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實秋：雅舍前的徘徊

作平按：本文節選自我的《1942，中國北碚：一座小城的抗戰與生活》，系該書之一章，已刊于《同舟共進》2026年第一期。原文有兩萬多字，雜志版面有限，刪去數千。此即刪節版。目前，該書正在出版社編輯中。

蘭海高速從重慶北碚城區穿過。北碚入口附近，灰白的公路如同一柄利劍，將一座翠綠的小山一剖為二。于是，同一座山就有兩個名字：左邊叫雨臺山，如今是公園；右邊叫梅花山，它的得名，緣于長眠山上的張自忠。所以，它的另一個名字叫張自忠陵園。

梅花山東北方向三公里外的地方，是另一座比雨臺山更低的小山，小得甚至沒有名字。幾級臺階上去，半山腰，有一片復建的民國風格建筑。

那便是因梁實秋而大名鼎鼎的雅舍。

梁實秋與重慶、與北碚和雅舍的緣份，起自于抗戰烽火正熾的1938年。

當年夏天，作為國民參政會議員，梁實秋前往武漢參加第一次大會。

會議期間，梁實秋遇到老朋友張道藩。張道藩時任國民政府教育部次長。他告訴梁實秋，國民政府即將遷都重慶，“參政會除了開會沒有多少事做。”為此，他邀梁實秋去重慶，參加中小學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的工作。

這個編輯委員會，隸屬教育部，下設總務組、中小學教科書組、青年讀物組和民眾讀物組。梁實秋認為，“既到后方，理宜積極參加與抗日有關的工作”，便欣然接受了張道藩的邀請。

1938年秋天，重慶還未褪去夏日的酷熱時，開完國民參政會的梁實秋溯流而上，從武漢抵達重慶，開始了他長達8年的北碚歲月。

雅舍的日常

剛到重慶時，張道藩將梁實秋接到編譯館設在上清寺的辦事處。不久，重慶遭遇大轟炸，機關人員紛紛遷往鄉下，編譯館落址北碚。梁實秋由是也坐著小火輪，從市中心來到偏僻的北碚，住進了編譯館分給他的小房子。

40余年后，80多歲的梁實秋在遙遠的熱帶回首往事，他說，剛到北碚時，他看到的北碚，“有兩三條市街，黃土道”，雖然簡陋，但“相當清潔”。最初，他“住在委員會的三樓上”，那是一間真正的斗室，室內僅一床一幾一椅而已。

他的具體職務是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中小學教科書組主任。

對于這項從未涉足過的工作，任務繁而事務細，梁實秋卻只向張道藩提了惟一一個要求——這要求如同一面鏡子，足以照見梁實秋的品行操守：他說，他在國民參政會已經領了一份薪水，因此，教科用書編輯委員會不用再給他另發工資。

編輯委員會提供的房子太過逼窄，非久留之地。不久，梁實秋便有了新居，那就是留名中國文學史的雅舍。

原來，編譯館附近的小山坡半山腰，有人剛建成一座房子，梁實秋和吳景超、龔業雅夫婦一起，合資把它買了下來。

吳景超，安徽歙縣人，與梁實秋為清華同學。1923年8月，他們從清華畢業后，一同乘坐杰克遜總統號郵輪從上海前往美國。梁實秋先后就讀于科羅拉多學院、哈佛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吳景超先后就讀于明尼蘇達大學和芝加哥大學。

梁實秋的專業是英語和歐美文學，吳景超的專業是社會學。后來，一人以文學名世，一人成為著名社會學家。

回國后，吳景超在金陵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抗戰軍興，他在國民政府經濟部任職，雖轉入政府部門，仍潛心著述，并主編《新經濟》半月刊及藝文叢書。1947年后，仍回清華教書。及至建國，在中央財經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任教。1968年去世。

龔業雅系湖南人，與梁實秋的三妹梁亞紫乃北平女師的同班同學，過從甚密。因這一關系，梁實秋早年就認識龔業雅。梁實秋說，龔業雅性格開朗，“全家人都很喜歡他。”

1927年夏天，梁實秋和程季淑新婚不久，剛在上海落腳，梁亞紫和龔業雅也到了上海，住在梁實秋租的房子里，“無拘無束地狂歡了好多天”。租屋只有一間臥室，梁亞紫就和龔業雅就打地鋪睡在梁實秋夫婦床前。后來，吳景超與龔業雅相識相知并結為伴侶，和梁氏兄妹的介紹、撮合密不可分。

雅舍之名，系梁實秋所取。

山坡上的那座房子，僻在郊外，并無街巷，自然就沒有某路某街某巷某號的門牌。梁實秋也好，吳、龔夫婦也罷，都是需要與外界郵件來往的人。為方便郵遞員，他們決定給房子取個名字。

梁實秋提出，取龔業雅之雅字，謂之雅舍。并找來一塊木牌，大書雅舍二字，豎在門外的土坡下面，“往來行人一眼即可望到。”過了不久，木牌被人順手取走，“大概是拿去當作柴火燒掉了。”不過，雅舍已廣為人知，無須再制作指示牌了。

雅舍之名，聽上去風雅浪漫，一如多年后我看到的復建的雅舍一樣——它同時還掛了另一塊牌子：梁實秋紀念館。

事實上，真正的雅舍只能說是至為普通的川中農舍。雅舍的六間房，“可以分為三個單位，各有房門對外出入，是標準的四川鄉下的低級茅舍”。

不過，在另一篇文章里，梁實秋又說，“頂上鋪了瓦，四面編了竹籬墻，墻上敷了白灰”。

此文寫于搬到雅舍兩個月后，當然比晚年回憶更準確。由是推之，他說的低級茅舍并非實指雅舍乃茅草所蓋，而是一個形容詞。雅舍有窗而無玻璃，糊的是紙，紙若破了，“風來則洞若涼亭”；雖是瓦房，但“有瓦而空隙不少，雨來則滲如滴漏”。

雅舍六間房，梁實秋占兩間，吳龔夫婦和兩個孩子占兩間，另兩間租給許心武和尹石公。此二人亦是梁實秋同事。

我看到的雅舍系雖是復建，但其位置應該無大的出入。只不過，從街上走到雅舍的臺階，如今是青石堆砌，那時卻是土路，若遇雨水，必泥濘一片。

我站在雅舍前眺望到的街巷樓宇，那時候是阡陌交錯的稻田。稻田旁邊，是高粱地、竹林、水池和糞坑，其后是荒僻的森林，更遠處，縉云山拖著一抹青黛從天際線上逶迄而過。

和當時四川的絕大多數農舍一樣，不僅雅舍的外墻用竹條編織為墻，涂上泥土后抹以白灰，里墻亦復如此。這種竹墻，隔音奇差，“故我與鄰人彼此均可互通聲息。鄰人轟飲作樂，咿唔詩章，喁喁細語，以及鼾聲、噴嚏聲、吮湯聲、撕紙聲、脫皮鞋聲，均隨時由門窗戶壁的隙處蕩漾而來，破我岑寂。”

荒山野嶺，老鼠與蚊子才是原住民，人不過是冒失的撞入者。故此，“入夜則鼠子瞰燈，才一合眼，鼠子便自由行動，或搬核桃在地板上順坡而下，或吸燈油而推翻燭臺，或攀援而上帳頂，或在門框桌腳上磨牙，使得人不得安枕……窗上糊紙，紙一戳就破；門戶關緊，而相鼠在牙，一陣咬便是一個洞洞。”

至于蚊子，其騷擾之嚴重，比老鼠更過之。梁實秋感嘆，“雅舍的蚊風之盛，是我前所未見的。”每當黃昏降臨，滿屋里都是蚊子在飛舞，這些蚊子又黑又大，乃至給梁實秋一種錯覺：它們的骨骼都是硬的。秋肅天寒，別處的蚊子早不見蹤影，雅舍的蚊子依然猖獗。

重慶平壩甚少，北碚地處縉云山麓，除了沿嘉陵江有小塊平壩外，哪怕城區里，也到處是高高低低的山。雅舍所在的山腰，是一面傾斜的臺地。

雅舍的建造者在造房前，并未將臺地完全弄平整。于是，房子只好依山就勢。從山下的土路到雅舍門前，要爬幾十米的坡不用說。即便到了室內，仍須上坡，“因為屋內地板乃依山勢而鋪，一面高，一面低，坡度甚大，客來無不驚嘆。”梁實秋自己呢，則“久而安之，每日由書房走到飯廳是上坡，飯后鼓腹而出是下坡，亦不覺有大不便處。”

梁實秋所居的兩間屋子，陳設“只當得簡樸二字”。四只竹凳橫放，上面架以棕繃，便是床。不僅睡上去搖搖晃晃，吱吱作響，且每過一段時間，就得把棕繃取下在水里浸泡后再暴曬。不然，彼時普通人家幾乎家家常見的臭蟲就會滿床都是。床之外，一幾一椅，那是梁實秋平日讀書寫作必用的。

陳設如此簡樸，梁實秋調侃說，“我非顯要，故名公巨卿之照片不得入我室；我非牙醫，故無博士文憑格掛壁間；我不業理發，故絲織西湖十景以及電影明星之照片亦不能張我四壁。”

最令人稱奇的是，這么一個文化人客居的小院，居然搭了一個豬圈，且豬圈里真的養了豬。

原來，雅舍主人——梁實秋、吳龔夫婦以及兩位租客，合伙請了兩位工友，負責雅舍日常工作。

一個是20歲左右的小陳，他的主要工作是挑水擔柴。雅舍左近，沒有水井，日常用水，必須到坡下的嘉陵江挑取。我算了一下距離，即便以今天裁彎取直后的路程計算，也有3里多。

距離如此之遠，還要挑著上百斤重物爬坡上坎，不是身強力壯且長期勞動的年輕人，根本不能勝任。雅舍每天的用水，小陳要往返十次八次。他的兩條腿肚青筋暴露——這是體力勞動者，尤其是肩挑背扛者身上常見的。

其時工廠極少，嘉陵江也沒有經受工業污染，但江水仍然不能直接飲用。小陳買了兩只大瓦缸，兩缸相疊，各鑿一小孔后以竹管相通。缸內平鋪一層沙一層石一層炭。河水挑回來，先盛入上面的缸，經過過濾，由竹管注入下面的缸，再以明礬攪一下，水便清澈了。

另一位雜工是一個姓黃的50多歲的農村婦女，雅舍居民都稱她為黃嫂。梁實秋說，“黃嫂天性極厚，視雅舍為自己的家。”她認為，一個家若是沒有豬便不成為家，堅持要養豬，雅舍居民拗她不過，只得任她在院子邊上造了一個豬圈，買來一窩小豬。

冬天，遇上重慶難得的艷陽天，黃嫂坐在檐下縫補衣襪，幾頭小豬哼哼唧唧地偎在她腳邊。多年以后，梁實秋還認為，“那是一幅動人的圖畫”。

當然，養豬不是養寵物，而是為了獲得珍貴的肉食。其時，雅舍的桌上，“大概盡是白菜豆腐的天下，景超所最愛吃的一道菜是肉絲炒干絲，孩子們在菜里挑肉絲揀肉屑，父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因此，“年終殺豬又是一景。”

那些朋友

“三千名流聚北碚”，全國各地不少知識分子，都因戰爭烽火而內遷重慶。在北碚，梁實秋先后和多位好友邂逅，異地他鄉，賡續友誼。

梁實秋住在編輯委員會樓上時，鄰居方令孺就是他的舊交之一。

方令孺出自安徽桐城方氏，而桐城方氏，“其門望之隆也許是僅次于曲阜孔氏”——明清的方以智、方苞都屬桐城方家。

不過，方令孺不愿別人提及她的門第家世，一旦有人當著她面說起桐城方氏如何，“她便臉上緋紅”。

方令孺早年嫁到陳家，育有一女，后因志趣不合而中年離異。故此，方令孺常常郁郁寡歡，除了極少數幾個朋友——比如梁實秋——外，很少與其它人來往。她一襲黑色旗袍，不施粉黛，獨居斗室。

梁實秋與方令孺的交往，始于1930年的青島。其時，梁實秋應楊振聲之邀，到青島大學任教，主持外文系工作。同期到青島大學的，還有主持中文系工作的聞一多。

梁實秋與聞一多既是清華同窗，到美國后又同學一年。用梁實秋的話說，“我們有過深厚的友誼。”到了青島，“青島山明水秀而沒有文化，于是消愁解悶唯有杜康了。”由楊振聲倡議，組成了一個固定的酒友局。成員除楊振聲、梁實秋、聞一多外，另有趙太侔、陳季超、劉康甫、鄧仲存，約定周末至少聚飲一次。

聞一多提出，應該邀請另一個女教授加入。這個女教授就是方令孺——方令孺的侄兒方瑋德，好詩歌，是聞一多的弟子，且與聞一多的另一位來往甚密的弟子陳夢家交好，是以聞一多與方令孺乃知交。方瑋德喊方令孺九姑，周邊一幫朋友，包括梁實秋在內，也跟著喊九姑。

方令孺加入后，遂湊成酒中八仙之數。從此，每到周末，“猜拳行令，觥籌交錯，樂此而不疲者凡兩年。”方令孺不善飲，“微醺輒面紅耳赤，知不勝酒，我們亦不勉強她。”

有一天，梁實秋找方令孺聊天，進門后，看到房間里有一個竹制書架，書架上居然全是中英文圖書，“這在抗戰時期是稀有的現象。”梁實秋感慨，“逃難流離之中，誰還有心情攜帶圖書？她就有這樣的雅興，迢迢千里間關入蜀，隨身帶著若干冊她特別喜愛的書。”

梁實秋看到書架上有一本英文版的《咆哮山莊》——后來譯作《呼嘯山莊》，順手將它取出來，說，“這是好動人的一部小說啊！”其時，該書還沒有中文版。

梁實秋表示，他要把它翻成中文。方令孺聽了，非常高興，當即把書借給梁實秋，“我總算沒有辜負她的好意，在艱難而愉快的情形下把它譯出來了。”

梁實秋搬到雅舍后不久，方令孺也搬到了雅舍斜對面的小山上。有一年冬天，方令孺邀請梁實秋和龔業雅到她家吃飯。

北碚的冬天，潮濕而陰冷，且整個西南地區，都沒有集中供暖。北碚以及四川最常見的取暖方法，是一種叫烘籠的東西。也就是一只小小的瓦盆，外面用竹條將其編織包裹，僅留盆口向上。冬時，把燃燒而未盡的木炭放入瓦盆中。

這種取暖方式，40多年前，當我幼時，農村仍在普遍使用。至于更為遙遠的抗戰時期，“那個時候大家生活都很清苦，擁著一個炭盆促膝談心便是無上的樂事了。”

那個嚴寒的冬日，當梁實秋和龔業雅冒著風雪走進方令孺居所時，立即聞到了一股撲鼻的香氣。他抬眼一看，一只密封的瓦罐放在炭火上，發出輕輕的撲嚕聲。方令孺告訴他們，罐里煨的是大塊連肥帶瘦的豬肉，除料酒和醬油，不加一滴水，已經煨了五六個小時了。

這一餐，三個人吃得非常盡興。孰料，臨走時，方令孺幽幽地嘆息說，“最樂的事莫如朋友相聚，最苦的事是夜闌人去獨自收拾杯盤打掃地下，那時的空虛寥落之感真是難以消受啊。”

與到朋友家做客相比，更多時候，是梁實秋在雅舍接待客人。

有一次，一個叫韓文信的朋友來訪，打算晚上留宿。但雅舍一個蘿卜一個坑，根本沒有可以安排的客房。怎么辦呢？韓知道梁實秋和龔業雅都喜歡打麻將，遂提議：打個通宵麻將如何？

梁、龔欣然答應。三人約上住在左近的盧翼野，湊成一桌。兩盞油燈，每盞伸出數根燈草，一齊點亮，熊熊燃燒如火炬。龔業雅雖是女子，然性格豪邁、直爽。中途，大約是摸了一把好牌，忍不住仰大大笑，不想卻椅仰人翻，燈倒牌亂。四人一直打到雞鳴報曉，才局終人散。

梁實秋與冰心也是至交。1987年11月，梁實秋去世，其女梁文茜將消息電告冰心，冰心次日便寫了一篇《憶實秋》，刊于幾天后的《人民日報》。

文章開篇就說，“今晨8時半，我正在早休，聽說梁文茜有電話來，說他父親梁實秋先生已于本月3日在臺灣因心肌梗塞逝世了。還說他逝世時一點痛苦都沒有，勸我不要難過。但我怎能不難過呢？我們之間的友誼，不尋常啊。”

這不尋常的友誼，起源于梁實秋和冰心的丈夫吳文藻是清華時的同班同學。清華畢業后，梁實秋和吳文藻坐船前往美國留學，船上學生，大部分來自清華大學，另有三個來自燕京大學。一個是許地山，一個是陶姓女生，還有一個就是謝婉瑩，即冰心。

那時候，從上海到美國，輪船要行駛數十天。天天面對海浪飛鷗，自然無聊。梁實秋等人便商議辦了一份名為《海嘯》的壁報。正是因為辦壁報，梁實秋認識了冰心。冰心說，“我認識他（梁實秋）比認識文藻還早幾天。”在美國期間，他們來往頻繁，還一起演過戲。

抗戰后，冰心夫婦也內遷至重慶，居住在歌樂山，梁實秋曾去看望他們。冰心記得，梁實秋坐在山上無墻的土房子長廊前鳥瞰嘉陵江，一個人能夠靜靜地看上幾個小時。大約在1940年，梁實秋和龔業雅再次前往歌樂山冰心居所，把冰心夫婦接到了北碚——這是冰心第一次走進雅舍。

那個冬夜，如同此前和此后的許多個北碚冬夜一樣，寂靜，寒冷，陣陣北風中夾雜著雨聲和遙遠的犬吠。雅舍里，照例是十幾根燈草的油燈，以及一只燃了木炭的火盆。此時，雅舍四面透風的門窗反倒是一種優勢——不必擔心一氧化炭中毒。

梁實秋記得，他們的談話一直持續到深夜，冰心興致很高，還主動用閩語唱了一段福建戲詞。

另有一次，也是冰心來北碚，眾人聚在雅舍一場歡飲。席后，梁實秋拿出一本冊頁，冰心在上面寫了一段話：“一個人應當像一朵花，不論男人或女人。花有色、香、味，人有才、情、趣，三者缺一，便不能做人家的一個好朋友。我的朋友之中，男人中只有實秋最像一朵花。”

眾人見冰心寫到這里，一齊叫起了來，說：“實秋最像一朵花，那我們都不夠朋友了？”冰心說，我還沒寫完呢。繼續寫道：“雖然是一朵雞冠花，培植尚未成功，實秋仍須努力。”

過了些日子，方令孺看到冰心的題辭，又在后面寫了一段：

“余與實秋同客北碚將近二載，借其詼諧，每獲笑樂，因此深知實秋‘雖外

似倜儻而宅心忠厚’者也。實秋住雅舍，余住俗舍，二舍遙遙相望。雅舍門前有梨花數株，開時行人稱羨。冰心女士比實秋為雞冠花，余則擬其為梨花，以其淡泊風流有類孟東野。唯梨花命薄，而實秋實福人耳。”

梁實秋一生頗有女人緣，他與夫人程氏相濡以沫幾十年，程氏故去，又有年輕近30歲的韓菁菁由敬生愛，伴其度過了生命的最后時光。至于方令孺、冰心和龔業雅，則是其畢生的紅顏知己。

人生如此，夫復何求？

前線勞軍

1940年，梁實秋有過一次畢生難忘的勞軍之旅。新年伊始，梁實秋參加了國民參政會組織的華北慰勞視察團。視察團的任務是“宣達中央意旨，慰問軍民，并視察軍民狀況及其他文化、宣傳、交通、經濟等事項”。

接到參政會秘書處的通知時，梁實秋曾有過猶豫。在秘書長王雪艇的勸說下，他想到自抗戰以來，“所謂共赴國難只是虛有其名，實際上是蟄居后方徒耗食糧，真正的是無補時艱，如有機會到華北前線巡視一次，至少可以看看華北一帶軍民的實際情況，可以增長見聞，總是有益之事。”

視察團成員總共六人，即李元鼎、鄧飛黃、盧前、于明洲、余家菊和梁實秋。資格最老、年歲最長的同盟會元老，曾任國民政府審計部長和監察委員的李元鼎充任團長。

視察團從重慶出發，經寶雞、西安、洛陽、鄭州、南陽和宜昌等地，行程數千里，歷時兩個多月，先后訪問了五個戰區和七個集團軍司令部。其中一個，便是張自忠任總司令的第三十三集團軍。

湖北宜城境內有一個小鄉場，名為快活鋪。這里，就是張自忠的司令部駐地。1940年2月，一個雨夾雪的寒冷日子，梁實秋一行抵達快活鋪，被迎進了司令部。

梁實秋看到，張自忠的司令部是一棟茅草土屋。一明一暗，外間放著一張長方形木桌，周圍擺著木頭板凳，布置得像會議室。里間是張自忠的寢室，有一架木板床，床上放著薄簿一條棉被，床前有一張木桌，桌上擺著電話機和幾只鎮紙壓住的公文。

整個司令部，四壁蕭然，別無長物，但“整潔干凈，一塵不染”。梁實秋感嘆說，“我們訪問過多少個司令部，無論是后方的或是臨近前線的，沒有一個在簡單樸素上能比得過這一個。孫蔚如將軍在中條山的司令部，也很簡單，但是也還有幾把帶靠背的椅子，孫仿魯將軍在唐河的司令部也極樸素，但是他也還有設備相當齊全的浴室，至于那些雄霸一方的驕兵悍將就不必提了。”

張自忠給梁實秋的第一印象是身軀高大，微胖，光頭，略顯蒼白的臉上，胡子刮得干干凈凈，穿著普通的灰布棉軍服。盡管他是上將，身上卻沒有任何官階標識。“他不健談，更不善應酬，可是眉宇之間自有一股沉著堅毅之氣。不是英才勃發，是溫恭蘊藉的那一類型。”

梁實秋一行到司令部比較晚，雙方見面后，“只是閑道家常，對于政治軍事一字不提”。然后是晚飯，即梁實秋說的“一餐永不能忘的飯食”。這頓晚飯，四碗菜，一只火鍋。“四碗菜是以青菜豆腐為主，一只火鍋是以豆腐青菜為主，其中也有肉片肉丸之類點綴其間。每人還加一只雞蛋放在鍋子里煮”。

這餐看起來頗為家常甚至寒酸的飯食，梁實秋說他得看出，“這是他在司令部里最大的排場。”

晚飯后，客人們被安排去睡覺。士兵將梁實秋引到司令部附近的一棟民房。油燈如螢，只能依稀看到屋角有一大堆稻草，“我知道那是我的睡鋪。在前方，稻草堆是最舒適的臥處，我是早有經驗的，既暖和又松軟。”

梁實秋打開隨身帶的鋪蓋，放在稻草堆上倒頭就睡。睡夢中，一陣陣轟隆隆的炮聲把他驚醒，驚慌中起來憑窗眺望，月明星稀，并無動靜。次日才得知，中日雙方隔著襄河對峙，每到晚上，日軍擔心我軍偷襲，不時開炮。

次日，雨雪未消，朔風勁吹，比前一天還冷。司令部前的小廣場上，集合起近千名士兵，由視察慰勞團舉行贈旗儀式。“我們奉上一面錦旗，上面的字樣不是‘我武維揚’便是‘國之干城’之類。”

梁實秋即興講話。廣場空曠，加之風吹雨打，沒講幾句就力竭聲嘶了。儀式完畢，梁實秋一行離開司令部，“張將軍率領部隊肅立道邊，送我們登車而去。”

這就是梁實秋與張自忠唯一一次見面的全過程。梁實秋說，他的勞軍之行結束回重慶后，不少人問他在前線有何見聞，“平時足不出戶，哪里知道前方的實況？真是一言難盡。軍民疾苦，慘不忍言，大家只知道‘前方吃緊后方緊吃’，其實亦不盡然，后方亦有不緊吃者，前方亦有緊吃者。大概高級將領之能刻苦自律如張自忠將軍者實不可多得。”

關于張自忠的生平，梁實秋坦言他“初不甚了了”，但“七·七”事變前后，“余適在北平，對于二十九軍諸將領甚為敬佩與同情，其謀國之忠與作戰之勇，視任何儕輩皆無遜色。謂予不信，請看張自忠將軍之事跡。”——在《記張自忠將軍》一文的最末，梁實秋如是寫道。

1940年5月，張自忠以第五集團軍右翼兵團總指揮兼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身份戰死于湖北襄陽，消息傳至北碚，梁實秋聞訊，意外而傷感。

半年后，國民政府為張自忠舉行國葬，將其安葬于與雅舍一箭之地的梅花山，梁實秋親歷其盛，后來，他回憶說：“張將軍靈柩由重慶運至北碚河干，余適寓北碚，親見民眾感情激動，群集江濱，遺櫬厝于北碚附近小鎮天生橋之梅花山，山以梅花名，并無梅花，僅一土丘蜿蜒公路之南側，此為由青木關至北碚必經之在，行旅往還輒相顧指點：‘此張自忠將軍忠骨長埋之處也。’”

花酒，溫泉和手術

梁實秋是生活的藝術家，他天性恬淡雅致，骨子里有一種古代士大夫的浪漫情懷。生活條件艱難，他卻能從艱難的生活中發現美，發現情調和趣味，從而讓平淡乃至艱苦的營生，也能熠然生輝如朗月。

并且，梁實秋性格平和溫婉，復又幽默有趣，他身邊總是圍繞著一大幫朋友。朋友們常到雅舍相聚，這是梁實秋體味人生樂趣的一大途徑。

雅舍門前有一方空地，梁實秋的說法是約一丈見方，大概也就是三四十平方米的樣子。院子邊上，有兩株梨樹。三月，梨花潔白如雪。春秋佳日，月明風清之夕，有朋友結伴而來，梁實秋便把滕椅搬到梨樹下，清茶一壺，閑談半宿。

如今樓宇林立的街道，那時候，還是一片漠漠的原野。“有時看到下面稻田之間一行白鷺上青天，有時看到遠處半山腰嗚的一聲響冒出陣陣的白煙，那是天府煤礦所擁有的川省唯一的運煤小火車，有一次看到對面山頂上起火燒房子，清晰地聽到竹竿爆裂聲。如果不太晚，還可以聽到下面路上小孩子賣報的呼聲：‘今天的報，今天的報！’”。

現在的雅舍，雖然復建在半山坡上，但周遭樓房密集，且大多高達20多層，雅舍便罩在一片鋼筋水泥的叢林中。梁實秋時代，雅舍高高在上，四周景物一覽無余。

所以，梁實秋認為，“雅舍最宜月夜——地勢較高得月較先。”尤其春天的月夜，庭前梨花開放，清光從樹間篩灑而下，地上陰影斑駁，景象幽絕。有月而無友的夜晚，梁實秋常佇立在雅舍前看月，盡管月色帶來的，不完全是悠然與愉悅——更多時候，他讓梁實秋思念起遠在北平的妻兒。

對杜詩造詣頗深的梁實秋，一定會想起老杜的名句：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云鬢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帽，雙照淚痕干。

梁實秋好酒，酒量不錯。在雅舍，他時常獨酌，下酒菜只是一斤花生，卻可以就這一斤花生喝下整整一瓶茅臺——那時的茅臺還是一種價格低廉的土酒，和國酒這樣的奢侈毫無關系。

當然，一斤茅臺下肚，梁實秋也就“頹然而睡，不知東方之既白”了。花生就酒的習慣，余上沅調侃梁實秋，說他這是“吃花酒”。

北碚溫泉聞名遐邇。熱愛生活、追求生活品質如梁實秋，自然不會錯過。在北碚期間，他多次前往北溫泉公園。北溫泉公園成為他晚年追憶陪都生活的重要線索。

他說，“北碚的名勝是北溫泉公園，乘船沿嘉陵江北行，或乘滑竿沿江岸北行，均可于一小時內到達。其地有溫泉寺，相當古老，建于南朝劉宋景平元年，雖經歷代修葺，殿宇所存無幾，大門內有橋梁渠水，水是溫熱的，但其中也有游魚歷歷可數。寺內后面有兩座大樓，一為花好樓，一為數帆樓……溫泉的水清澈而溫度適當，不像華清池那樣地燙。泉噴口處小小的水簾洞，人可以鉆到水簾洞后面，二人并坐于一塊平坦的石上，頗有奇趣。”

有一次，梁實秋和友人洗罷溫泉，還在公園里的農莊住了一宿。許多年過去了，梁實秋還記得那個閑適而寧靜的夜晚：“我夜晚不能成眠，步出走廊，是夜沒有月色只有星光，俯瞰嘉陵江在深黑的峽谷中只是一條蜿蜒的銀帶，三點兩點漁火不斷的霎亮，偶然還可以聽見舟人吆喝的聲音。對面是高山矗立黑茫茫的一片，我憑欄佇立了很久，露濕了我的衣裳……”

抗戰期間，梁實秋和大多數普通人一樣，吃的是平價米，米中夾雜有不少石子、沙粒和稗子。長期食用這種米做的飯，很容易患盲腸炎。

這年春天，梁實秋也不幸中招——在今天，只需極為簡單的小手術即可，但在幾十年前，技術落后，加之基本的藥物也十分匱乏，割盲腸竟是高風險的大手術。

急性盲腸炎發作后，梁實秋腹痛不已，必須手術。恰好，外科主任患了瘧疾，帶病上崗，滿頭大汗地走進手術室。手術室里蚊蠅亂飛，兩個護士不停地揮動著手里的拍子驅趕，以防止它們落到梁實秋腹部的傷口上。

電力供應不足，一燈如豆，昏暗陰沉。并且，就連這昏暗陰沉的電燈，一會兒也因突然停電而熄滅了。梁實秋的一個朋友，原本站在手術室窗外等待，這時，他趕緊找來一只兩尺長的大電筒，站在旁邊為手術照明。

手術就在這種極為惡劣的條件下結束了。七天后拆線，梁實秋開始發高燒，白血球激增，這是出現炎癥感染的跡象——當時，青霉素還沒有廣泛應用于臨床，只能口服一種英文名叫Sulfonamide的磺胺類藥物，效果無法和青霉素相比。

總之，該出院時，梁實秋竟昏迷了。醫院組織醫生會診，外科說是感染了內科病癥，內科說是外科手術出了問題。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干脆第二次開刀，再次打開梁實秋的腹部。二次開刀后，內外科沒再爭論，也沒有像上次那樣用線縫合傷口，而是塞進一卷紗布，讓其自動愈合。

愈合時間極為漫長，梁實秋在床上以仰臥姿勢，一躺就是一個多月，每天清洗傷口流出的膿水，讓他痛不欲生，卻只能咬牙忍受。以后，又是長達半年的將息，才漸漸恢復了元氣。

聽說梁實秋生病住院，他的清華同窗顧毓琇前往探視，并作詩安慰：

人生意義何由識，痛苦來時共樂天。

有病難忘身作客，無眠便覺夜如年。

安心是藥曾相勸，壯志得閑宜自憐。

信有扁華今再世，膏盲能起便夷然。

教書與寫作

復旦內遷北碚后，不少在北碚的文化名人都到復旦大學兼課。梁實秋也是兼職教授之一。

續在復旦兼職后，他又于1943年，到國立社會教育學院教書。國立社會教育學院建于1941年，校址在壁山。1943年，一部分遷到北泉公園，成為獨立的分校。近水樓臺，這所歷史極為短暫的學校，便把梁實秋挖去講西洋文學史。

梁實秋的學生中，有后來成為著名作家的林斤瀾。多年后，林斤瀾在一篇短文里回憶過梁實秋上課的情景。

冬天的北碚，天氣陰冷，尤其江邊山腳，有時會飄起柳絮般的雪花。身材微胖的梁實秋，身著皮袍，頭戴絨帽，圍著一條可以在脖子上繞三圈的長圍巾，坐著滑竿趕到學校。

到校后，下了滑竿，梁實秋臉上帶著微笑直奔教室。他的授課方式頗為與眾不同：“他不看學生，從長袍里掏出一張張長條小紙條，掃一眼，就開講。他講的是西洋戲劇史，希臘悲劇，中世紀，文藝復興，順流而下，不假思索，只擺事實，不重觀點，如一條沒有灘，沒有漩渦，平靜可是清楚的小河流。一會兒法國，一會兒英國德國，提到人名書名，寫板書，法國的法文，英國英文……抗戰時期，學生多半是流亡學生，學過點外語也耽誤了。他全不管，從不提問，和學生不過話，更不交流。下課鈴一響，揣紙條，戴帽子，圍三圈圍巾，立刻走人，上滑竿。和別的老師，‘進步’的和不見得‘進步’的名流，都不招呼。”

以今天的標準衡量，梁實秋的授課方式，比如不和學生互動交流，只顧自說自話，未必就是一個優秀教師——至少，這種授課方式，頗有值得商榷處。

但是，彼時，無論在復旦大學還是在國立社會教育學院，“他的課經常滿座”。一方面，“當時書不易得，流亡學生自有生活方式，讀書時間也少。他的課顯得知識豐富，條理清晰，敘述爛熟又動聽”；另一方面，則和他名氣大，影響廣密不可分。

定居北碚時，時任《星期評論》主編的劉英士向梁實秋約稿，梁實秋應約開了專欄，寫下一批隨筆——或者按中國傳統文學歸類法，可稱之為小品文。每篇兩千字左右，談天說地，機趣橫生，既有當時生活之素描，亦不乏人性人情之反省。

龔業雅與梁實秋既是好友，又同在一個屋檐下，這些以《雅舍小品》為總題的作品，墨跡未干，龔業雅先睹為快。梁實秋筆下所寫人事，牽涉到不少他們共同熟識的人乃至共同的朋友，“都是真人真事，雖多調侃，并非虛構，所以業雅看了特感興趣，往往笑得前仰后合。”有時，梁實秋拖延癥犯了不想寫，龔業雅就不時催促，“我才逐期撰寫按時交稿。”

《雅舍小品》發表時，梁實秋用的是筆名子佳。除少數圈內朋友外，大多數人不知道子佳是何方神圣。有一次，劉英士在一家餐館吃飯，鄰桌有幾個大學教授，正在熱烈討論《雅舍小品》。

一個姓徐的教授大聲說，“你們說子佳是梁實秋，這如何可能？看他譯的莎士比亞，文字總嫌有點別扭，他怎能寫得出《雅舍小品》那樣的文章？”

朱光潛在報章上讀到幾篇雅舍小品后，從成都寫信給梁實秋，“大作《雅舍小品》對于文學的貢獻在翻譯莎士比亞的工作之上。”

如此期復一期，篇復一篇，到了可以獨立成書的時候，龔業雅一邊建議梁實秋結集出版，一邊熱心地找到國立禮樂館擅篆刻的楊仲子，請他為梁實秋刻了兩方印章，一方是陽文的“雅舍小品”，一方是陰文的“雅興”。兩方印章，自此長隨梁實秋，直到晚年。

《雅舍小品》付梓前，一向不請人作序的梁實秋，堅持要龔業雅為之序。于是，龔業雅寫了一篇只有幾百字的短文，文中說：

“二十八年（1939年）實秋入蜀，居住在北碚雅舍的時候最久。他久已不寫小品文，許多年來他只是潛心于讀書譯作。入蜀后，流離貧病，讀書譯作亦不能像從前那樣順利進行。

“劉英士在重慶辦《星期評論》，邀他寫稿，‘與抗戰有關的’他不會寫，也不需要他來寫，他用筆名一連寫了十篇，即名為‘雅舍小品’。刊物停辦，他又寫了十篇，散見于當時渝昆等處。

“戰事結束后，他歸隱故鄉，應張純明之邀，在《世紀評論》又陸續發表了十四篇， 一直沿用‘雅舍小品’的名義，因為這四個字已為不少的讀者所熟知。我和許多朋友慫恿他輯印小冊，給沒讀過的人一個欣賞的機會。

“一個人有許多方面可以表現他的才華。畫家拉斐爾不是也寫過詩嗎？詩人但丁不是也畫畫嗎？‘雅舍小品’不過是實秋的一面。許多人喜歡他這一面，雖然這不是他的全貌。也許他還有更可貴的一面呢。我期待著。”

盡管梁實秋在抗戰勝利次年離開了北碚，以后又遠走寶島，再也沒有回過他偶爾還會夢見的雅舍。但是，雅舍這個名號，一直是他著作的最大標記。以后，《雅舍小品》還在繼續寫作、發表、出版。

《雅舍小品》之外，他談美食和憶舊的作品，也都以雅舍命名——是為《雅舍談吃》《雅舍憶舊》。其中，單是《雅舍小品》，據說就有300多種版本。

梁實秋在北碚、在雅舍寫下的冠以雅舍小品名目的作品，談天說地，知人鑒世，以一種雅致、詼諧的文筆，討論人生與人性，它表明即便在戰爭的烽火下，生活仍然要繼續，生活仍然在繼續。

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雅舍已經等同于梁實秋，等同于身處困境，卻依然能夠自由舒展的平易、閑適和自得。

1942年前后，梁實秋書生議政的興趣漸漸消隱，他不再有那種以天下為已任的激情。他由兼濟天下轉向獨善其身，由臆想的拯救轉向胡桃核里的逍遙。當他從社會公共事務中抽身回到雅舍，在那簡陋卻又豐盈的小世界里，他幾乎是無心插柳地成為一代散文宗師。

梁實秋對平凡生活中的詩意描寫，對普通人生命的善良關照，更能讓人因為珍愛生活，珍愛人生而對日軍的入侵催生出強烈的反抗意識。

并且，當大半個中國都陷入烽火，大多數中國人都因戰爭而焦慮時，天下板蕩，人心動搖的大環境里，《雅舍小品》諸多篇什所表達的隨遇而安、苦中作樂式地尋找生活趣味和生命情調的樂觀，以及對人生、人性、世情、社會的深刻反思，不獨于文學上是一種創新，于思想上是一種探索，即便單論實用性，也有助于慰藉人心，安撫民眾。

燒餅的滋味

1937年“七七”事變后，日軍占領北平。

北平淪陷那天，梁實秋放聲痛哭。他流著淚對女兒梁文茜說，“孩子，明天你吃的燒餅就是亡國奴的燒餅了。”

及后，梁實秋流亡西南，父母和妻兒留在北平。一直到1944年，梁夫人程季淑才帶著三個孩子，間關萬里，南行北碚。剪燭西窗，恍如夢寐。

又是兩年過去了，即抗戰勝利次年的1946年，梁實秋終于帶著妻兒回到了睽違八載的北平——倚門悵望的父母早已白發如雪，形如枯松，惟有從小就喜愛的北平燒餅，還是從前的滋味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