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電影，看完很難走出來

十天前，北京下了一場大雪，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以下簡稱《安德烈》）恰好在此時上映，電影里大雪紛飛，兩個少年——怪咖安德烈和好學生李默——之間的友誼，勾起每位觀眾的少年記憶。

這部電影的原著同名小說（收錄于《平原上的摩西》中）之于很多讀者，是非常特殊的一篇。每個人的少年時代都有一個安德烈，Ta是周圍大人嘴里“冥頑不化”的典型，卻把最赤誠的部分展示給唯一的朋友。《安德烈》是我們望向少年時代的、透著光亮的缺口。

電影上映的第二天，我們邀請到原著作者、小說家雙雪濤，與播客《除你武器》的兩位主播吳呈杰、劉詩予，一起回顧這篇小說的創作心路，以及那些陪伴我們長大、卻最終走散的老友們。

| 左起：劉詩予、吳呈杰、雙雪濤

吳呈杰：

昨天北京下第一場雪的時候，我去看了電影。我特別想去看《安德烈》，更像是想去看望一個朋友。第一次讀這篇小說是九年前，那時我很容易代入少年安德烈，但這一次重讀小說、再看電影，我發現自己完全代入了成年后的李默。李默是一個在城市里工作的普通人，當站在這個位置回望少年時代，尤其知道安德烈后來的人生走向，會非常唏噓。

電影結束、燈亮起，我仍然坐在座位上，不太想離開那段時光。這讓我想到，其實我們都經歷過很多這樣的友情：大家并沒有鬧翻，也沒有矛盾，就是走上了不同的人生、不同的命運，關系有一天就走散了。

雙雪濤：

朋友得在一塊待著，時間不夠，很難維持，有人說三年不見面還很好，我覺得有點吹。沒有時間、沒有共同愛好去維系，關系會一點點變遠。

我有個發小，十一二歲就一起踢球，到現在都四十了，在一起踢三十年。我每次回沈陽還叫他踢球。共同的事很重要，不是坐那兒干聊。

每次踢球就會有一種錯覺：又回到年輕的時候，覺得自己還跑得很快，還想著多踢兩腳因為馬上要上課。足球像一種語言：場上互相傳兩腳球，就在溝通。那種感受很珍貴。

劉詩予：

友誼的走散，除了共同的活動，地理位置也很重要。相比男性，女性可能更擅長不一定非得做一件什么事，而是圍繞一個話題聊天。但面對面“干嘮”，和你們有時差、在不同城市，在微信上聊天，狀態是不一樣的。隨著你選擇各自的人生，自然分散到不同地理空間，哪怕一切都沒變，但見不到面就是很大的變化。

雙雪濤：

我覺得在微信上發很多，也很難成真朋友，微信上的朋友就是微信上的朋友，真朋友還是得面對面嘮，得在一起待著。畢竟咱是人，要感受另外一個人的很近的那個氣。

有時候我跟初中同學在一塊，我覺得我的肢體都會產生變化，變回當時大家在一起的狀態。你一看他，就有一種“他是我前桌”的感覺，自己的歷史一下回來了，控制了你的身體。

吳呈杰：

我采訪過雪濤老師的高中同學和前同事，他們說你在當時的集體里非常融入，是文藝骨干，但你又常說，你在很多集體環境里感到格格不入。這讓我覺得，李默這個角色的復雜在于外在和內在不一樣：外在努力得體、融入；內在知道自己有奇怪的一面。李默走向安德烈，其實是在召喚自己更本真的那一面。

雙雪濤：

我上學的時候其實挺平庸的，是那種“大雜燴”：運動也行，學習也行，接話也能接。但我特別敏感，經常在日記里抱怨自己太普通。

李默朋友很少，他和安德烈做朋友，是因為安德烈身上有李默欣賞、但自己做不到的東西。李默也是敏感的人，讀者可能潛意識覺得他很普通，但其實不是，他會留在你的印象里。

小說對我來說是一個特別好的表達方式，因為你躲在一個面具后面，可以盡情地跳舞。你寫的未必是兒時的具體經歷，但只要你用那個心態，小說就能推進。

吳呈杰：

《安德烈》是你比較早期的作品，當時還在銀行工作？

雙雪濤：

對。當時我在寫《聾啞時代》，一邊上班一邊寫。我把那個長篇當成一種“活頁文學”，可以拆分。《安德烈》是倒數第二章，因為前面已經寫了很多人物，情緒累積到了高點，幾乎是無意識寫作，好像手自己在寫，故事自己往外長，寫完之后改動也很少。

《安德烈》和《飛行家》是我寫作生涯里改得最少的兩篇，也是我寫得最輕松的兩篇。

吳呈杰：

那最近有回看這篇小說嗎？

雙雪濤：

很多年沒看了。其實我昨天也有點不太敢去看這個電影，怕自己看完之后情緒起伏太大。

這個故事對我來說，在內心里的連接比較不一樣。它是一種情感邏輯：一個非常有才華的少年，和另一個相對“正常”的少年之間的故事。這個邏輯我一直很喜歡，而且這篇小說基本把我對這種人物結構的理解都表達完了，所以我不太敢回看。

吳呈杰：

電影里的李默和安德烈，和小說有什么不同？

雙雪濤：

我覺得不需要還原，電影需要創作者有自己的理解。小說更多是通過李默的視角去塑造安德烈，安德烈很具體，李默相對模糊；但電影中李默變得非常具體，尤其是他的原生家庭，很容易讓人代入，安德烈在電影里反而有一點虛幻，更像是一個精神層面的存在。

子健和劉昊然之間的合作關系，本身就和小說里的情感形成了一種呼應。他們是真正想把這部電影拍好。

劉詩予：

我最近重溫小說，產生了一個困惑：我們在這些特立獨行的同齡人身上，到底寄托了什么？

我發現安德烈不僅要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他還必須是一個聰明的人。他的古怪里一定要帶著某種值得羨慕的東西。比如他可以通過老師眼鏡的反光判斷班主任來了；比如他在國旗下講海豚的呼吸系統……他不是因為古怪被記住，而是因為古怪背后有一種少見的聰慧。

但我一直困惑：是不是只有天才，才擁有特立獨行的權力？如果一個人沒有任何能被評價體系承認的天分，只是單純地古怪，他會不會被輕視，甚至被更殘忍地對待？

我有一個同學讓我印象很深，他和安德烈一樣邋遢、夸張，也非常敏感。被老師批評時，別人低頭認錯，他卻會痛哭流涕，用頭撞門，覺得自己被冤枉。重點在于，他并沒有出眾的才華，他沒有天賦，我們這些同學會用更殘忍的方式對待他——嘲笑他，覺得他的古怪應該被剔除。那個年紀的我們，沒有能力去理解他。

雙雪濤：

我覺得有時候，一個人身上的天賦和他的古怪，本來就是同一個東西。很多時候，這種天賦如果難以施展，就會在別的地方表現出來。所以它不是“A+B”的結果，而是同一件事的不同形態。

安德烈的古怪之所以迷人，是因為他并不是刻意想要顯得特立獨行。他是全校唯一一個不想讓自己顯得與眾不同的人，他只是自然地生活，結果就變得和別人不一樣。

我并沒有設定“只有這樣的人才值得被書寫”，在《聾啞時代》里也有很多平常但古怪的人，只是安德烈恰好是一個“有天賦的古怪者”，這不是一種演繹法，而是一種選擇。

吳呈杰：

我覺得我們之所以對《安德烈》有這么深的情感，很可能是因為在少年時代，我們既當過李默，也遇到過一個安德烈。

我在播客里也講過，我有過一個“天才舍友”。當安德烈在國旗下講海豚呼吸系統的時候，我那個朋友也在研究海洋洋流。他比安德烈幸運的一點在于，他很輕易就考上了清華建筑系。但在大一上學期，他做了一個非常“安德烈式”的決定——退學。原因很簡單：他感受到國內教育系統的壓抑，以及和周圍環境的格格不入。

我覺得安德烈和我這個朋友都很迷人的一點，是他們拒絕任何“最小單元”的規訓。比如老師問“你聽明白了嗎”，所有人都會點頭，但安德烈會說“沒聽明白”，因為他內心真的沒聽懂。

雙雪濤：

我現在突然想起當初為什么給他起名叫“安德烈”。我最開始寫《聾啞時代》，希望每個章節人物都是蘇聯名字，但寫了一章就發現太奇怪了，“咱們踢球去，吉洛布斯基”，完全亂套。后來我放棄了這個設定。

把那一章改成短篇時，我發現不能讓他“生來就是安德烈”，得有來龍去脈。所以我就反推給他起了個中文名“安德舜”，才有了“安德烈”這個外號，直接叫安德烈會很怪。

安德舜的“舜”像在禮教、宗法系統里的名字：“烈”又有反抗的含義，“德”又像在說他是個好人。它又是個俄國名字，確實很合適。

劉詩予：

除了友誼，我感覺雙老師在《安德烈》里投射了很多與體制對抗的東西，比如最高潮的情節：本來屬于李默的去新加坡的名額，被同學、老師、體制一起給了另一個人。當時您為什么設置這個情節？

雙雪濤：

我從來就不喜歡學校，我覺得它不公平，我一直這么覺得。后來我發現我對“公平”有一種渴望，從很小的時候就有，所以我大學學了法律。我那年其實什么專業都可以選，但我選法律，是想學一下怎么讓這個社會公平。

可能因為我在成長過程中，尤其在90年代的青少年時期，看到了很多不公平。比如父母很善良，為什么失去工作？比如安德烈這樣的同學很了不起，為什么被打擊？好人到底能不能得到良善生活？有才華的人能不能兌現天賦？這也是最基本的基石。我特別想把公平拿在手里，想奪回這個東西。

所以寫學校名額這事，對我來說很自然。而且我覺得它好的一點是：在這么一個城市里，突然有“新加坡”這個地名進入故事，像飛地、像綠洲、像一個氣口，要不然故事就會很凝、很封閉。“新加坡”這個名字很有文學性：新加了一個坡。

吳呈杰：

電影里李默說新加坡是“一個很遠的地方”。這個情節我特別有感觸，因為我中學經歷過幾乎一模一樣的事情，完全不是編的，是現實。

上中學時，老師向全班宣布：這次期中考試誰考班級第一就可以去日本游學。我當時巨努力學，考了班級第一，但后來這個名額給了另一個同學。老師的理由是他綜合成績更好。但對我來說是公平的問題：既然宣布了“班級誰第一誰去”，為什么機會不是給我的？

那次對我來說是重大的世界觀沖擊，此前我覺得我把人生獻祭給一件事：如果考到第一，應試教育會給我某種允諾，后來你發現允諾像肥皂泡“啪”地破滅了。那是我幾乎第一次“成年的時刻”：你突然意識到現實世界的運作，有時候跟你想的不一樣。

雙雪濤：

我們這個文化里，其實不太講公平，講的是秩序和各司其職。要讓一個地方高效組織成城市，非常需要公平，沒有公平，城市會失序。中國又很神奇，在人情里也能建起城市，但不公平一直在淺層流動。你會經常質疑Ta為什么在這個位置？Ta怎么選出來的？尤其隨著年齡增長，這個感受更強。你在課上剛講“能”，下課就“不行”了，很快就能感受到這“兩層皮”的東西。

我覺得寫《安德烈》也是作家的一點點挑釁，文學就是在做這個事。

嘿！

隨著電影《我的朋友安德烈》上映，我們在全國多家書店搭建了名為 “冬日候車廳” 的展陳空間，讓故事從銀幕回到紙頁，也回到個人記憶中。

這里有一張單程票：始發站是“故地”，終點由你填寫。A座已經有人，印著安德烈的名字；B座留給你。你可以把生活里的嘈雜與卡頓貼在“清理墻”上，再在B座寫下自己的名字，與安德烈并肩坐一會兒。

部分書店展陳已進入收官階段。若你正好路過，不妨在這一站停下，完成一次短暫而安靜的出發。點擊文末「閱讀原文」查看特展詳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