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中葉之后，為什么皇帝們都普遍不喜歡上朝？

明朝的皇帝以怠政而聞名，其中嘉靖帝在位四十五年，在“壬寅宮變”中死里逃生后，他便移居西苑，整日沉迷于仙丹道教而不肯上朝；他的孫子萬歷帝在位超過四十八年，因身患腿疾又被“國本之爭”弄得心力交瘁，也刷新了數十年不上朝的記錄。這兩人是明朝在位最久的皇帝，他們長期不與群臣見面，形成明朝政治的一大特色。

然而，如果熟悉明史，我們會發現除了嘉靖帝與萬歷帝之外，明朝的大部分皇帝其實都不喜歡上朝，就連明孝宗這樣的賢德之君也概莫能外。這些君主很少離京巡視，整日宅在深宮之中。甚至連祭祀郊廟、早講聽課、上朝召對以及面議決策都不肯參與，要么由宦官、皇子代勞，要么采用文牘批復的形式來議政。整個大明朝的歷史，基本上不會出現唐太宗與群臣議論時政的那種情況了。

那么明朝的皇帝究竟是從什么時候開始逐漸形成不上朝的風氣呢？為什么明朝的皇帝們普遍不喜歡上朝？

成化以后，明朝政壇逐漸出現怠政風氣

從明憲宗開始，皇帝就很少接見群臣

明朝初年，太祖朱元璋與成祖朱棣都為戰事而奔波，不僅勤于政事，而且還為之樂此不疲。宣宗登基后，內閣事柄無大小，皆與大學士楊士奇等人討論商議。就連年輕氣盛的英宗也親征瓦剌，積極為社稷而奔走。然而到了憲宗之時，皇帝寵愛萬貴妃、殆于政事，又在東廠的基礎上添設西廠，不再事必躬親。

據《明史·萬安傳》所說，成化七年，群臣都認為“君臣否隔”已久，建議憲宗召大臣入宮議政。大學士彭時與商輅便通過司禮太監，請求皇帝出來接見百官。于是，太監就傳旨說皇上令大臣們某日入殿召對。到了那天，憲宗果然來上朝，彭時與商輅率領百官進殿叩首，才剛奏完幾件事，萬安就高呼“萬歲”，示意可以退朝了。彭時還沒來得及說話，只得叩頭退出。當時就有太監出戲言對百官說：“若輩嘗言不召見，及見，止知呼萬歲耳！”由此可見，到了憲宗時期，皇帝與百官面議時政的慣例已被打破，改成由百官向宮中呈奏疏，太監進行傳達，皇帝再予以批復的文牘主義。上朝基本無事可做，也商議不出什么東西。

憲宗自從成化七年倉促的與群臣見面一次后，便長達十五年不再接見，直到成化二十二年尹直入內閣時，才得以面圣一次。

《徐溥傳》又說明孝宗繼位十年，才親臨文化殿，召見徐溥、劉健與謝遷等，當場面議諸事，最后賜茶而退。可見，從成化七年到弘治十年，在長達二十五六年的時間里，兩朝皇帝僅與諸大臣面議時政一次而已。至弘治十五年之后，閣臣才頻繁得到召見，能夠與皇帝當面討論事情。所以《明史》才稱贊說“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勤政愛民”，與其父憲宗的怠政風氣形成對比。

明孝宗朱佑樘是中葉以后難得勤政的皇帝

嘉靖帝因“壬寅宮變”而退居西苑

孝宗死后，其子武宗才剛繼位不久，便將天下奏章都附于司禮太監劉瑾，令其批復。每當武宗雜戲玩樂之時，劉瑾便趁機上奏請求皇上裁決，久而久之，武宗就感到厭煩了，他對劉瑾說：“吾安用爾為？而一煩朕。”因此，劉瑾便充當了皇帝的代理人，經常代批奏章，群臣也無法確定這些批復是否是皇上親筆。

正德五年，劉瑾倒臺之后，武宗才開始逐漸親政，他經常出關游獵，最遠到過大同，不像之前的皇帝那樣不出京城半步。十四年，武宗又下令要南巡，恰巧遇上寧王造反，結果圣駕還未抵達南京，王守仁便平定了叛亂。武宗在還京之后就駕崩了，他可以說是明朝中期以后唯一一個不宅的皇帝。

明世宗嘉靖帝以藩王的身份入宮繼承大統，早年因大禮議之爭，還常與群臣爭辯，又與太后出入太廟祭祀先皇，兢兢業業。嘉靖三年，因群臣反對加封其父興獻王，故而嘉靖帝決定乾綱獨斷，不再征求官員們的意見，彼此之間愈發疏遠。從十一年起，他連郊祀都不肯參加了。十八年，皇上曾短暫的駕臨承天府，祭奠其父興獻帝。然而，在三年之后，因被宮女刺殺，差點送命，嘉靖帝便從大內搬出，移居到西苑去。

《丁汝夔傳》記載，嘉靖二十九年，俺答的兵馬已經攻到京師的城門之下，皇帝卻久不視朝，軍事無由而奏。在徐階要求下，嘉靖帝才答應到奉天殿去接見群臣。然而大臣們早早進宮見到皇上之后，皇上卻只坐在那里，不說一句話，接著又令徐階傳布圣諭，切責群臣，《明史》寫道：“始御奉天殿，戒敕群臣。”用了“始御”二字，可見自“壬寅宮變”以后，皇帝已經很長時間沒見過群臣了。因俺答入寇，情勢危急，才上了一次朝。之后直到駕崩也不見皇帝再次御殿上朝的記載，所以海瑞才說：

“謬謂長生可得，一意修玄，土木興作，二十余年不視朝政，法紀馳矣。”

對于長期不上朝的原因，嘉靖曾對徐階解釋說：

“海瑞言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說：“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此人詬詈耶？”

他認為不是自己不想上朝，而是因為疾病的原因，倘若身體無恙的話，自己是能夠“出御便殿”的。然而，嘉靖不上朝除了個人原因以外，客觀上還與明朝的制度多多少少有關系，因為在他之前與之后，同樣也有許多皇帝不喜歡上朝。

皇帝隱居深宮，只批復奏章，不與大臣面對面商議問題

嘉靖以后的皇帝們也都不喜歡上朝

嘉靖帝的兒子隆慶帝登基之后，周宏祖曾上疏說：“陛下御極二年，未嘗接見大臣，咨訪政事”；次年鄭履也說：“陛下御極三年，曾開問一大臣、面質一講官否？”可見隆慶也延續了嘉靖時期皇帝不見群臣的慣例，這與皇帝個人的性格雖有關系，但已經形成了一種政治風氣。隆慶帝在位六年，在臨終彌留之際高拱、張居正才得以入宮聽從遺詔，君臣之間疏遠已久矣。

到了萬歷一朝，怠政現象愈發嚴重。在張居正主政的時候，萬歷帝還經常到文華殿去聽首輔講課，未曾養在深宮。然而自從張居正死后，他便逐漸不與大臣相見，當時的閣臣王家屏就說：“臣一歲見兩見天顏而已。”

自從萬歷十七年之后，皇帝便不再上朝，也不參加太廟的祭祀了。萬歷三十九年時，馬孟正就說：“陛下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通下情者惟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內侍，未知果達御前否？”說明萬歷帝處理朝政的唯一方式就是批閱奏章，至于是他本人所寫，還是另由宦官代勞，當時無人知曉。

一直到四十三年“梃擊案”出現，為了保護鄭貴妃，萬歷帝才出面調和貴妃與太子的矛盾，并召集百官入殿，怒斥道：

“昨有風癲張差突入東宮傷人，此是異事，與朕何與？外庭有許多閑說，爾等誰無父子，乃欲離間我父子耶？”

至此，官員們才久違地一睹了皇上的真容。然而這次上朝之后，直到駕崩為止，萬歷帝再也沒上過第二次朝。因而《明史》說神宗“因循牽制，晏處深宮，綱紀廢弛，君臣否隔。”他的孫子天啟帝也同樣如此。據清人趙翼計算，從成化到天啟的一百六十七年里，除了弘治年間短暫的勤政局面外，明朝大部分時間都是“廉遠堂高，君門萬里”。

明朝中期以后，皇帝干脆不與大臣論道，只存在決策與執行的關系

明朝中后期為什么形成不上朝的風氣？

撇開皇帝個人的性格不談，明朝中后期出現怠政的局面，多少與君主專制的強化有關。

皇帝怠政主要表現為除了批閱奏章之外，不與大臣見面商議國政、不參加朝講學習知識、不親臨祭祀先祖，也不召見大臣面咨國策。造成這種政治風氣的原因主要有：

一、明朝廢除宰相后，君權進一步強化，臣子與皇帝之間更接近管家與主人的關系，不再像唐宋那樣“與士大夫共治天下”了；

二、皇帝擁有最高決策權，他越著重于判斷而不是推理，不再與群臣討論問題、推導政策，而是把分析、推導的任務交給閣臣，由他們去票擬出方案來，然后皇帝再通過“批紅”的方式來進行拍板；

三、明朝中后期，司禮監與內閣的制衡關系已經形成，各項制度已臻于完善，故而中葉以后的君主多是因循守舊，畏于祖宗家法，不敢改革創新。這種制度把政策分為票擬和批紅兩部分，內閣負責討論對此、票擬方案，司禮監則代筆皇帝批紅，即使皇帝不親政，整個決策機構依然能正常運作；

四、明朝中后期形成了龐大的文官隊伍，行政也逐漸趨向文牘化，一切都通過公文文件來運作，只動筆而不需口才就可施政，虛化了面議商談、君臣論道的做法。

這便是從政治制度方面來分析明朝皇帝長期不上朝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