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自心底流 天然去雕飾——淺評“藥師”詩人大龍的詩歌風格

【作者簡介】

楊沐，筆名有春天、木兮春兮等。江西，中共黨員，中華詩詞學會、中國詩歌學會、中國散文學會等會員，作品散見于全國各地報刊、網絡平臺及數十余種選本。

詩自心底流 天然去雕飾

——淺評“藥師”詩人大龍的詩歌風格

楊沐

“藥師”詩人大龍有一篇美文叫《外境乃心造》，文中說：“外境乃心造。萬物乃心的變現。……一切乃無中生有，只是心愿使然。”又說：“故古人很重視修身養性（修心），護持自己的正知正念……偉大的作品自然成就，無需雕琢。人們常說，詩書畫是從心里流淌出來的，不是硬寫出來的。”其實，大龍的詩歌都發自內心，都是從心底流淌出來的，而不是為寫詩而寫詩，自然天成，無意刻意雕飾，似乎還頗有些“不修邊幅”。

大龍原名叫張金龍，南京市作協會員，是一位生物學學士，中藥學碩士，副主任藥師，藥企高管，產業教授，碩導。但大龍常說，他只是一個“藥師”而非“醫師”，然而他已具備了醫者的仁心，深諳社會有時也需要“望聞問切”，針對不同的“時病”配以不同的“藥”。所以，大龍常常以筆為“引”，“配置”出不少通俗易懂而又實用的“詩藥”，或清新優雅，或幽默風趣，或慈悲大愛，或針砭時弊，或啟人心智，或“防治”心性，令人賞心悅目，心曠神怡，而又富有深意，讀有所感，受益良多，深受廣大讀者好評。

讀大龍的詩歌，給人感受最親切、最真實的，就是他的詩歌自然貼切，通俗易懂，不生澀，不故作高深，不故弄玄虛，恍如一股清泉汩汩而流，又像一襲春風習習而拂，讀后心情舒暢。

我向來認為，詩歌，首先要讓人看得懂。看得懂才是詩歌的第一生命，是詩歌最扎實、最強大的基石。詩歌是寫給老百姓看的，不是只寫給“專家”看的。如果一首詩連看都看不懂，憑什么流傳，老百姓誰還有興趣讀下去，誰又去流傳？大唐三大詩人之一的白居易，就以其詩“通俗易懂”而名播天下，婦孺媼嫗皆耳熟能詳，《琵琶行》《長恨歌》等經典作品被廣泛傳播和流傳，對后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唐才子傳》云：“公詩以六義為主，不賞艱難。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嫗讀之，問解則錄。”唐宣宗有詩吊白居易，也感慨道：“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大龍的詩歌就很好地傳承了白居易這一優秀風格，這在他的所有作品中都有體現，如《蓮荷組詩》其四：

小荷尖尖角，蜻蜓立上頭。

婷婷舞女裙，蛙躍魚游走。

接天無窮碧，殘荷聽雨聲。

美妙意象在，凈心解憂愁。

短短數句，寫得淺顯易懂，通暢達觀，不僅敘事簡潔明了，而且也很優美，可讀可吟可歌，直達人心。

當然，細心的讀者不難發現，大龍的詩歌在通俗易懂的同時，還多有針砭時弊、啟人心智、發人深省的篇章。諸如《岳飛悲劇乃民族悲劇》、《雷峰塔與斷橋》、《游沈園》、《大龍說修身》、《天堂地獄在哪里》、《驢與人》等等，更像是一劑“特效藥”，在讓人讀得懂的同時，還讓人感覺真實，醍醐灌頂，頃刻間眼前豁然開朗，洞腦大開，收獲滿滿。

這或許跟他的職業有關，大龍是一位“藥家”，通曉“君臣佐使”，“選材配伍”。俗話說“三句不離本行”，大龍在寫詩的時候，也常常如此。但我以為，更主要的是因為他的詩寫得真實，發自內心，善于根據他的行業目光和習慣，選擇適當的素材，并有機組織，形成獨具自身特色的風格。因為真實，所以自然，敢說真話；因為真實，所以通俗易懂；因為真實，所以更有利于傳播。

后人評價白居易的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

大龍深諳此理也！

然而，有些人卻喜歡故弄玄虛，寫些空泛的內容，無病呻吟，不僅別人看不懂，恐怕連他自己也不知所云。記得年輕時我好寫詩，多次投稿卻均如石沉大海。我去請教有一位“小有名氣”的詩友，詩友看了看我的作品，指指點點一番，最后不動聲色地說，詩就是要人讀不懂！我非常納悶，但按照他的“秘訣”修改后，果然一投便“中”。每每回想起這事，心中頗感可笑又可悲。是啊，詩一旦墮落到“不懂”的境界，詩壇一旦為此類詩提供了“生存”的空間，那才是詩與詩壇的悲哀！

大龍的詩歌，排列整齊而又錯落有致，語言優美，韻律和諧，富有節奏感。這是大龍詩歌的又一主要風格特色。

排列整齊是指形式美，大龍的詩歌基本上以五言七言為主，而雜以三言四言六言不等，承繼了我國傳統詩詞的形式而又有所變化，不拘一格。從整體上看參差卻不失整齊，錯落卻不失有致。在此基礎上，大龍善于運用老百姓熟悉的語言，甚至口語，追求一定的平仄和節奏，韻律協調，極富音樂感，讀起來朗朗上口，優美動聽，不僅適合歌吟，也可以唱和。這頗似我國古代詩歌中的離騷體、樂府、新樂府和歌行體詩（有人把它們統稱為“古風”），但又與古風不同。

新古詩運動發起人、世界文化總會主席范光陵博士提出“新古詩”，也稱“新古體詩”，并大力倡導和推廣新古體詩的寫作。他認為：“新古體詩完全尊重中國傳統詩的格式，每詩四行或幾個四行，每行四、五、六、七言皆可；不講平仄對仗，只要第二、四行末一個字有韻即可；韻也是現代自然韻，不必用古韻；用詞都用現代的詞，盡量使用流暢的文字；在有限的篇幅內盡量地表現出情感和一些哲理來。”（樊希安《我對“新古體詩”的幾點認識》）

中華詩詞學會常務理事、《中華詩詞》雜志執行主編高昌先生也認為：“所謂新古體詩，實際上就是借鑒古絕形式，采用七言、五言詩歌和詞曲的基本形式，同時又不拘泥于嚴格的平仄格律的限制和約束的一種比較寬松自由的詩體。”（高昌《錢江怒濤抒我懷——賀敬之新古體詩論》）

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總編、中華詩詞出版中心副主任段維教授在《新古體詩詞論析》一文中，總結新古體詩的特性包括這樣幾點：一是不拘平仄律，二是字數允許適當增減，三是句式可以微調。

所以，“新古體詩”的概念一經提出，就受到人們的好評。因為這種詩歌文體解放了“格律思想”，不受格律詩諸多條條框框的約束，靈活好寫，不僅具備形式美，而且讀起同樣富有音韻美。

縱觀大龍的詩歌，幾乎都可以歸屬為“新古體詩”，這里就不一一列舉。當然，也有人把大龍的詩歌稱為“大龍體”，本文姑且不論合不合適，但從另一個方面反映了大龍的詩歌寫出了自己獨特的風格，擁有廣泛的讀者。

而有些人，特別是一些專注于寫格律詩詞的人，非但瞧不起新古體詩，甚至，還視這種新生事物是作賤我國傳統詩詞文化。其實這未免太過于偏激，因為詩歌形式本身并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何況詩歌總是在不斷發展的，從詩經到離騷體，再到樂府、新樂府，再到歌行體，再到格律詩，再到詞、曲，以及現代詩，新的詩歌形式總是在不斷催生，迭代，并得以健康發展。

我相信，在今后的詩歌創作過程中，大龍肯定會將這種新古體詩運用更加爐火純青，寫出更多優秀的作品。

無論是通俗易懂，還是真情實感與體裁形式，如果沒有詩歌內在的東西作支撐，恐怕也是徒有其表，如此，我就不得不再談一談大龍的詩歌內容。

大龍的詩歌所涉及的寫作內容比較豐富，這既得益于他的職業和藥企管理經驗，得益于他能走出去感受祖國大好河山的熏陶，也得益于他勤于學習我國傳統文化（包括傳統詩詞），更得益于他善于觀察和思考，善于分析歷史，分析歷史人物、事件的功與過及其歷史的局限性，從而總結經驗，提出自身獨特的觀點或看法。所以，大龍的詩歌耐讀，有品相。這也是大龍詩歌另一主要風格。

是的，詩不能只停留在“自我陶醉”，而應該多多少少發揮它的社會價值。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提出“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彰顯了詩歌的現實主義創作價值。白居易倡導的新樂府運動，特別強調詩歌的“美刺”作用。所謂“美刺”就是中國古代關于詩歌社會功能的一種說法。“美”即歌頌，“刺”即諷刺。

如果說內容豐富是詩歌的內蘊，那么“美刺”更像是詩歌的外延，充分印證了詩歌的“質地”。注意，不僅僅是“質”，材料衡量質，實用體現價值，此為“質地”。

大龍的詩歌很好地繼承了詩歌的這一功能特性，或歌“功”頌“德”，或針砭時弊，或提出警醒、忠告，常常觸及讀者的靈魂，如我前面所講大龍的詩歌像是一劑“特效藥”，發揮了特別的“療效”。

這類作品，除了我前面所列舉的篇章，更有《梅文化》、《長安三萬里》、《詩經濕地植物文化展》、《杭州西溪濕地組詩》、《參觀“麗人行”》、《瞻仰弘一法師紀念館》、《參觀郁達夫杭州故居》、《參觀蓋叫天故居》、《中國刀剪劍博物館》、《最憶是杭州》、《宋城千古情》、《魯迅故里游》、《漫步西施故里》、《跨湖橋遺址博物館》，等等，大龍都滲透了自己的感悟，都體現了詩歌的“美刺”功能，對讀者讀歷史、讀現實都有一定的幫助。

這也是每一位詩人的使命感！大龍“不辱使命”矣！

形式與內容的完美結合，才是詩人追求的最高境界。

詩友劉武成說，初讀大龍的作品“初覺淡雅，然正如一杯清茶，淡中蘊香，清潤襲人。或諧或莊，諧中寓莊；或清澈或深蘊，淺中映深；或家常或思辨，常事中藏哲理。”（見《張金龍新浪博客之初識》）這也充分反映了大龍詩歌獨特的風格。

詩友牛應萍在《七律·致張金龍》是這樣寫大龍的：

致純秉性最無華，倜儻能教氣質拿。

張柳風中搖素韻，秦淮河畔有人家。

金真自火千般煉，藥貴從嚴兩眼查。

龍舉筆揮如瀉水，須臾墨落已生花。

或許，大龍的詩歌之所以形成自身的特色，是其“秉性”所然。詩自心底流，天然去雕飾，用心去感，去悟，去寫，讓思想的火花從心里涓涓流淌而出，將內容與形式完美結合，才能真正成就一個詩人自身而獨特的作品風格。

2024.1.10夜

【作家簡介】

張金龍，筆名大龍，中共黨員，江蘇鹽城響水人。生物學學士，中藥學碩士，藥企高管，副主任藥師，產業教授，作家。風華文學副社長，中國散文網會員，中國詩歌網藍V詩人，南京市作協會員。2017年開始發表文學作品，迄今已出版詩歌散文40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