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數字化背景對審計師風險決策的影響研究

一、引言

《中國數字經濟發展白皮書（2023）》指出，我國數字經濟規模已達50.2萬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0.3%，連續11年顯著高于同期GDP名義增速。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復雜動態的外部環境要求企業高級管理者具有更強的能力來適時調整公司資源，推動企業數字化轉型，越來越多擁有數字化背景特質的高管出現在經理人市場。根據烙印理論和高階梯隊理論，公司高管的背景特征，尤其是過往生活、職業經歷等會形成深刻的烙印，影響高管的行為風格和戰略傾向，例如，高管的海外經歷能夠促進企業創新，綠色經歷能夠顯著提升企業的綠色創新水平。在企業的日常發展中，高管扮演著戰略舵手的角色，其決策和領導對企業有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在數字化轉型的浪潮中，高管的視野和決策成為企業能否順利接軌數字時代、實現轉型飛躍的關鍵。與傳統的經營決策相比，數字化轉型更注重將數字技術融入業務流程，以此激發商業模式的革新和組織的重構。現有研究也證實擁有數字化背景的高管有助于促進企業數字化轉型。因此，具備數字化背景的高管作為推動企業技術升級與業務模式創新的核心力量，在公司內部具有較強權威性與影響力，能夠對公司經營治理產生有效影響。

審計師在資本市場中扮演著守門員角色，其決策直接關系到財務報告的可信度與資源配置效率。按照現代風險導向審計模式，審計師需要認真評估和識別被審計單位各種潛在風險因素，尤其是導致高審計風險的事項，審計師通常會采取更為審慎的策略應對潛在的重大錯報風險，如分配更多的資源、實施更多的審計程序、投入更長的審計時間，這勢必會增加審計收費。同時，審計師出于維護自身聲譽的考慮，會盡量避免因被審計單位的風險事項而卷入投資者訴訟或監管處罰，因而選擇提高審計費用和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等來轉移風險成本。現有研究發現，董事高管的特征會對審計費用和審計意見產生影響。如高管的從軍和學術經歷有助于提升公司內部的治理水平，降低與外部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從而降低公司的審計費用，而高管過度自信、管理層權力大和內部控制薄弱等能夠提高企業的審計風險，增加企業高審計風險事項，這意味著審計師在執行審計工作時需更加關注企業可能存在的重大錯報風險，并據以調整審計程序，采取更為合理的審計方法保障審計質量，提高審計報告的可靠性。

當前，我國企業數字化轉型發展迅速，管理變革和商業模式創新提高了企業經營的復雜性，因此常常導致企業需要經歷較長的轉型陣痛期。已有研究表明，環境不確定性在數字化程度不同的企業中對審計決策的影響不同，而高管的信息技術背景和復合職能背景能夠顯著提升企業數字化轉型程度，帶動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但目前鮮有文獻關注在企業轉型陣痛期數字化背景的高管究竟是憑借較強的變革管理能力精準識別和評估轉型風險從而有效降低潛在風險、縮短陣痛期，還是通過對數字化技術的深入理解，巧妙地利用技術手段操縱財務數據或隱藏關鍵信息。由此，數字化背景的高管在此過程中扮演的“風險調節者”角色對審計師的審計策略行為會產生何種影響？本文將對這一問題展開探討和研究。

本文可能的創新點在于：第一，從數字化的角度豐富了高管背景的相關研究。不同于以往關于高管背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企業內部治理和數字化轉型影響方面，本文關注了高管數字化背景對外部審計師風險決策的影響，研究了企業高管數字化背景對審計師風險決策的差異化作用。第二，以高管數字化背景為切入點，拓展了審計師風險決策因素的相關研究。從高管數字化背景的新視角延伸了審計師風險決策的研究框架，增添了烙印理論和高階梯隊理論研究在數字化方面的證據。第三，厘清了高管數字化背景對審計師風險決策的影響機制，擴展了數字化領域研究的理論邊界，有助于理解不同審計師采取差異化風險應對策略的決策邏輯。

二、理論分析與假設提出

高階梯隊理論認為，高管的個人特質會導致戰略選擇的差異化，進而對企業行為產生影響。同時，在風險導向的審計模式下，審計師需了解企業戰略產生的經營風險，以評估重大錯報風險，從而進行審計決策。具有數字化背景的高管可能運用其豐富的數字技術知識為企業帶來監督治理效應或者數字鴻溝效應，從而影響審計師決策。據此，本文從兩個方面進行分析。

（一）高管數字化背景與審計師風險決策：監督治理效應

基于監督治理效應，高管的數字化背景能夠提高企業的信息披露質量，幫助完善企業的內部控制有效性，從而降低審計費用和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概率。首先，具有數字化背景的高管更能了解數字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推動數字技術與公司業務流程的融合，引導企業重新審視、梳理并改進其業務流程，清晰界定關鍵環節的職責歸屬，降低人為操作的可能性，提升信息共享能力，打破數據孤島，幫助管理層更好地實現數據的集中管理和共享，從而提高了企業的信息披露質量。其次，數字化技術的引入實現了業務流程的標準化與自動化，幫助企業建立健全內部控制體系，確保控制活動的一致性和可追溯性，提高了內部控制質量，從而有效降低了操作風險并增強了內部控制有效性，減少了管理層做出非理性決策的可能性。同時，基于實時監控和數據分析的數字化系統，使企業能夠對關鍵環節和流程持續監督，并在異常情況發生時迅速識別與糾正，強化了內部控制的動態性和響應能力。

從審計師的角度，企業信息披露質量的提升和內部控制的有效性增強，顯著降低了審計師的工作難度和風險。一方面，規范的信息報告機制在審計過程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其通過標準化的信息呈現方式顯著減少了審計師在整合與分析不同來源信息時所需要的時間和精力，降低了審計師和企業之間的信息不對稱，有助于獲得更加精準、全面、及時的內部信息，使得審計師審計難度下降，無需投入額外的審計資源或增加審計流程，進而減少審計費用。另一方面，企業內部控制質量的提升會顯著提高公司內部權責的合理化，嚴格的監督與審批機制能夠降低管理層內部交易的可能性，從而約束管理層的舞弊動機，維護財務報告的真實性和完整性，進而降低了審計風險，緩解了審計壓力，降低了因潛在問題而需要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概率。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a：高管數字化背景會顯著降低審計師的審計費用，降低審計師發表非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的概率。

（二）高管數字化背景與審計師風險決策：數字鴻溝效應

基于數字鴻溝效應，高管數字化背景增加了管理層的機會主義風險，考慮到潛在的風險，審計師可能會通過提高審計收費和發表非標準無保留意見作為風險補償。首先，數字化轉型涉及多種新興技術，具有高壁壘的特性，數字化背景的高管推動企業數字化發展提高了股東對企業業務流程理解的門檻。數字化轉型的復雜性使得數字化背景的高管有機會靈活地選擇信息披露的深度和廣度，甚至可能通過技術手段掩蓋真實的財務狀況或經營績效，使得管理層盈余操作的可能性提高，加劇了管理層與股東之間的信息不對稱，降低了信息披露質量。其次，數字化背景的高管在企業發展時與自身的適配會提高對管理經營的自信，在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過程中受到重用的可能性更大，自信進一步得到增強。同時，面對轉型時的游刃有余會轉化為高管的認知能力，加劇了他們思想上的激進，從而表現在對企業的戰略選擇上，激進的戰略傾向會導致更多的內部控制問題。

從審計師的角度來看，高管數字化背景在企業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發揮的作用對審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增加了審計需要核對和分析的信息量。由于審計師對數字化及其相關知識比較欠缺，數字技術的發展會加劇審計師審計工作的復雜度，從而增大了審計師面臨的困難和風險。審計師在面對這些復雜的信息時，需要對數字化知識有更深的了解，以應對潛在的信息風險，這將直接增加審計的工作量和難度，從而提高審計成本。同時，戰略變化和業務模式創新，會給企業經營發展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導致審計風險提高，促使審計師增加審計投入，收取更高的審計費用，同時出具更加嚴格的審計意見的概率也會相應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設：

H1b：高管數字化背景會顯著提高審計師的審計費用，提高審計師發表非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的概率。

三、樣本選擇與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與數據來源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樣本數據主要來自國泰安數據庫（CSMAR），選取2009年至2023年間在A股市場上市的公司作為初始樣本。為確保樣本數據的有效性和準確性，本文剔除了金融保險類上市公司、異常數值以及相關數據缺失的樣本，并對連續變量進行了上下1%的縮尾處理。最終得到44 281個公司年度觀測值，處理軟件為Stata17.0。

（二）變量選擇及模型設定

1.被解釋變量

審計費用通常反映了審計師對被審計單位風險的評估，審計意見類型則直接反映了審計師對被審計單位財務風險的評估，因此基于風險補償機制和風險規避行為，本文參考已有文獻選取審計費用（LnAF）和審計意見（Opinion）作為審計師風險決策的衡量指標。以被審計單位的審計費用取自然對數衡量企業的審計費用，審計意見根據審計師對上市公司財務報告出具的意見度量，標準無保留意見取0，否則取1。

2.解釋變量

本文借鑒已有文獻選取具有數字化背景的高管在高管中的占比（Digital_ratio）作為解釋變量。具體從高管的教育背景和任職經歷兩方面來識別高管數字化背景。高管團隊包括除董事會、監事會以外的高級管理人員，通過手工整理上市公司年報披露的高管簡歷。任職經歷主要指高管是否從事過數字技術、系統開發、互聯網、云計算等工作，教育背景主要指高管是否取得了計算機類、信息科學類、互聯網、大數據等相關專業的學位或進行過相關知識的學習。如果高管具備上述教育背景，或有與數字化轉型相關工作的任職經歷，本文認為是具有數字化背景的高管。

3.控制變量

借鑒已有文獻選取公司規模（Size，年末總資產的自然對數）、應收賬款占比（Recei，期末應收賬款凈額/期末總資產）、固定資產占比（Tangibility，期末固定資產凈額/期末總資產）、托賓Q（TobinQ，流通股市值加非流通股股份數與每股凈資產的積再加負債面值/期末總資產）、第一大股東持股比例（Top1，公司第一大股東持股數占總股數的比例）、獨立董事比例（Indep，獨立董事人數/董事會人數）、董事會規模（Board，董事會人數的自然對數）、高管規模（Mngsize，公司當年高管總人數加1的自然對數）、高管年齡（Mngage，公司當年高管成員平均年齡的自然對數）、高管薪酬（Mpay，公司當年高管成員前三名薪酬總額的自然對數）、是否為四大（Big4，若國際四大審計取1，否則取0）、數字化水平（DIG，企業在年報中披露的數字化轉型有關詞頻總數加1后的自然對數）作為本文實證研究的控制變量。

4.模型設定

為了考察高管數字化背景對審計師風險決策的影響，針對審計費用和審計意見類型分別構建模型（1）和模型（2），模型（1）采用OLS回歸，模型（2）采用Logit回歸。模型（1）中，LnAF為審計費用，Digital_ratio為企業高管數字化背景的衡量指標；模型（2）中，Opinion為審計意見。Controls表示控制變量合集，Year和Ind為年度與行業固定效應。

模型（1）回歸中，若β1顯著為負，表明高管數字化背景降低了企業的審計費用；若β1顯著為正，表明高管數字化背景提高了企業的審計費用。模型（2）回歸中，若β1顯著為負，表明高管數字化背景降低了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概率；若β1顯著為正，表明高管數字化背景提高了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概率。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如表1所示，從描述性統計結果來看，審計費用（LnAF）的均值是13.826，標準差是0.690，說明會計師事務所收取的審計費用在不同的企業存在較大的差異；審計意見類型（Opinion）的均值是0.031，最小值和中位數都為0，說明審計師審計過程中大多數出具標準審計意見；高管數字化背景的均值是0.175，標準差是0.262，說明平均看來，具有數字化背景的高管人數僅占高管團隊總人數的17.5%，表明數字化背景的高管占比相對較低，但不同公司之間具有數字化背景的高管占比差距非常明顯；數字化水平指標DIG的標準差為1.419，表明不同企業的數字化水平差異較大。其他描述性統計結果與已有文獻基本一致。

（二）多元回歸分析

表2列（1）和列（2）報告了本文的主回歸結果，在控制年度和行業后，數字化背景高管與審計費用在5%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與審計意見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列（3）和列（4）為加入控制變量后的回歸結果，高管數字化背景（Digital_ratio）的回歸系數與審計費用和審計意見至少在5%的水平上顯著為負。上述結果支持了H1a，表明高管數字化背景會降低審計費用，降低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概率。

（三）穩健性檢驗和內生性檢驗

為了使結果更加穩健，本文進行了如下穩健性檢驗：（1）PSM檢驗。按照是否存在數字化背景高管進行分組，以全部控制變量作為特征變量，計算傾向得分值，然后采用PSM最近鄰匹配（1：2）的原則進行配對，最后對匹配后的樣本進行多元回歸分析。（2）Heckman檢驗。在第一階段回歸中加入全部控制變量，計算逆米爾斯比率IMR，然后將IMR加入第二段回歸。（3）工具變量檢驗。選取滯后一期的高管數字化背景（digital_ratio）和分行業分年度的高管數字化背景均值作為工具變量。上述回歸結果如表3所示，均通過了穩健性檢驗。

除此之外，本文還進行了如下穩健性檢驗：（1）替換被解釋變量，使用審計費用與總資產自然對數的比值替換審計費用，在審計意見方面進行了更詳細的劃分并賦值；（2）刪除地區樣本，如北京、上海、廣州和深圳等地區；（3）滯后效應，將當期審計費用和審計意見替換為下一期審計費用和意見；（4）刪除不具有數字化背景的樣本。經過上述穩健性檢驗后，結論依然不變（限于篇幅，結果未列示，留存備索）。

五、進一步研究

（一）異質性檢驗

在數字經濟高速發展的背景下，高管數字化背景與審計師風險決策之間不僅受企業內部環境所影響，而且受外部環境的影響，本文考察了內外部環境差異對高管數字化背景與審計師風險決策的影響。

1.管理層權力

在企業內部，管理層權力大小對企業的經營活動有重大影響。對管理層來說，一定程度的管理層權力能夠激發經營才能，提高企業價值。當具有數字化背景的高管在管理層權力大的企業時，更容易推動企業實現數字化轉型，推動數字化與工作流程的融合，審計師獲取審計信息的投入會隨之降低。因此，本文預計在管理層權力較大的企業中，高管數字化背景會顯著降低審計費用和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概率。從表4列（1）至列（4）的回歸結果來看，高管數字化背景對審計費用和審計意見的影響在管理層權力大的企業中更加顯著。

2.產權異質性

在我國產權性質不同的企業存在較大差異。國有企業控股股東具有政府背景，高管出于政治成本和監管因素的考慮，缺乏自主經營的熱情和創新的動力，對企業的影響相較于非國有企業并不顯著，而非國有企業的高管，自主性更高，進而對企業的影響更大。因此本文預計非國有企業中高管數字化背景對審計師風險決策有更加顯著的影響。基于此，根據企業的產權性質將樣本分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并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4列（5）至列（8）。高管的數字化背景與審計費用在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中均呈顯著負相關，但相較于國企，非國企中高管數字化背景占比對審計費用的影響更加顯著；對于審計意見，高管數字化背景在國企中系數為正，而在非國企中系數為負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

3.市場環境異質性

從企業外部環境來看，在數字化轉型大背景下，高管數字化背景會受到地區市場化水平的影響，這是因為激烈的市場競爭迫使企業不斷提升效率和創新能力，數字化轉型成為必然選擇。我國的市場化進程在不同地區存在明顯的不平衡現象，市場化程度高通常伴隨更完善的法治環境和更規范的會計制度，企業擁有更加適宜的營商環境，高管的數字化背景更易推動企業構建高效和透明的管理體系。因此，本文根據市場化指數平均數進行分組回歸，結果如表5列（1）至列（4）所示。高管數字化背景對審計費用和審計意見的影響在市場化程度高的組中更加顯著。

4.分析師關注度異質性

近年，數字化熱度居高不下，分析師對高管數字化背景的關注度持續提升。在市場中分析師能夠傳遞企業的部分信息，具有信息傳遞作用，進而對高管產生約束，發揮積極的公司治理效應。當分析師關注人數較多時，可以減少審計師風險，降低其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概率。因此，本文按照企業分析師關注度平均數進行分組回歸，結果如表5列（5）至列（8）所示。高管數字化背景對審計費用和審計意見的影響在分析師關注度低的組中更加顯著。

（二）影響機制檢驗

前文證明了高管數字化背景對審計師風險決策具有顯著影響，為了進一步厘清高管數字化背景對審計師風險決策的影響機制，在前文理論分析和實證結果的基礎上，下面分析高管數字化背景對審計收費和審計意見影響的路徑機制。

根據前文理論分析，高管數字化背景對企業治理具有重大影響。一方面，基于信息不對稱理論，高管數字化背景推動數字技術與企業工作流程融合，提高了企業間以及審計師與企業之間的信息透明度，信息披露質量提升；另一方面，高管數字化背景能提高對數字化技術的應用質量，保障各項控制活動更好落地，企業內部信息溝通效率得到有效提升，企業內部控制質量提高。因此，審計師面對的審計風險降低，所需要的審計投入也隨之減少，從而促使審計師收取的審計費用減少，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可能性降低。本文預期信息披露質量和內部控制質量作為影響審計師風險決策的重要機制，在高管數字化背景與審計師風險決策中發揮中介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采用兩步法構建中介模型（3）和模型（4）分別探究信息透明度（KV）和內部控制（IC）的中介作用。

模型（3）驗證信息透明度是否在高管數字化背景對審計風險決策的影響中發揮了中介作用。借鑒已有文獻，以KV指數進行衡量，KV值越高代表信息披露質量越低。模型（4）驗證內部控制質量是否發揮中介作用，本文采用迪博數據庫中內部控制指數加1后的自然對數來度量上市公司的內部控制質量（IC），IC值越大，公司的內部控制質量越高。表6列（1）為高管數字化背景與中介變量信息透明度（KV）的回歸結果，列（2）為高管數字化背景與內控質量（IC）的回歸結果。可以發現高管數字化背景提高了信息透明度和企業內部控制質量，審計師更容易獲得高質量的信息，同時降低了企業經營風險，審計師承擔的審計風險也隨之降低，從而降低了審計費用和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概率。

六、研究結論與建議

隨著數字經濟時代的到來，我國企業正經歷數字化的重大轉變，學術界對數字經濟化過程也越來越關注。基于此，本文以2009—2023年A股上市公司為樣本，探討了高管數字化背景與審計師風險決策之間的聯系，結果表明：高管的數字化背景明顯地降低了審計費用，并且審計師更傾向于出具符合標準的審計意見而非非標準審計意見。該結論在考慮穩健性等問題后仍然成立。異質性檢驗發現，高管數字化背景的影響在管理層權力大和非國有企業中更顯著，且在市場化程度高和分析師關注度低的組中影響更大。機制檢驗發現，高管數字化背景主要通過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和內部控制質量降低審計費用和審計師出具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概率。

基于上述研究結論，本文提出如下建議：

第一，對于企業而言，在當前數字化的大背景下，企業應當進一步完善日常經營與管理，防止具有數字化背景的高管利用自身優勢損害企業利益；同時，引導高管合理合規發揮自身專業知識優勢，積極參與公司治理，幫助企業順利實現數字化轉型，實現企業健康可持續發展。第二，審計師要充分發揮數字化技術與外部審計的協調作用，幫助企業構建更加完善、適應數字化時代的內部控制體系，共同促進企業發展。與此同時，企業推進數字化也對審計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審計師應當注重對數字技術知識的積累和儲備，充分認識高管數字化背景影響企業的經濟原理與作用，以降低審計風險，提高審計質量。第三，對政府而言，由于高管數字化背景影響企業的高質量發展，進而會對資本市場的正常運營和市場配置效率產生影響，政府應積極引導企業數字化轉型，加快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實現資本市場健康持續發展。

作者：王生年 支潔雅 侯丹陽

來源：會計之友

編輯：孫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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