挑戰。佩澤希齊揚提出遷都并非簡單規劃，而是強調“別無選擇”，突顯出政權面對生態危機與治理壓力的兩難局面。

▲伊朗的水資源短缺現狀

外部環境變化同樣壓縮了伊朗的戰略空間。除核問題制裁重啟外，地區安全格局的演變也對伊朗極為不利。

2025 年 6 月伊以持續 12 天的直接軍事沖突，不僅對伊朗核設施造成實質性沖擊，也顯示伊朗長期倚重的“核門檻能力”難以形成足以阻止對手的有效威懾。

與此同時，沖突暴露出伊朗“抵抗軸心”（Iran’s Axis of Resistance）在高強度對抗下的動員與協同不足。沖突初期，黎巴嫩真主黨與伊拉克民兵并未全面入場；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倒臺也削弱了伊朗在黎凡特方向的戰略支點。

以色列國家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srael）指出，伊朗的代理戰略（The Proxy Strategy）不能約束以色列的行動，伊朗正處于前所未有的脆弱時刻。

以色列追求“絕對安全”的戰略目標，企圖徹底顛覆伊朗政權和打消掉伊朗擁核的可能性，意味著伊朗任何提升戰略空間的舉措都將被以色列視為安全威脅，伊朗在中東地區承擔著再次遭受軍事打擊的風險。

▲由伊朗主導的 Axis of Resistance（抵抗軸心）是以反對以色列和美國為核心目標的地區政治-軍事聯盟網絡，主要覆蓋伊朗、伊拉克、敘利亞、黎巴嫩（真主黨），并延伸至加沙地帶（哈馬斯、伊斯蘭圣戰組織）和也門（胡塞武裝）。

當國內壓力疊加外部戰略擠壓時，伊朗在經濟修復、地區影響力維系與大國關系取向等關鍵議題上的政策選擇愈發呈現出兩難特征，其可供操作的戰略空間正在被多重因素壓縮。

這一趨勢，構成理解伊朗當前外交與安全行為的重要背景。

在中美俄三角結構中的有限選擇

在戰略空間收縮的背景下，伊朗的戰略選擇更加直接地表現為“借力換取緩沖”，即在中美俄互動中尋找戰略機遇，拓展戰略空間，緩解制裁與安全壓力。

中國在伊朗問題上的立場總體強調穩定、合作與多邊主義，并不以改變伊朗國內政治或直接重塑地區安全架構為導向，在實踐層面，中國與伊朗的互動主要集中在能源貿易、多邊協調以及有限的安全合作上。

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為伊朗提供了投資與基礎設施合作機會。過去五年，中國與伊朗簽署了多項合作文件，涵蓋了油氣、交通、工業與農業等領域，推動了合作長期化與制度化。

2023年，伊朗正式成為上海合作組織（SCO）成員國。《新德里宣言》（The New Delhi Declaration）對此予以確認，并稱其入會“具有歷史意義”，這也為伊朗提供了一個持續的多邊外交平臺。

2023 年 3 月，中國促成了伊朗與沙特的和解，幫助伊朗降低海灣方向的戰略壓力并減少多線對抗風險。

同時，中國在全球事務中的影響力提升，也使得伊朗有理由與中國建立更高層次的戰略關系。

總體而言，中國在經貿與多邊層面的持續投入，與伊朗緩解經濟壓力、分散外交風險、避免進一步孤立的需求形成一定契合，也為伊朗在制裁環境下提供替代性外部支撐。

▲伊朗前總統賽義德·易卜拉欣·萊希（Seyed Ebrahim Raisi）在上海合作組織。

俄羅斯在伊朗問題上的戰略目標則呈現出更強的工具性特征。一方面，伊朗是俄羅斯在中東制衡美國及其盟友的重要合作對象；另一方面，雙方在能源、軍工與地區安全事務上的合作，也為俄羅斯擴大其地區影響力提供了突破點。

俄烏沖突以來，伊朗在無人機、防務合作等領域對俄羅斯的重要性上升，伊朗方面也試圖利用俄羅斯國防工業來補充自身縮減的軍力。

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曾揭示伊朗與俄羅斯的軍備交易，自 2023 年以來，伊朗獲取了包括 蘇-35 戰斗機和 S-400 防空系統在內的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軍事裝備。

總體而言，俄羅斯通過政治支持、軍事技術合作以及在聯合國安理會層面的協調，向伊朗提供一定程度的戰略緩沖。

▲ 2023 年 9 月，伊朗接收購買自俄羅斯的首架 雅克-130 教練機。

相比之下，美國對伊朗戰略選擇的約束性更強。美方對伊政策的核心目標是防止伊朗獲得核武器能力、限制其地區影響力，并維持美國主導下的中東安全秩序。

由此形成的制裁體系、軍事威懾與外交施壓機制，構成美國在伊朗問題上的主要政策工具。

然而，這種以約束為導向的投入方式，與伊朗尋求經濟復蘇、維護戰略自主并保留核能力選項的需求之間存在根本性沖突，也使雙方關系長期處于高度緊張狀態。

特朗普二次上臺后，放棄了第一任期只強硬施壓促進政權顛覆的方式，轉為了制裁高壓與談判并軌，企圖在伊朗面臨巨大內外壓力之際，迫使其在妥協以達成利于美國的談判結果。

2025 年 4 月以來，在阿曼的斡旋之下，美伊進行了多輪核談判，但由于在是否放棄鈾濃縮的問題上立場分歧過大，難以在關鍵條款上形成可交換空間。

同時，今年 6 月以色列發動對伊朗的襲擊之后，白宮聲明該行動由以色列單方面實施、美國未參與。這一表態在一定程度上有意將美方與軍事升級切割開來，從而為后續繼續推進對伊接觸與談判保留必要的政策余地。

雖然美伊關系暫時無法得到突破性的進展，伊朗仍會評估與美國達成有限安排對緩解內外壓力的合作收益。當美國在核問題上采取更為寬松的態度，伊朗可能會重新考慮與美國的關系。

美國對伊朗繼續強硬施壓，也可能迫使伊朗考慮與美國達成某種解除制裁的階段性協議。

結語：未來何去何從？

總體而言，中國在伊朗問題上的角色將保持克制而穩定：強調防止局勢失控、維護地區穩定，并在能源合作與經貿往來中維持持續投入。

這種投入可為伊朗提供一定經濟緩沖，但不足以抵消制裁體系帶來的結構性約束。

關鍵并非經貿投入本身，而在于外部大國是否愿意提供安全層面的承諾或風險共擔。

相比之下，俄羅斯雖受自身資源與戰線牽制，其支持難以從根本上改變伊朗所處的制裁環境，但在外交與安全層面可能增強伊朗對外博弈的籌碼。

對伊朗而言，這意味著俄方的支持具有明顯工具性，其上限取決于俄羅斯與西方博弈的需要。

在高壓生存環境下，與美國達成有限妥協也是伊朗的一項備選，但可行性與上限都較低。

首先，美伊之間缺乏戰略互信：多輪談判破裂與軍事打擊經歷削弱了雙方可信承諾，使任何接觸更像風險管理。

其次，以色列因素構成美伊談判的關鍵不確定性。2025 年 6 月以色列對伊行動被認為意在干擾美伊第六輪核談判；只要以色列升級軍事行動，美伊談判就會失去最低限度的政治與安全條件。

同樣，美國國內政治約束顯著：對以安全承諾與國會高強度介入限制了政府對伊讓步空間。第四，伊朗國內權力結構同樣壓縮對美轉向的操作空間。

根據伊朗憲法第 110 條，最高領袖擁有決定國家總體政策、擔任武裝力量統帥、宣布戰爭與和平等關鍵權力；外交與安全實權仍集中于最高領袖與革命衛隊體系。

即便以佩澤希齊揚為代表的溫和派強調解除制裁、改善對外經濟關系并主張重啟外交，也必須在最高領袖劃定的紅線內行動。佩澤希齊揚也曾因推動與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接觸而遭國內保守派批評，反映出對美外交轉向的國內政治成本。

▲伊朗現任總統馬蘇德·佩澤希齊揚（Masoud Pezeshkian）。

總之，在伊朗國內權力結構與國家安全敘事不發生根本性變化的情況下，中國與俄羅斯仍將是伊朗難以放棄的外部支點，可為其在西方高壓制裁與安全威脅之下提供有限但可用的戰略緩沖；伊朗與上文所述幾個關鍵國之間的互利關系大概率將繼續深化。

與此同時，伊朗與美國在特定議題上仍存在達成階段性安排的可能，但其前景受互信赤字、以色列因素以及雙方國內政治約束的共同限制。

在可預見的未來，伊朗徹底倒向美國的概率極低。

撰稿：周晨曦

編務：王靜怡

責編：邵逸飛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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