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萬物相互滲透，在另一顆心上引發遙遠的回響——詩人林珊訪談

“與萬物相互滲透，在另一顆心上引發遙遠的回響”——詩人林珊訪談錄 | 贛鄱作家訪談錄（二十一）

本期采訪人：陳薇、曾海薇（贛南師范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研究生）

訪談對象：林珊

訪談時間：2025年12月28日

詩人簡介

林珊，江西籍，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首都師范大學駐校校詩人，江西省作協詩歌委員會副主任。作品散見《人民文學》《詩刊》《作家》《星星詩刊》《詩潮》《揚子江詩刊》《飛天》《綠風》等刊；出版詩集《好久不見》《小悲歡》《最好的秋天》等；參加《詩刊》社第 35 屆青春詩會、《人民文學》第四屆新浪潮詩會、第八次全國青年作家創作會、第十次全國作家代表大會；獲第十七屆華文青年詩人獎、第二屆中國詩歌發現獎、江西年度詩人獎、第六屆谷雨文學獎等獎項。

訪談實錄

1.陳薇、曾海薇（以下簡稱陳、曾）： 林珊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我們的采訪。您的寫作始于散文，2013年出版散文集《那年杏花微雨涼》，其中已收錄早期詩歌作品，后來逐漸專注于詩歌創作并取得豐碩成果。您曾說寫作是“源自一種本能與天性”，請問從散文創作轉向詩歌創作的關鍵契機是什么？這種文體轉換對您的表達帶來了哪些本質性的改變？

林珊：從散文到詩歌，其實不是選擇，而是認領。我的語言很早就帶著密集的意象根系，散文字壟間的規整行距，反讓它們相互絞纏。詩歌突然給予這些根系豎著生長的可能——不是從土壤里拔出，而是朝著地心更深處下潛。

文體轉換帶來的本質改變首先是呼吸系統的重塑。散文的呼吸是綿長的山間晨霧，而詩歌必須學會在七步內完成一次完整的潮汐。當我開始用詩的肺活量重新打量故鄉時，整座城都開始以斷句的方式向我顯形：桃江的漩渦成了分行處天然的留白，玉舍村暮色在跨節時突然加深了釉彩。

其次是物象的煉金術轉變。散文中潭坊村那棵一百多歲的板栗樹需要年輪、鳥巢、雷擊痕的層層鋪陳；而在詩里，它突然緊縮為“蘆葦在風中倒伏/落葉鋪滿半個屋頂”。詩歌迫使我學會讓每個意象都攜帶地質運動的能量，讓最小的細節具備星系的重量。

最重要的是時間感知的蛻變。散文敘述像沿著河岸行走，總有清晰的時序坐標。詩歌卻允許我同時站在水流的上游與下游——去年凋謝的柚花與明年將落的雪，可以在同一個意象里完成授粉。這種時間的折疊術，讓我終于能寫出外祖母的皺紋里“她躺在山坡上，已經很多年”。

詩不是讓我說更多，而是讓我學會在恰當的沉默里，安放整條桃江的喧囂。

2.陳、曾：在您的創作歷程中，既有小城生活的沉淀，也有首都師范大學駐校詩人的經歷，更有參與“全球青年多維對話”的國際交流體驗。這些不同的生活場景和文化語境，分別為您的創作帶來了哪些新的視角與靈感？您是如何在地域堅守與全球視野之間找到平衡的？

林珊：我的創作之路，像一條溪流，發源于贛南的山澗，途經北方的闊土，最終奔向可以瞭望世界的大海。每一段旅程，都為我詩歌的河床帶來了不同的質地與回響。

山水賜予我安靜淡然的天性，《詩經》、唐詩里的草木山水就在身旁，我的早期寫作是一種“低音性質的抒情”，是與古典精神的呼應。詩集《小悲歡》便是這十年個人精神史的記錄。北方陌生的風物是全新的刺激，與學者、同行的密集交流，促使我反思并追求“詩歌的自覺”。有評論家說，那像是我寫作中一個“期望中的轉折”。與智利等國詩人的對話讓我確信，詩歌是無需護照的通用語言。我學習到不同的技巧，更領悟到如何用樸實的語言捕捉普世情感。這讓我思考如何讓詩歌更好地“走出去”。

如何在地域堅守與全球視野之間找到平衡？于我而言，這不是一道單選題，而是一種螺旋上升的共生。

我的平衡，源于“向下扎根”與“向上瞭望”的往復運動。我的根，深扎在贛南的紅土地里。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是我語言最初的韻律和情感的源頭。即便在北京，一場夜雨也能瞬間讓我回歸故鄉的語境。這份“地域性”不是枷鎖，而是我最獨特的音色。

而“向上瞭望”，則是在資源共享的時代里，通過閱讀、行走與對話完成的。首都師范大學駐校經歷讓我在學術激流中磨礪技藝，國際對話讓我看到，人類最幽微的情感是相通的。智利詩人談到的“對自然的敬畏”，與我在山中漫步時的體悟何其相似。

最終，我所追求的平衡點，或許就是“抵達一種無我的天性” 。像山中一塊自然生長的石頭，或道邊一株被人忽視的植物，無論身處何地，都保持最本真、最敏銳的狀態去感知。當故鄉的經驗成為我觀照世界的棱鏡，而世界的廣博又讓我更深邃地理解故鄉時，地域性與世界性便在我的詩句中融為了一體。寫作，便是在這不斷的出走與回歸中，完成對精神原鄉的抵達。

3.陳、曾：贛南的山水草木、風土人情是您創作的重要源泉，您曾說“小城的山水養育了我，也賜予了我安靜淡然的天性”。您的詩歌中既有南方雨的溫潤，也有北方雪的清冽，這種地域體驗的碰撞對您的意象選擇和情感表達產生了怎樣的影響？相較于其他地域，贛南的地域文化特質在您的詩歌中留下了哪些獨特印記？

林珊：我的詩行里總游走著兩種季風：贛南梅雨在字句間留下青苔的濕度，而北方朔風會突然給某行詩鍍上霜刃。這種碰撞不是對立，更像是骨血里的潮汐——桃江的霧在黎明時分浮起時，會攜帶我曾見過的燕山雪粒；而當我描寫凍土時，筆尖總會滲出臍橙花蜜的甜澀。地域的遷徙讓我的意象始終保持著某種“溫暖的溫差”。

贛南賜予我的，是慢板的光陰質地。這里的時間是蕨類植物蜷曲的形態，是祠堂日晷上緩慢移動的雀影。我的短詩里常出現突然的停頓、逗號間的留白，便是向故鄉學來的呼吸方式——就像祖母織藍巾帕時，總在彩線轉折處留一截月光色的沉默。

記得有一年在北京懷柔的一個小村莊，當我看見巖縫里的野菊與遠山的薄雪同時映入江面時。那一刻突然明白：所有地域性最終都將匯入人類情感的共河。我的筆不過是一柄舀水的贛南竹勺，帶著故土的紋路與溫度，去舀起所有流域的月光。

4.陳、曾：您的詩歌既書寫“小悲歡”等個體情感，也觸及故鄉、生死、人性等宏大主題，實現了“立足于小悲歡，展望大空間、大人生”的表達。您是如何做到以小見大，讓個體經驗升華為普遍的精神共鳴的？這是否是您刻意追求的創作目標？

林珊：一個寫作者，總會懷有讓文字走得更遠的隱秘愿望。但在創作最熾熱的時刻，驅動我的，絕非一個抽象的“升華”理念。我更愿意將它描述為一種“追求中的天性”。我期望抵達一種“無我的天性”——像植物感受風雨那樣去感受世界。我的“刻意”或“追求”，更多用在寫作之前：保持敏感，勤于記錄，反復錘煉語言，力求為那一瞬間的震顫找到最貼切的容器。而一旦開始書寫，我更信賴天性的引導。當我的心為某個微小的事物真切地感動或疼痛時，我便知道，這份情感本身就連接著更廣闊的人類經驗。我的工作，就是忠實地跟隨它，廓清它周圍的迷霧，讓它清晰地呈現出本來的樣貌。當“小我”被誠實地、深入地呈現時，“大我”的面容往往已自然映照其中。因此，這不是生硬的提升，而是如溪流歸海般的自然奔赴。

說到底，我的詩，是我與萬物相互滲透的印記。它始于一次心跳的波動，卻渴望在另一顆心上引發遙遠的回響。

5.陳、曾：您曾提及陶淵明和辛波斯卡對您的創作影響深遠，陶淵明的恬淡曠遠與辛波斯卡的廣闊視野共同滋養了您的詩歌品格。能否具體談談這兩位詩人在美學追求、情感表達或創作技法上，分別對您產生了怎樣的啟發？您是如何將這些影響融入自身創作，形成獨特風格的？

林珊：陶淵明與辛波斯卡，一位是東晉的隱逸者，一位是波蘭的觀察家；他們仿佛站在時間軸的兩端，卻共同構成了我精神光譜上不可或缺的底色——陶淵明給予我“內向的錨點”，辛波斯卡則遞來“外向的透鏡”。

對我而言，陶淵明不是教科書里遙遠的偶像，而是一位教我如何“呼吸”的詩人。他“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意境，教會我詩意不必來自奇崛的風景，而源于凝視日常時內心的悠遠。他的“恬淡”，不是貧乏，是絢爛至極后的澄明。這直接塑造了我《小悲歡》時期的基調：書寫屋角的黃昏、未拆的信封、春風的絮語，在微物中尋找精神的安頓。他讓我相信，一個詩人最重要的能力，是在喧囂世界中，守護一片“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內在寂靜。

如果說陶淵明讓我學會“安居”，那么辛波斯卡則教會我“眺望”。辛波斯卡將科學的冷靜與哲學的沉思熔于一爐。她以顯微鏡般的目光審視一粒沙、一只甲蟲，又在望遠鏡的視野里思考宇宙與歷史。她讓我看到，詩歌的題材可以如此廣闊——從恐龍到統計數據，從畫作到戰爭。她啟發我，在書寫個人“小悲歡”時，不妨也引入一絲對更廣闊存在的驚奇與詰問。她教會我，面對生死、時間這類宏大主題時，不必沉溺于抒情，可以用一種更智性、更輕盈的方式切入，反而更能揭示其沉重本質。

6.陳、曾：您剛剛提到了外國作品的翻譯問題，因為我們自己也比較喜歡讀一些外國詩人的詩歌，比如說波德萊爾的或者泰戈爾的。這些詩歌在進行翻譯的時候確實會產生版本的差異，而且不同譯者的水平其實也稍微是有點高低。大家對譯本的接受程度也各有不同，那么對于辛波斯卡的作品翻譯問題，您覺得您受到的影響是來自詩人作品原作還是二度創作后的譯本？

林珊：這是一個非常核心，也時常令我深思的問題——我們究竟是在閱讀一位遠方的詩人，還是在閱讀一位譯者創造的回聲？對于辛波斯卡，我接受的，是一位中文的“辛波斯卡”，一個由杰出譯者帶來的、強大而迷人的“精神幻象”。

我不懂波蘭語。因此，那扇直接通向辛波斯卡語言原初秘境的窗，對我而言是關閉的。我所能仰望的，是中文天際線上，由陳黎、張芬齡、胡桑等優秀譯者為我建造的“星圖”。我受到的影響，百分百來自于這個被翻譯、轉化后的中文實體。然而，這絕非次等的體驗。一個偉大的靈魂，其光芒能夠穿透語言的棱鏡，雖折射出不同的色彩，但核心的熱度與亮度依然可感。

7.陳、曾：您的詩歌被評價為“樸素而靈動”“哀而不傷、表達有力”，且語言簡約富有張力，情感細膩真摯。您認為詩歌寫作中“語言、情感、節奏”三大要素的核心關系是什么？在具體創作中，您是如何平衡語言的質樸與張力，讓情感既真實自然又具有感染力的？

林珊：在我看來，這三者從來不是分離的，而是同一個生命過程的不同顯影。情感是根須：它深扎在個人經驗的隱秘土壤里，是那最初、最原始的推動力，是“為何要寫”的答案。它必須真實，帶著體溫與顫抖。沒有這團混沌而真切的感受，一切語言都是無根的浮萍。語言是樹干與枝葉：它是情感得以顯形的唯一肉身。情感這“汁液”，必須通過語言這具“導管”才能輸送、成形、被看見。語言的質地——是粗糙還是光滑，是繁復還是簡凈——直接決定了情感最終呈現的相貌。它不僅是載體，其本身就是情感被思維梳理、淬煉后的結晶。節奏是內在的脈搏與風聲：它是情感在語言形體中流動的速率與呼吸，是無聲的韻律。它不單指分行或押韻，更是一種內在的氣息，貫穿于詞語的輕重、句子的長短、意象的疏密之間。它讓靜止的文字有了生命的律動，是情感最直接的回響。

8.陳、曾：您身兼作家與政協委員雙重身份，“一手寫詩探索大千世界，一手為文代言百姓心聲”。這兩種身份對您而言是怎樣的關系？在詩歌創作中，您是否會將對社會民生的觀察與思考融入其中？這種跨界經歷是否豐富了您的創作維度？

林珊：作家與政協委員這兩種身份相輔相成，將我對社會民生的觀察與思考融入詩歌創作，這是必須做的事，也是從“小我”到“大我”的轉變。早年我寫詩更多關注個人內心世界，后來意識到，把身邊熟悉或陌生人的故事寫入作品，能讓作品更生動豐滿。 比如我在首師大駐校期間，有一次深夜十一點多坐地鐵返回花園橋站，我在車廂里看見一位滿頭白發的老婆婆，身邊放著裝滿東西的蛇皮袋，她正趴在袋子上昏昏欲睡。我見了有一種心酸的感覺，她讓我想起我離世多年的外婆。后來我為此寫了一首詩，我覺得這就是一種對眾生的憐憫與關懷。還有一年冬天，我在天橋上遇見一位賣花的女人。橋下車水馬龍，橋上的女人衣著單薄瑟瑟發抖，她的面前擺著兩籮筐嬌艷欲滴的鮮花，這在夜色中形成一個鮮明的對比。這些所見所聞后來都成為了我創作的素材，也正是這種經歷拓寬了我的創作維度，讓詩歌不再局限于個人情感，而更具現實體溫。

9.陳、曾：您經歷過多次詩歌創作研討會，收到過諸多善意的批評與肯定，也出版了相關評論集。這些外部反饋對您的創作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您如何看待“批評”在詩人成長中的作用？在眾多評論中，哪一種評價最能觸動您，或是讓您對自己的創作有了新的認知？

林珊：我的創作確實像一棵緩慢生長的樹，而研討會、評論、讀者反饋如同途經這片樹林的風雨與陽光——它們不會改變這棵樹的品種與根基，卻實實在在地塑造著枝椏伸展的姿態、葉片轉青的節奏。

關于批評的作用：年輕時我曾畏懼尖銳的批評，后來才明白，真誠的批評是另一種形式的“凝視”。它迫使你跳出自我陶醉的迷霧，重新審視語言中那些含混的褶皺。一首詩離開筆尖的瞬間，便不再完全屬于作者；批評家與讀者以他們的經驗介入，實際上是在幫助這首詩完成它自己的命運。最珍貴的批評從不指向“該如何寫”，而是像一面棱鏡，折射出文本中那些連我自己都未曾察覺的光譜。這種批評不是修正，而是喚醒。

說到底，所有外部聲音最終都會沉潛為內心聲音的一部分。現在的我，依然會在深夜里為一句批評輾轉反側，也會因一句理解而眼眶發熱。但更重要的是，我學會了在喧嘩與寂靜之間，守護那個最初促使我拿起筆的、顫抖的核。批評與贊美都是鏡子，而詩人要走的路，終究是穿過這些鏡廊，摸到鏡面背后那團真實的火焰。

10.陳、曾：您曾說寫詩是“不斷突破自我，接近于那種忘我的自由”，追求“莊子獨與天地精神共往來的境界”。這種對精神自由的追求，如何體現在您的創作選擇與作品內涵中？在您已有的作品中，哪一首或哪一部詩集最能體現這種追求？是否有留有遺憾的作品？

林珊：我覺得這種忘我的自由其實是我一直在追求的，不僅僅是寫詩，更是我人生的追求。目前還沒有哪本詩集能充分體現這種追求，《白露》一詩，經央視主持人任魯豫朗讀后，流傳較廣。詩中蘊含了我對自由的追求，但仍有不足。其實所有作品都有遺憾，一首詩寫出來，即便經過反復修改后再發表，過幾年再讀，還是會覺得有些句子可以寫得更好。作品和人生一樣，也許都在不斷修正中日漸走向圓滿。

11.陳、曾：作為從贛南小城走向全國乃至國際詩壇的詩人，您的成長離不開故土滋養、自身努力與外界支持。回顧您的創作歷程，最讓您珍視的創作體驗是什么？對于未來的詩歌道路，您有怎樣的期許與規劃？

林珊：倘若將創作歷程比作一條河流，最讓我珍視的，恰恰是那些沉默的源頭時刻——不是在領獎臺上聽到名字的瞬間，而是在贛南梅雨季的閣樓里，看著雨水順著瓦縫滲進搪瓷盆，滴答聲與筆尖劃過白紙的微響。那時我還不懂什么是詩，只是誠實地記錄著祖母晾曬的藍布衫如何在風里鼓起，又怎樣在暮色中垂成一道幽深的峽谷。這些記憶后來成為我語言的胎記：田野里稻花的香氣、祠堂斷墻上苔蘚的走向、清明時紙灰低飛的弧度……它們不是素材，而是我感知世界的原始語法。所謂故土滋養，從來不是刻意征引的意象庫，而是當你寫下“黃昏”時，指尖會自己滲出柴火將熄時的微嗆。

近三年來，我將不少時間和精力投入到培養小詩人中，我定期到中小學詩歌社團授課，看著孩子們在我的詩歌課堂上寫出生動有趣的詩歌，讓我倍感喜悅與幸福，也更樂意盡綿薄之力推動詩歌的未來發展。這其實也是在彌補我童年的缺憾——我的童年里沒有出現那個引路人、那個提燈的人引領我踏入詩歌殿堂。詩歌雖被視為小眾文學，但每個人的心靈其實都需要詩歌的滋養。

（來源：批評者說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