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剪刀揮向頭發：教育者手中的權力邊界何在？

再重申一遍：

那個被暴力剪發的孩子，并非沒有過錯，“染發燙發”的確是《中學生守則》不允許的。

但是，教師鎖喉并暴力剪發，是涉嫌違法的！這是性質問題！

上級部門的“嚴厲批評”和法律從業者的告誡，已是板上釘釘的。

問題是，暴力能解決問題嗎？

類似于那個古代寓言中，庸醫拿起剪刀咔嚓剪掉了中箭者體外的箭桿，宣告治療完成。

跟那個暴力理發的“名場面”，像不像？有沒有解決病痛是不管的，但“剪掉了箭桿”，好看多了。

一些學校要的不是解決問題，是整齊劃一，是“服從性”。

再問：要求學生統一發型，甚至規定貼頭皮的“板寸頭”是不是合法合規？

“頭可斷血可流發型不能亂”，孩子對于頭發的看重不是成年人能想象的。他們不是機器人，更不是流水線上的零件。

有人說：“學生就得有學生的樣子。”但“學生的樣子”是什么？就是整齊劃一的板寸？就是唯命是從？

繼續問：

一個被暴力當眾羞辱的孩子會變好，還是帶著創傷和敵意變本加厲？

《悲慘世界》中的冉阿讓，因為偷面包（給瀕臨死亡的孩子）而被捕入獄，發誓出獄后報復社會。

他出獄后，饑寒交迫中被好心主教收留，但他又“順走”了人家里的銀燭臺。面對問詢的警察，主教說“是我送給他的”，此話讓冉阿讓深受觸動，走上蛻變之路。

如果當時的主教“嫉惡如仇”，依法嚴懲，恐怕少了一個正義之士，多了一個恨世者。

那些犯罪傷人事件中，行兇者莫不讓人咬牙切齒。問題是，“壞人”是天生的嗎？

踐行育人使命的學校，才是社會安全的基石。

“建一所學校，少一個監獄”，誠然！

當然，話說到這里，“燙發染發”問題并沒有解決。

作為一個“批判者”，我昨天的文章成了一些教育者的“意難平”。

有讀者說“你恐怕沒有教過這些孩子吧”，還有人說“第一次覺得行者殷濤說話偏頗了”。

他們中有一些是教育工作者，可能正受著這樣的遭遇。他們是負責任的，也是無力的。

有時還要充當“替罪羊”，就像這個事件中“學校對涉事老師嚴厲批評”。我當然知道。

我是一個20多年的一線教育工作者，任教的大部分時間是江蘇發達地區。任教過國家示范高中（現在叫五星級高中），管理過當地最熱點的公辦初中，也管理過外來務工子女占比70%以上的初中。

太陽下并無新鮮之事，那些現象、問題大同小異。

我深知，教育的問題從來不只是教育問題。孩子的問題來自社會，也來自家庭。

在這么個內卷的、城鄉差異大、圈層鮮明的當下，孩子的問題其實是一面面鏡子。

而那些“行為異常”的孩子，通常是在有問題的家庭出現的。有的長期缺少陪伴，有的被棍棒教育，還有的被長期霸凌。

到了青春期，他們往往用“奇裝異服”“不服管教”甚至“霸凌別人”來顯示存在感，獲得價值感。

但他們往往吃軟不吃硬，遇強（暴力）更強（暴力）。而如果攻心為上，真誠關懷、鼓勵期待，往往像“鹵水點豆腐”，會有奇效。

當然，每個孩子是不一樣的，一把鑰匙一把鎖。不過，教育的規律是相通的，“教育是愛的藝術”是永恒不變的。

我很想知道：那個“染發燙發”的孩子是個怎樣的孩子？處于怎樣的成長環境？他的“發型”是什么時候出現的？開學至今，學校做了什么工作？

班會課、國旗下講話、家校懇談這些德育陣地都用心了嗎？有沒有組織學生做一些討論甚至辯論？

最后，《懲戒條例》也按規定做了嗎？如果該生涉嫌霸凌和其他違法行為，有沒有跟當地派出所聯系？

遺憾的是，一些教育管理者追求“短平快”，只相信“上手段”；一些旁觀者一無所知，卻在網絡上充當“陪審員”甚至是“法官”。

聽說最新進展是：學校說，孩子已經高興地回來上課；涉事孩子說，頭發沒有剪。

事情似乎結束了，但挑戰剛剛開始。

說到最后，我想說，教育之復雜，遠不能用“非此即彼”的二極管思維看待。

教育之精微、影響之深遠，牽一發而動全身，絕不能用“簡單粗暴”畢其功于一役。

近日，那個“上學放學走一條線”的新聞又出現了，真是……明天說吧。

最后說，依法治校任重道遠，依法治理學校管理者面廣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