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被執行死刑的女明星，紅遍大江南北，槍斃前大喊：這不公平

1992年4月，湖北黃石郊外的刑場上，一聲槍響結束了程春蓮37歲的生命。

槍響之前，她穿著整齊的囚服，頭發一絲不茍地盤在腦后，仿佛在準備登臺演出。法官問還有什么話要說，她突然仰起頭，喊出那句話：“這不公平！”

程春蓮出生在鐵山礦區的一間紅磚房里，家里五個孩子，父母都是普通工人，飯桌上最常見的是紅薯和咸菜。誰也想不到，這樣的環境里能飛出一只“百靈鳥”。

她從小愛唱歌，礦區的廣播放什么，她聽兩遍就能完整地唱出來。十二歲那年，縣劇團來招生，老師看中了這個眼睛亮晶晶的小姑娘，母親賣掉家里唯一的下蛋母雞，湊了三塊多錢的路費，把她送進了劇團。

劇團的日子苦得很，天不亮就要起來練嗓，夜里還在練功。冬天手腳生凍瘡，夏天背上全是痱子，但她從沒說過放棄。十五歲，她成了歌舞團最年輕的正式演員，拿到第一個月工資，她給父親買了一雙新膠鞋。

后來《劉三姐》重新排演，她在上百個競爭者中拿到了主角。那段時間，她成了黃石的名人，商場開業請她去剪彩，掛歷上印著她的劇照，走在街上都有人認得出來。

如果故事停在這里，該多好。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下海”成了時髦詞，身邊不少人南下去做生意，程春蓮看著也動了心，她辭了歌舞團的工作，跑到深圳賣起了時裝。

一件裙子能賺幾十塊，收入比在團里高多了，但她覺得還不夠。偶然的機會，她聽人說起了石油生意。

那時候石油價格實行兩種制度，計劃內的便宜，計劃外的貴，中間差價很大。程春蓮通過過去的關系，認識了一個縣石油公司的負責人。飯桌上，她唱了一曲《采茶歌》，對方很高興，答應每月給她批一些計劃內的石油指標。

從此她換了打扮，燙了頭發，穿上西裝，拎著黑色公文包開始跑生意。她把低價拿到的石油，高價賣給需要的工廠，錢像流水一樣進了口袋。

不到兩年時間，她買了進口轎車，給父母蓋起了三層小樓，還在大酒店里長期包了房間，老家的人都說她有出息，唱戲的成了大老板。

錢來得太快，有時候會讓人忘記腳下的路是不是走對了。

程春蓮的生意越做越大，但知道內情的人開始覺得不對勁，終于有一天，一封舉報信寄到了有關部門，信里寫得清清楚楚，連她坐在車里數錢的照片都有。

調查人員找到她的時候，她正想把剛收的錢處理掉，但已經來不及了。辦案的人花了幾個月時間，跑了七個省市，調取的證據摞起來有兩尺高。

審訊室里，她還在說自己是“有功之臣”，解決了工廠用油的問題，那些錢是她應得的“中介費”。直到辦案人員從她家天花板的隔層里，搜出了二十多萬現金，她才低下頭。

法庭上，她的辯護律師說了很多，說她主觀惡性不大，對社會危害有限。可她自己卻在最后陳述時情緒激動，質問為什么只抓她一個人。

關在看守所的日子里，她每天準時起床練嗓、壓腿。執行那天下了點小雨，她走得很平靜，除了那句“不公平”，再沒多說什么。

她留下的車子、房子、存款，全都被依法處理，父母只收到一張蓋著紅章的《沒收決定書》。

程春蓮被執行也引起了不小的爭議，因為隨著時間推移，石油價格的兩種制度逐漸并軌了，“計劃內”和“計劃外”的差價消失了。再后來，她觸犯的那個罪名本身也從法律條文里消失了。

不過話說回來，程春蓮的故事不是簡單的“明星犯罪”，也不是“貪官落馬”，而是一個普通人面對巨大誘惑時，如何一步步走錯的故事。舞臺的燈光很亮，但照不到所有的角落，嗓音響亮可以打動觀眾，但響不過法律的聲音。

程春蓮用她37年的人生，給所有人提了個醒：無論站在什么位置，無論有多少理由，有些線是不能越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