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華戰(zhàn)爭期間的日本女性：軍國之母

侵華期間，除了前線士兵，日本國內(nèi)有一股常被忽略的強大力量，承擔著戰(zhàn)爭堅強后盾的角色。

這就是成千上萬的日本女性。

雖然這些人從沒親臨戰(zhàn)場，但它們卻在戰(zhàn)爭中起到了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甚至一度成為侵略戰(zhàn)爭的重要推動力量。

因身份不同，這些女人被日本政府冠以“軍國之母”、“軍國之妻”“昭和之烈女”等諸如此類的稱謂。

從行為上講，這些稱呼并無本質(zhì)上的不同，都是日本侵華的重要參與者。

不同的是，“昭和烈女”是針對年輕妻子的“獻夫”行為，“軍國之母”是指母親為皇國“獻子”的行為。

小編打算重點說一下這兩個特殊角色，今天先說“軍國之母”。

全世界有上千種語言，但無論哪個國家，哪個民族，哪個語系，“媽媽”的發(fā)音都驚人的相似。

對人類而言，媽媽這個詞是愛的代名詞，代表著呵護和慈祥，母親是溫暖的源泉，也是撫育生命的搖籃。

母親對孩子的愛，無怨無悔，不求回報。

但倭鬼的“軍國之母”例外。

侵華期間，“軍國之母”們被徹底異化，將母愛扭曲成對孩子的殺戮鼓勵。

為了表現(xiàn)忠君立場，它們義無反顧的將兒子送上戰(zhàn)場，并叮囑其盡量戰(zhàn)死沙場，以報效天皇。

軍國之母對日本侵華戰(zhàn)爭的支持是全身心、全方位的。

為了所謂的圣戰(zhàn)，它們可以忘卻自我，拼命為國生育士兵，然后養(yǎng)大成人，再將其送往戰(zhàn)場，這些女人對自己孩子的死無動于衷，以此換取虛無的“國家榮譽”。

為了支撐侵略物資供應，它們也可以投身于軍工廠，日夜趕制子彈均需，毫不在意這些子彈將射向另一名母親的兒子。

下面是小編精選的一些“軍國之母”真實事跡，都有記錄可查，相信能讓你更好的了解，這個特殊群體在侵華戰(zhàn)爭中實際發(fā)揮了怎樣的重要作用。

《東史郎日記》中記載著作者這樣一段親身經(jīng)歷，1937年9月1日，東史郎出征中國前夜，母親在旅館與兒子告別時說：

“這是一次千金難買的出征，你高高興興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話，你就剖腹自殺！因為我有三個兒子，死你一個沒關(guān)系！”

隨后，母親送給東史郎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

臨行前，母親贈送兒子白布與短刀，寓意“隨時準備切腹殉國”，強化“犧牲光榮”的心理暗示。

東史郎在日記中寫道：“母親的話讓我多么高興。我覺得母親特別偉大。沒有比這時更知道母親的偉大了。于是，我在心中堅定地發(fā)誓--我要欣然赴死！”

東史郎在出征前與母親合影

鼓勵親生兒子自殺，聽起來不可思議，但這就是發(fā)生在倭鬼身上活生生的事實。

東史郎母親的行為并非個例，而是一種普遍現(xiàn)象。她對東史郎說的那些冷血話語，是當時日本“軍國之母”的標準臺詞。

而且，這種情況早日清戰(zhàn)爭期間，就有過類似的記錄。

1894年7月3日，甲午戰(zhàn)爭前夕，一位名叫三木正曾的母親，出征前專門趕往兒子駐地豐橋（日本靜岡縣豐田村豐橋）探望，見到兒子三木長吉后，這位母親當著部隊少尉的面囑咐說：

“這次遠征是為了國家榮譽，你必須英勇作戰(zhàn)，隨時準備為天皇和祖國而死。”三木正曾期望聽到兒子立功的消息，她還說：“如果膽小怕事，那將是我和同村人的奇恥大辱...”

**該文獻可在Wikimedia Commons平臺查閱到完整電子版

1943年，長野縣山下和子的三個兒子應征入伍。

送行時，山下和子同樣將白布與短刀贈予兒子，宣稱：“流淚是背叛天皇”，“隨時準備切腹”，為天皇效忠”。

山下和子由此成為日本全國效仿的典范。

倭鬼電影《母親的決斷》就是以山下和子為原型，劇終特意刻畫了母親用短刀逼子參軍的情節(jié)，該影片在全國巡回放映超萬場。

另一“軍國之母”的典型代表叫住原武東。

住原武東的四個兒子

住原武東是日本福岡縣一位普通農(nóng)婦，丈夫早逝，她獨自一人將四個兒子撫養(yǎng)成人。

對外侵略戰(zhàn)爭開始后，住原武東將四個兒子全部送上戰(zhàn)場，這四個倭鬼分別戰(zhàn)死于中國東北、菲律賓、緬甸等地。

第一個兒子死訊傳來，日本政府官員登門慰問，稱住原武東為“帝國之光”。
四個兒子全部戰(zhàn)死后，日本媒體贊譽它為“四子盡忠的軍國之母”。

連東條英機的夫人都親自致電慰問，無數(shù)少女寫信表示：“愿成為如您般的日本之母”。

在倭鬼政府的安排下，住原武東進行全國巡回演講，每到一站，她便不遺余力的鼓勵其他母親:“以國為先”，大肆宣揚：“我的兒子們是櫻花，凋零于最燦爛之時。”

《東京日日新聞》為此專門開設了“軍國之母手記”專欄，刊登住原武東的宣言：“我不哭，因我已無子可送”，引導公眾將悲痛轉(zhuǎn)化為“愛國喜悅”。

住原武東的事跡還被編入《女子修身課》教材，宣揚“母親的最高使命是培養(yǎng)忠君愛國的士兵”的理念。學校要求學生抄寫其名言：“兒子的血是澆灌皇國之花的甘露”。

倭鬼右翼政府主導創(chuàng)作的小說《軍國之母住原女士》，將住原武東的悲痛轉(zhuǎn)化為“為國奉獻”的敘事模板。

這種病態(tài)的榮譽感，引導更多母親將兒子送到戰(zhàn)場，將他們親手養(yǎng)大的孩子送入死亡的深淵。

從1905年起，倭鬼政府便開始在《國民道德》教科書中塑造“無淚、犧牲、送子從軍”的理想母親形象，并通過各種媒介廣泛宣傳。

各地社區(qū)會配合政府，定期組織“母子分離典禮”，母親需當眾宣誓：“兒子生命屬于國家，我僅為暫時保管”。

這種宣傳顯然取得了良好效果，侵華期間，“軍國之母”們?nèi)缬旰蟠汗S般紛紛涌現(xiàn)。

陸軍中將川上的母親得知兒子戰(zhàn)死后，對海軍官員說：“我為兒子能為天皇服務而感到高興”。

1942年5月，衛(wèi)生兵菊池武雄的遺書從前線寄給母親，遺書中顯示，母親的鼓勵直接強化了他效忠戰(zhàn)死的極端心理。

在當時的倭鬼國內(nèi)，不支持戰(zhàn)爭、不送兒子上戰(zhàn)場的母親，會被鄰居舉報、被社區(qū)孤立、被媒體污名化。

在這樣的高壓環(huán)境下，個體的道德判斷被集體意志所取代。重要的是，獲得“軍國之母”稱號可獲政府津貼、稅收減免及享有優(yōu)先配給權(quán)。

而“大家都這么做”的從眾心理，使倭鬼婦女難以質(zhì)疑主流敘事。當“多生兒子上戰(zhàn)場”成為社會共識，反對者會被視為“異類”甚至“叛國者”。

“軍國之母”的心理，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日本國家機器如何通過意識形態(tài)、教育、媒體和集體壓力，將最溫柔的母愛異化為最殘酷的戰(zhàn)爭工具。

除了鼓勵兒子為國戰(zhàn)死，政府還大力鼓動家人舉報逃避兵役的親屬。

1944年，九州的佐藤美和子因舉報逃兵丈夫獲“軍國之母”稱號。

此類案例被“大日本國防婦人會”作為模板推廣，類似的舉報事件，僅在1943-1944年間，全日本就發(fā)生了1.2萬多例。

為了解決兵源短缺問題，侵略戰(zhàn)爭期間的倭鬼政府，還大力推行“產(chǎn)子報國”計劃，喊出“生育即戰(zhàn)斗”的口號。

政府規(guī)定，生育5個以上子女的母親可獲“皇國生育勛章”。反之，未生育男孩的母親被污名化為“石女”。

政府通過教育、媒體和宗教話語，將“母親”重新定義為“帝國戰(zhàn)士的制造者”。

生育不再是為了家庭的延續(xù)，而是為了“大和民族的存續(xù)”和“天皇的榮光”。

女性的價值不再取決于她們是否是一個好妻子、好母親，而取決于她們能否為國家“生產(chǎn)”出合格的士兵。

《東京日日新聞》開設“軍國之母手記”專欄，刊登母親來信。

例如，一位母親寫道：“我未能生育男孩，深感對國家不忠”，引發(fā)日本全社會對“無子家庭”的道德批判。

上文說過，這些“軍國之母”還是戰(zhàn)爭物資的最重要的保障者。

1941年，日本政府出臺的《國民勤勞報國協(xié)力令》規(guī)定，14-25歲未婚女性需參加義務勞動，已婚母親則需兼顧軍工生產(chǎn)與育兒。

至1945年，600萬女性在兵工廠工作，政府宣傳“生產(chǎn)彈藥與生育士兵同等重要”。

“大日本國防婦女會”成員在制作食品。

軍國之母們，更是有組織的發(fā)起“產(chǎn)業(yè)報國運動”。

1944年，1400萬婦女進入工廠、礦山，每日工作18小時，制造彈藥，在中國大地上燒殺搶掠的侵略軍，其70%的軍需品都是由這些女人親手制造的。

1945年，從事軍工生產(chǎn)的倭鬼女性更是增至600萬。

這種生產(chǎn)勞動絕大多數(shù)都是自愿參加的，不但如此，一些倭鬼女人還利用閑暇時間發(fā)動民眾，組織捐獻羊毛織毛衣、捐造飛機。

著名的“女子義勇獻金機”就是通過這種方式建造，最終成為屠殺中國百姓的戰(zhàn)爭機器。

還有人積極的參加救治傷殘倭鬼士兵，組織“慰問袋”，寄送到前線。

最瘋狂的是有些“軍國之母”，主動將自己、或者女兒送入慰安所，美其名曰“為國奉獻”。

總之，這些女人竭盡全力的通過精神鼓動、物資生產(chǎn)、兵源動員等行為，支撐日軍的暴行，成為日本法西斯戰(zhàn)爭機器的重要組成部分。

他們制造的子彈、炮彈，直接射向中國的平民和士兵。

她們的狂熱支持，不僅消除了士兵的厭戰(zhàn)情緒，更助長了倭鬼在戰(zhàn)場上的殘忍。

在南京大屠殺中，有些倭鬼士兵深知國內(nèi)有狂熱的支持者，所以變得更加肆無忌憚。

大日本國防婦人會成員合影

實事求是的說，在整個侵華期間，差不多所有日本女人都以各種形式參與到戰(zhàn)爭中，無論是軍國之母，還是昭和之烈女，同為大日本國防婦人會的成員，她們不遺余力的為侵略戰(zhàn)爭搖旗吶喊。

1942年，大日本國防婦人會成立之際，東條英機甚至特意發(fā)賀信稱：前線士兵的戰(zhàn)斗動力“源于母親、妻子和姐妹的支持”。

所以說，倭鬼的對華侵略絕非個別軍國分子的責任，而是整個倭鬼民族都參與的全民戰(zhàn)爭。

倭鬼在中國大地上犯下的累累罪行，每一個日本人都有份兒，無論男女。

因為，靖國神社里不只是供奉著軍國分子的靈位，還有約5萬名“軍國之母”和“昭和烈女”。

正是由這些女性的系統(tǒng)性支持，讓侵華戰(zhàn)爭得以持續(xù)。

尤其是軍國之母，她們的貢獻尤為突出。

雖然從某種角度講，她們似乎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但在戰(zhàn)時，她們更重要的角色是侵略戰(zhàn)爭推動者。

日本婦女街頭縫制千人針

是她們鼓勵兒子奔赴中國英勇“殺敵”，也是她們，在“送子出征儀式”上宣誓：“兒子屬于天皇，我僅為暫時保管”。

她們最有人情味的舉動，是親手為兒子繡“千人針”（護身符），祈禱他們“刀槍不入”。

也是她們，將本該充滿溫馨氣息的家庭變?yōu)楸涞膰乙?guī)訓場。

真正的母性，是保護生命，而不是獻祭生命。真正的愛國，是珍惜和平，而不是歌頌死亡。

但“軍國之母”的所作所為，正好相反。

千人針

她們是罪惡之源，是殺戮的制造者，雖然她們也承受著死亡的苦果，但這怪不得別人，要怪只能怪整個倭鬼民族。

我不否認在這個邪惡群體中有個別善良者，他們或許不想將兒子送往戰(zhàn)場，只是迫于環(huán)境別無選擇。

但更多的人則是積極配合政府，主動參與侵略戰(zhàn)爭，將偉大的母愛，變成戰(zhàn)爭的催化劑。

當這些女人將母愛當作武器的時候，其人性早已蕩然無存了。

這就是倭鬼“軍國之母”的真相，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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