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賣鄧演達的叛徒，躲在景德鎮開瓷器廠，周恩來：算賬的時候到了

1931年8月17日，上海市靜安寺愚園坊第20號，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農工黨的前身）的創始人鄧演達，與季方、羅任一等人，正在這里秘密開辦干部訓練班。當時，這里屬于英租界，地點非常隱蔽也很安全。

按照日程安排，鄧演達要在這天下午親自出席訓練班，為學員們授課并在結業儀式上講話。當然了，鄧演達要親臨訓練班的事，只有少數幾個人知道。

這一天，為了確保鄧演達的安全，訓練班籌備組制定了嚴格的規定——上午授課結束之后，任何人都不能中途離場，就在現場用餐并休息；并且在鄧演達蒞臨訓練班之后，任何人也不能離開現場，直至結業儀式結束。

鄧演達是廣東惠州人，出生于1895年，參加過辛亥革命，深得孫中山先生的信任和嘉許。后來，鄧演達從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畢業，歷任粵軍第一師參謀兼獨立營營長、第三團團長，率領部隊參加了兩次東征陳炯明。1924年，黃埔軍校創辦之后，鄧演達又先后擔任黃埔軍校訓練部副主任、黃埔軍校教育長。

1926年7月，時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的鄧演達，隨軍參加了北伐戰爭。大革命失敗之后，鄧演達連續在報紙上刊發文章，公開譴責蔣介石、汪精衛叛變革命的罪行，同時和宋慶齡女士一起開展“反蔣”活動。1930年8月，鄧演達與章伯鈞、黃琪翔等人，在上海創立了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農工民主黨的前身）。

由于鄧演達積極進行“反蔣”活動，所以他被蔣介石視作眼中釘、肉中刺，常欲除之而后快。這樣一來，鄧演達的人身安全就成了一個大問題。因此，當鄧演達、季方、羅任一等人，在上海秘密舉辦干部訓練班的時候，訓練班籌備組采取了嚴格的安全保密措施，以防出現任何意外。

然而，讓鄧演達、季方、羅任一等人沒有想到的是，意外還是發生了。8月17日下午3點左右，正當鄧演達為學員們授課之際，英租界巡捕房的二十多名警察、密探突然將愚園坊第20號圍了個水泄不通。很快，這伙警察和密探沖進了訓練班會場，對鄧演達等人實施了抓捕。

不久之后，鄧演達等人被英租界巡捕房移交給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到了8月21日，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按照蔣介石的指示，又派人將鄧演達單獨押解到了南京。此后，蔣介石先后派陳立夫、王柏齡等人去見鄧演達，企圖以高官厚祿來拉攏鄧演達，可是均被鄧演達言辭拒絕。

鄧演達被抓捕并關押的消息傳出之后，社會各界人士反應強烈，他們紛紛聯名要求釋放鄧演達。然而，倒行逆施的蔣介石不僅沒有將鄧演達予以釋放，而且還將鄧演達秘密轉移到一個偏僻的地點，斷絕了外界與鄧演達的一切聯系。

在此期間，一些記恨鄧演達的人，如何應欽、胡宗南、戴季陶等，先后向蔣介石建議，要將鄧演達殺害。胡宗南在發給蔣介石的電報中說道：“如果校長不除鄧演達，我們的兵也就帶不成了。”戴季陶更是兇狠地對蔣介石說：“今天可怕的敵人，不是汪精衛、陳濟棠，真正能動搖政府根基、分散黃埔力量的，只有鄧演達一人。”

1931年11月29日，在鄧演達被關押三個月之后，蔣介石終于舉起了手中的屠刀。這一天深夜，蔣介石命令劊子手們將鄧演達從秘密關押地點接了出來，并哄騙鄧演達說：“上級有令，將你轉移到湯山居住。”鄧演達沒有多想，便跟著劊子手們上了車。

當車行駛到南京麒麟門外西村附近的沙子崗之時，劊子手們突然停下了車。這時候，劊子手們故意對鄧演達說：“車子拋錨了，你們先下來吧。”于是，毫無戒備的鄧演達從容地下了車，站在一片漆黑的路邊休息等候。突然，一顆罪惡的子彈射向了鄧演達的后背，緊接著鄧演達身子一歪，倒在了血泊之中。

鄧演達遇害之時，年僅36歲。此后，劊子手們將鄧演達的尸體就地掩埋，然后回去向蔣介石復命去了。鄧演達遇害的消息，一直到這一年的年末才傳出來。社會各界人士得知此事之后大為憤慨，宋慶齡女士還親自跑到南京質問蔣介石。然而，一切都為時已晚，鄧演達不可能再活過來了。

時間到了1957年年末，農工黨人找到了鄧演達的埋骨之地，將他遷葬到了南京市玄武區中山門外靈谷寺旁邊的公墓。當時，革命老人何香凝還親筆為鄧演達書寫了墓碑，這座墓碑碑額上刻有云紋，碑額的正中間有一五角星。在墓碑的前面設有一個祭壇，上面刻著一條非常精致的花環，以表達對鄧演達的追思和懷念。

讓我們將時間拉回到1931年8月17日，鄧演達被英租界巡捕房抓捕的那一天。當時，鄧演達親臨干部訓練班，安全和保密措施非常到位，英租界巡捕房是如何掌握鄧演達的行蹤的呢？是誰將鄧演達的行蹤泄露出去的呢？出賣鄧演達的叛徒到底是誰呢？

根據當時和鄧演達一起被抓捕的羅任一的記述，到了英租界巡捕房之后，他和鄧演達被關在了一起。在牢房里面，羅任一和鄧演達苦思冥想，都搞不明白他們的行蹤是如何暴露的。干部訓練的地點——愚園坊第20號非常隱秘；參加訓練班的人都是臨時約集在一起，大家事先都不知道鄧演達要親臨現場；參加訓練班期間，也沒有人中途離場……

這時候，羅任一好像想起了什么，他“哎呀”了一聲，神情慌張地對鄧演達說道：“有一個人離開了現場，他沒有被抓捕。”

鄧演達立即問道：“是誰？”

羅任一回答說：“陳敬齋！”

鄧演達和羅任一分析來分析去，當時就得出了“陳敬齋是叛徒”的結論。

陳敬齋是江西都昌人，出生于1902年，此人在衛生學校讀書時期就品質惡劣、生活腐化。后來，在其父親去世之后，陳敬齋沒有了生活來源，因而投機混進了革命隊伍。最初，陳敬齋在黃埔軍校軍醫處、國民革命軍第三軍衛生材料庫工作。

1928年前后，陳敬齋在上海混進了鄧演達領導的革命力量，一度被派到江西南昌工作。1931年4月，陳敬齋在上海見到了剛剛回國的鄧演達。由于陳敬齋善于偽裝，鄧演達并沒有識破陳敬齋的真面目，而且還安排陳敬齋在（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上海干部會地下機關工作，干一些整理、分發文件的事情。

在此期間，陳敬齋經常叫苦叫累，而且還以家庭生活困難為理由，鬧著要補貼。為了照顧陳敬齋，鄧演達多次批準給陳敬齋額外發放一些生活費。可是，厚顏無恥的陳敬齋仍然不知足，頑劣的陳敬齋喜歡在同事中搬弄是非、挑撥離間，搞得上海干部會地下機關矛盾重重，極其不和諧。

1931年６月間，考慮到陳敬齋的種種錯誤行為，鄧演達不得不停止陳敬齋的工作。不過，由于當時上海趕不回是地下組織，人手非常短缺，鄧演達并沒有將陳敬齋踢出革命隊伍。這樣一來，就為陳敬齋后來作惡埋下了伏筆。

陳敬齋被停止工作之后不久，鄧演達經過深思熟慮，決定派陳敬齋到福建工作。最初，吃不了苦的陳敬齋拒不接受去福建，無論誰動員勸說，也沒有用。然而，過了一段時間，陳敬齋的態度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他主動表示自己愿意去福建工作，同時還請求在去福建之前，見鄧演達一面，聽一聽鄧演達對自己的當面教誨。

陳敬齋為什么“變化”這么大呢？其實，這時候陳敬齋的心里就萌生出賣鄧演達的想法。當時，由于鄧演達積極開展“反蔣”活動，給蔣介石的腐朽統治造成了極大威脅，所以蔣介石下令懸賞30萬元緝捕鄧演達。陳敬齋就是被30萬元的賞金所誘惑，心里動了出賣鄧演達的念頭，到蔣介石那里邀功請賞。

在等待與鄧演達見面期間，歹毒的陳敬齋用“鐘春岑”的名字，給正在南昌指揮攻打紅軍的蔣介石發去了一封信。陳敬齋在信中首先介紹了自己的身份，并告訴了蔣介石“鄧演達已經回到國內”的消息。

緊接著，陳敬齋在信中說道：“如果需要我配合助力，請速派人來和我聯系，我只求經濟上的援助和政治上的庇護，最好能夠資助我出國留洋……”在信件的最后，狡猾的陳敬齋還說道：“請用登報尋人的方式，約定時間和地點，與我接頭會面。”

陳敬齋將這封信發出去之后，他內心忐忑不安，始終擔心自己的信能不能順利到達蔣介石的手上。在那段時間里，陳敬齋每天都購買翻閱上海的各大報紙，查看報紙上面有沒有關于“鐘春岑”的尋人啟事。

1931年8月9日至8月12日，上海的《時事新報》連續四天刊登了同樣內容的一則尋人啟事。這則尋人啟事的內容是：“岑弟如晤，弟寄家中之信已收到，一切均可照辦。父親特命兄來滬尋弟，望于見報后即來西藏路一品香旅社7號與林品石君一晤為盼。”

最初，當陳敬齋看見報紙上的尋人啟事之后，他內心非常緊張，始終拿不定主意，到底要不要去一品香旅社7號。這并不是陳敬齋良心發現了，而是他擔心自己的安危，害怕弄巧成拙。再說了，陳敬齋也不知道約自己見面的人，會不會對自己“動手”。

經過幾天的心理斗爭，陳敬齋拿定了主意，他下定了要出賣鄧演達的決定。8月12日上午，陳敬齋將自己捂得嚴嚴實實，偷偷摸摸地來到了西藏路一品香旅社7號。果不其然，當陳敬齋敲響一品香旅社7號房間的房門之后，門很快就開了，里面有五個穿著西裝的特務，齊刷刷地望著陳敬齋。

陳敬齋走進房間之后，其中一個特務很快將門關了起來。此時，膽小如鼠的陳敬齋渾身哆嗦，生怕房間里的五個人來者不善。這時候，一個領頭的特務開口說話了：“先生，你是鐘春岑嗎？”

陳敬齋立即回答說：“是，是，我是鐘春岑，你們是什么人？”

領頭特務說道：“我們是總司令（蔣介石）派來的，鄧演達現在在什么地方？”

陳敬齋心中暗喜，隨即說道：“我現在還不知道，鄧演達平時很忙，想要見到他，很不容易。不過，你們放心，我馬上就會知道鄧演達的行蹤，我已經請求與鄧演達見面了。”

領頭特務疑惑地說道：“你請求和他見面，他就能見你？”

陳敬齋回答說：“這個，你放心，他肯定會同意我和他見面的。”

領頭特務會心地笑了笑，然后說道：“好，如果能把事情辦好，到時候就有你的好處。”

陳敬齋唯唯諾諾地點了點頭，他張口說道：“最好能給我一筆錢，讓我出國留洋……”

陳敬齋的話還沒有說完，領頭特務就打斷了：“只要事情辦成了，你有什么要求，我們都可以辦到！”

緊接著，陳敬齋和房間里的五個特務商定了聯絡的方式，以便下一步行動。在短暫的會面之后，陳敬齋高高興興地離開了一品香旅社，他內心非常激動，認為自己馬上就要時來運轉了，不久就能出國留洋了，后半生就衣食無憂、榮華富貴了。

此后幾天，陳敬齋將上海干部會地下機關的一切情況，都告訴了特務們。同時，可惡的陳敬齋還讓特務們提前辦理好抓捕手續，并讓特務與英租界巡捕房商量好，只要一有鄧演達的消息，就可以立即進行抓捕。

8月17日，是鄧演達、羅任一、季方等人在上海市靜安寺愚園坊第20號，秘密舉辦干部訓練班的日子。鄧演達對這次訓練班非常重視，8月16日晚上，他來到了此地住了一晚。不過，鄧演達的行蹤只有極個別的人知道，陳敬齋是不知道的。

到了8月17日中午，根據訓練班日程，鄧演達要親臨現場為學員們授課，并在結業儀式上講話。此時，羅任一按照鄧演達的吩咐，找到了陳敬齋，對他說道：“等訓練班結業儀式結束，你留下來，鄧演達要找你談話”

陳敬齋得知這個消息，內心里非常“激動”，表面上也非常激動，他故意向羅任一問道：“好，好，鄧演達下午要來了嗎？”

羅任一沒有說什么，只是交代陳敬齋：“你等著就行了！”

到了下午，鄧演達來到了訓練班現場，并開始為學員們授課。此時，已經掌握鄧演達行蹤的陳敬齋，裝成肚子痛的樣子，騙過負責訓練班安全的工作人員，跑出了愚園坊第20號。對于陳敬齋的“異常”，當時誰也沒有在意。

此后，陳敬齋立即打電話，向業務們報告了鄧演達的行蹤。不一會兒，特務們就在英租界巡捕房的配合下，將愚園坊第20號圍了個水泄不通。這樣一來，就出現了我們在開頭說的那一幕——鄧演達、羅任一、季方等人全部都被逮捕了。

“辦完所有事情之后”，特務們安排了一輛汽車，將陳敬齋護送到了上海火車站。緊接著，心潮澎湃的陳敬齋坐上了開往南京的火車，他已經幻想著出國留洋的事情了。然而，讓陳敬齋沒有想到的是，特務們根本沒有兌現此前的承諾，他們塞給陳敬齋兩千元錢，就將陳敬齋“打發”走了。

“失望之極”的陳敬齋萬般無奈，他害怕自己出賣鄧演達的事被披露出去，所以根本不敢和特務們爭辯。不久之后，陳敬齋帶著兩千元錢的賞金，回到了老家江西都昌。在家鄉多了一段時間之后，陳敬齋拿著兩千元錢的賞金，跑到離都昌不遠的景德鎮，與別人合伙開了一家瓷器廠。

不久之后，陳敬齋在景德鎮聽聞了“鄧演達遇害”的消息，他雖然非常害怕，但是始終認為沒有人知道自己的罪行，也沒有知道自己的藏身之地，自己可以平安無事地當瓷器廠老板了。然而，陳敬齋不會知道，鄧演達的革命戰友們一直牢記著這筆血債。

新中國成立之后，由鄧演達等人創立的國民黨臨時行動委員會，已經發展為了中國農工民主黨（簡稱農工黨）。1949年11月，農工黨召開了全國干部會議，這次會議審議通過了“逮捕叛徒陳敬齋歸案法辦”的提案。不久之后，在周恩來、羅瑞卿等領導人的支持和幫助下，搜捕叛徒陳敬齋的行動開始了。

經過多番搜尋，時任農工黨主席的章伯鈞，向公安部長羅瑞卿通報了“叛徒陳敬齋躲藏在景德鎮”的情報。不久之后，農工黨江西省委的陳其勛同志（他認識叛徒陳敬齋），按照指示與當地公安部門一塊執行抓捕叛徒陳敬齋的行動。

陳其勛同志和公安人員趕到景德鎮之后，明察暗訪半個多月，都沒有發現叛徒陳敬齋的蹤跡。俗話說，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后來，在查閱當地居民戶口冊之時，陳其勛同志和公安人員這才發現，陳敬齋已改名“陳福林”，目前是景德鎮利興福瓷器廠的老板。

1950年3月８日上午，公安人員身穿便裝，來到了景德鎮利興福瓷器廠。走進瓷器廠的辦公室之后，公安人員便看見一個五十多歲的中年人，正在辦公桌前看報紙。這時候，公安人員開口詢問道：“請問你是陳老板嗎？”

五十多歲的中年人抬頭看了一眼面前身穿便裝的公安人員，說道：“我是，你們有什么事情嗎？”

公安人員說道：“哦，我們想和你談點生意。”

五十多歲中年人站了起來，他笑著說道：“快進來，快坐，你們是要買瓷器嗎？”

公安人員隨即走進了辦公室，一邊看著這位五十多歲的中年人，一邊回答說：“對，我們就是來買瓷器的。”

就在這時，公安人員趁著五十多歲中年人不備，上前就將他控制住了。五十多歲的中年人嚇懵了，他立即喊道：“你們要干什么？你們要干什么？”

公安人員厲聲呵斥道：“陳敬齋，你被逮捕了！”

五十多歲中年人聽見“陳敬齋”三個字，一下子愣在原地，用驚恐的眼神看著公安人員。過了一下會兒，五十多歲中年人低下了頭，很順從地被公安人員押出了瓷器廠。這位五十多歲的中年人，正是當年出賣鄧演達的叛徒陳敬齋。

當周恩來得知叛徒陳敬齋落網之后，他對著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道：“和他算賬的時候到了！”不久之后，在周恩來的支持和幫助下，公安部門對叛徒陳敬齋進行了審訊。

在鐵一般的證據面前，叛徒成敬齋最終承認了當年出賣鄧演達的罪行。俗話說，正義或許是遲到，但永遠不會缺席！1951年6月19日，叛徒陳敬齋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結束了其罪惡的一生。

讓我們向革命先烈們致敬，你們永遠活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