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產規模持續提升 農商行集聚效應凸顯

轉載于：中國經營網 ｜ 作者：中經記者 郭建杭

農村金融機構正從過去的“全面開花”走向“頭部集中”。

目前，全國萬億元資產規模的農商行共五家，分別為重慶農商行、上海農商行、廣州農商行、北京農商行和成都農商行。這五家頭部機構在農村金融機構總資產中的占比超過11%，行業集聚效應日益顯著。

與此同時，省聯社改革進程中也涌現出一批資產規模超5000億元的省級統一法人農商行，市場預期其未來有望躋身萬億級金融機構行列。

受訪人士指出，農村金融機構集約化解決了機構發展中“體系穩不穩”的問題，在此基礎上，還需關注農村金融機構“能不能走得遠”的問題。未來，農村金融機構的核心競爭力不僅在于規模大小，更取決于誰能在區域內形成可持續、低風險、不可替代的金融服務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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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挑戰的必然措施

回溯萬億級農商行的積聚歷程。2019年重慶農商行成為首家資產規模過萬億元的農商行。2020年，上海農商行、廣州農商行以及北京農商行相繼跨過萬億元門檻。

2026年伊始，成都農商行在其微信公眾號上宣告躋身全國第五家萬億級農商行的隊列。

實際上，區域銀行的規模“天花板”與當地經濟發展水平息息相關。從區域分布來看，重慶農商行、上海農商行、廣州農商行以及北京農商行的經營發展與本地區經濟發展相伴相隨，直轄市、一線城市地區經濟發展較好，轄內企業實力較強，農商行與本地區經濟發展相得益彰。而成都農商行則得益于將自身發展深度嵌入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的國家戰略之中。

業內人士指出，未來農村金融機構隊伍中，遠不止五家萬億級農商行，頭部農商行及省級統一法人農商行的組建將進一步重塑農村金融機構的市場競爭局勢。

農村金融機構向“集約化”發展將如何改寫農村金融行業的競爭格局？寧波之江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員黃昊明認為，農村金融機構由分散經營向集約化發展，是為應對增長困境、破解效益下滑與存貸規模負增長等問題而采取的必然措施。首先，競爭主體發生根本性變化。過去農村金融競爭以單體農信社、村鎮銀行為主，隨著省級農商行組建、區域性農商行做大做強，農村金融的競爭單元由“單點機構”升級為“法人體系”，競爭邏輯從個體博弈轉向體系能力比拼。其次，競爭門檻顯著抬高。集約化改革強化了資本約束、治理要求和風險管理標準，農村金融市場的進入門檻和存續門檻同步提高。再次，競爭焦點從規模擴張轉向效率與價值比拼。農村金融正在從低水平同質化競爭，轉向以穩健性和可持續性為核心的能力型競爭。最后，行業分層加劇。“省級頭部統籌重大項目+縣域機構深耕小額業務+新型組織填補空白”的差異化格局逐步形成，資源向鄉村振興重點領域精準傾斜，監管效率提升，市場出清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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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約化經營如何走得更遠？

農村金融頭部聚集效應明顯，規模增長使機構具有一定競爭力，但在銀行業凈息差普遍承壓的背景下，實現高質量發展才是永恒命題。

多位農信業內人士向記者指出，在區域經濟增速換擋、息差收窄的大背景下，農商行實現規模增長并不容易。此前也有經驗顯示，少部分試圖做大的機構，往往倒在盲目擴張帶來的壞賬泥潭中。

寧波之江普惠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劉野向記者指出：“未來，農商行規模換利潤模式難以為繼，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在于改變發展邏輯。”

劉野進一步指出，首先，發展目標需要由“做大規模”轉向“做優結構”。在凈息差下行背景下，單純依靠資產擴張不僅難以對沖收益下滑，還會加快資本消耗、放大風險敞口。高質量發展要求更加重視風險調整后的收益水平，而非單純追求規模和增速。其次，盈利模式需要由“息差依賴”轉向“綜合價值創造”。農商行要通過優化負債結構、提升低成本穩定資金占比，強化結算、托管、代發等基礎金融服務，提升單一客戶的綜合貢獻度，以增強盈利韌性。最后，競爭方式需要由“區域覆蓋”轉向“區域深耕”。農商行的比較優勢不在于全國擴張，而在于對本地產業、客戶和風險的深度理解。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還有很多農商行面臨效益下滑、存貸規模負增長的情況。農商行抱團發展能否應對這種經營困境？

黃昊明認為，在當前經營環境下，農商行抱團發展對緩解階段性壓力具有現實意義，但并非解決所有問題的萬能方案。一方面，農商行抱團發展可通過資源聚合形成破局合力，對部分弱勢農商行有益。另一方面，區域經濟下行、信貸需求不足、客戶結構單一等問題，并不會因機構合并而自然消失。如果整合僅停留在規模層面，而未同步推進治理重構、資產質量改善和業務定位調整，風險反而可能在更大體量中被放大。因此，抱團發展只有與治理優化、風控升級和業務轉型同步推進，才能真正緩解經營困境。

在農商行規模增長到一定程度后，會面臨哪些新的挑戰？劉野認為，萬億級農商行面臨的挑戰主要集中在風險、資本和治理三個層面。首先，風險形態由單點風險轉向結構性風險。規模擴大后，風險不再主要集中于單筆貸款，而更多體現為行業集中、區域經濟周期以及房地產、城投等領域的系統性敞口，這對風險管理的前瞻性和整體性提出更高要求。其次，資本約束更加剛性。資產規模越大，對資本充足率和資本補充能力的要求越高，粗放式擴張空間顯著收窄。盈利能力不足將直接制約未來發展彈性。再次，治理復雜度顯著上升。機構層級增加、管理半徑擴大，如果治理結構、激勵機制和內部控制不能同步升級，容易出現決策效率下降和風險責任錯配的問題，導致“大而不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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