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漢服》：讓冰冷的文物瞬間有了溫度 | 2025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

書評周刊編輯部的年度書選已經持續存在了逾二十年。在這二十幾年中，我們選出了眾多觸動心靈、啟發智識、開闊眼界的書籍，試圖讓這些書籍幫助我們相對更好地面對生活，面對自我。書籍是自我的渡口，它在人類生活中一直幫助我們走出唯一的選擇、駛向不同的方向。在閱讀的頓悟中，我們或者向內走向潛在的那個自我，或者向外踏入未來的思考與陌生的過往，所有書籍都在不同程度上幫助著我們，讓“自我”涉過泥潭，去往存在的寧靜。

今年，我們再次從一整年的好書中遴選出了11本值得閱讀的優秀書籍，秉持著“公共立場、專業品格、獨立精神、現實情懷”的原則，與讀者一同領略不同維度的思考極點。

2025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特刊。

我們正逐一在書評周刊公號二條推送這11本被評委和編輯部選擇的好書以及特別致敬獎項。本篇為《何以漢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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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閱讀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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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以漢服》

作者：左丘萌　繪圖：立青

版本：岳麓書社2025年4月

左丘萌（作者），專注中國古代服飾考古，擅長通過文獻、考古發現和藝術作品的綜合分析，還原歷史時期的服飾文化與社會風貌。出版《中國妝束：大唐女兒行》《中國妝束：宋時天氣宋時衣》等作品，著作曾入圍年度“中國好書”、年度“豆瓣書單”，并被央視“讀書”欄目推薦。

立青（繪者），青年插畫師，知名報刊特約封面美術設計。其所繪作品著眼于傳統與當代的鏈接。

致敬詞

華夏有文物之盛，有衣冠之美。秦漢時期是服飾文化由多元走向一體的關鍵時期，長沙馬王堆漢墓的發現，生動詮釋了漢代服飾的基本面貌。盡管距離考古發掘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但它帶給研究者與參觀者的震撼直到今天依然余韻不絕。《何以漢服》引領讀者穿越時空的帷幕，見證大漢風華。它不僅引領我們了解漢代的穿搭指南，更透過服飾的織造、裁剪與紋飾中種種細節，展現出漢代制度與風尚，王朝意識與地域認同。讓我們看到兩千年前漢代織工的纖巧雙手與創作智慧。

我們致敬《何以漢服》，致敬作者左丘萌嚴謹而曉暢的文筆，在實物與圖像，詩歌與史書之間穿針引線，織就出如此絢爛的漢服華章，讓千載之下的讀者，能夠如此生動地看到古人的服飾之盛，衣冠之美。我們也致敬本書的繪圖作者立青，在嚴謹的考證下，如霧亦如塵的色彩與溫厚的線條，讓漢代古老的容顏浮現在今人面前，讓我們意識到他們也曾是與你我一樣的存在。

答謝詞

非常榮幸《何以漢服》能入選新京報年度閱讀推薦。

在寫作這本書的過程中，我常被一種跨越時空的共鳴所打動。我在書中寫到，兩千多年前的紡織工人其實就像今天的“碼農”，他們預先編好經緯代碼，操作精密的織機運轉，織出美麗的絲綢。而當考古工作者在出土織錦中發現一處因工匠走神而導致的“亂碼”時，冰冷的文物瞬間有了溫度——我們得以看見那個真實的、會犯困出錯的古代紡織工人。

這種“透物見人”，正是我想傳達的核心。我在書中寫，馬王堆漢墓的出土服飾其實具有濃厚的戰國末年楚地風格，代表的是一種楚國舊貴族的“老錢風”審美，而不是漢朝新貴們的偏好。我想要表達這樣一種態度——歷史上的服飾并非只是僵死的規制，它們是鮮活的時尚，承載著具體的人的生活態度與審美偏好。

書中還分析了漢代服裝的具體制作工藝。每一件衣物的制作，都經過了精密的計算方才下剪。工匠們運思巧妙，讓布料在剪裁中幾乎不產生任何浪費。這種嚴絲合縫的技藝背后，不僅是精準的考量，更流淌著古人敬惜物力、一絲不茍的精神。

書中我也探討了“漢服”概念的緣起。在馬王堆漢墓的時代，漢服還是特指漢朝官方所倡導的節儉的“漢式”服裝，與原本奢華的“楚式”服裝區分。但隨著漢朝影響力的提高，到后來“漢服”就逐漸演變為民族服飾的統稱。

正如汪曾祺先生所言：“對美的驚奇，也是對人的贊嘆。”愿我們都能在這些古老的衣冠中，照見歷史，也看見自己。

——左丘萌（作者）

對話作者、繪圖

這本書

新京報：您在《何以漢服》的后記中曾稱自己是一名“票友”，但閱讀過這本書的人都能從中看到專業研究的深度與廣度。近年來出版的許多歷史人文類圖書也出自非專業人士之手，但其水平與從事專業研究的學者相比不相上下，在閱讀上更加親近讀者。您可否結合自己的研究經歷談一談，如今專業與非專業之間，有哪些隔閡已經被打破，又有哪些屏障依然存在，怎樣才能讓專業與非專業的研究者能夠更好地彼此借鑒，互通有無？

左丘萌：我在后記中自稱“票友”，并非純粹的自謙，更多的是一種對前輩學統的追隨，是向著燈塔的眺望。在“跨界”研究這條路上，我并不是獨行者。

比如沈從文先生。他的前半生是名滿天下的文學家，寫盡了湘西的人性之美；后半生雖然因為時代的無奈轉向了文物研究，但他并沒有把文學的靈氣丟掉。在編撰《中國古代服飾研究》時，沈先生不只是在羅列冰冷的服飾形制，而是用文學家特有的感知與筆觸，去還原那些衣服穿在古人身上的神采。他讓我們看到，文物研究不僅是器物的分類，更是對“人的生命形式”的溫情注視 。

還有揚之水先生。我特別喜愛她早年寫的文學與歷史評論，尤其是一本名為《脂麻通鑒》的小書，文字有著極好的敏銳度。在我看來，她后來之所以能成為古代名物研究的大家，恰恰是因為她在關注考古發現的同時，從未割裂來自文學與歷史的滋養。她從文學進入，在浩如煙海的古詩詞和沉默的出土文物之間，建立起了一座座橋梁——讓詩里的名物有了具體的形象，讓墓里的文物找到了原本的名字。

閱讀這兩位前輩的著作讓我明白，如今學科之間的“隔閡”，正在被這種“通感”所打破。他們證明了，擁有歷史或文學背景的“非考古專業”研究者，往往能帶著一種獨特的視角去看待“物”。我們或許沒有考古學家手中的探鏟，但我們可以用文字的力量，去填補考古發掘報告中缺失的“人的呼吸”。

當然，我也清醒地看到屏障依然存在。專業考古有著嚴格的學科門檻和資料壁壘，這是我們必須尊重的“骨架”。在這里，我必須提到另一位我極敬佩的老師——我國紡織考古學科的奠基人王亞蓉先生。王老師畢生奮戰在考古發掘和文物修復的第一線，正是因為有像她這樣的專家經年累月的耕耘，才讓后續的觀察和研究成為可能。

可以說，沒有王亞蓉先生她們的“手”，就沒有我們眼前的“物”。《何以漢服》這本書之所以能夠存在，歸根結底是因為馬王堆漢墓有著詳盡的發掘報告，是王老師她們記錄下了大量珍貴的細節。這就是我所說的“專業壁壘”——它不是阻礙，而是保護歷史真實的堅固城墻。

未來的研究理想狀態，我認為應當是這種跨越學科的“接力”：專業考古學者提供精準的“實”，而像我這樣的“票友”，就可以嘗試用考據的橋梁去連接“名”，用文學的筆觸去還原“神”。

2025新京報年度閱讀盛典現場。中國國家博物館陳列工作部研究館員王方宣讀《何以漢服》致敬詞。

新京報：《何以漢服》的繪圖是這本書的一大亮點，可以說是讓古人復活的技藝。為專業性很高的文物學論著繪制插圖，必定與一般的圖書繪制插圖有很大的區別，對于繪圖者的專業性要求會更高，在圖版專業明晰的前提下，也要兼顧大眾讀者的審美與喜好。您在繪圖過程中有沒有遇到哪些困難，又是如何克服的？有哪些心得可以與讀者分享？

立青：實際上我并沒有考慮過這個問題，在繪圖的過程中，左老師與編輯老師一直在充當觀眾的角色，左老師的監督確保了插畫足夠嚴謹，而編輯老師則會根據市場經驗為我的插畫提出相關的建議，兩位老師都在此基礎上為我保留了足夠的創作空間。看到您的問題時，我的第一反應是讀者朋友們對于科普性讀物插畫有著怎樣的期待？我想：嚴謹與精確是必要的；除此之外，還應注意到科普性讀物中的插畫同時起到了一部分引起閱讀興趣的效用。

我還記得2024年中時《何以漢服》系列插畫繪制已近尾聲，省親途經長沙時，我專門花了一天的時間去看了馬王堆漢墓的展覽。在欣賞絮綿紅羅繞襟袍的那段時間里，我十分慶幸在插圖中有意的區分了絮綿的夾衣、未絮綿的夾衣以及單衣間在輪廓形態上的區別，慶幸自己當時真在想象這位千年前的夫人是否也會因楚地濕寒的冬天而感到困擾。后來我又在想，在遙遠的某一天，一個同此時一樣的炎炎夏日，沒有空調的辛追夫人因多吃了香瓜而腸胃炎發作亡故。在彌留之際，意識中究竟是唯余難忍的腹痛，還是眼看天人將自己迎上前往另一個世界的馬車。如果是后者，回望人間，她是否也會想起曾幾何時在這片土地上那些同自己相關的悲喜往事。這些都是我所不無法確定的，或許只有辛追夫人自己知道的事。但每當我問自己這些問題時，我卻可以從情感上試圖去理解她，并聯想到她為國捐軀的丈夫與孩子，其他為國捐軀的不知名的勇士、那些勇士的親人，以及勇士們所面對的敵人與他們的家人。

當我們試圖去了解一件古代遺物時，我們更像是在了解一種面對生活的方式與態度。為什么需要它？為什么要將它制作成這樣？進而成為一種演變的鏈條。

有如絮綿工藝與紗羅在今時的境遇：一個被同邏輯不通質料的羽絨填充取代成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一個因客觀條件的改變導致品質也隨之發生變化，但其背后存在的審美邏輯依舊發揮著效用。這么來看，我們時刻也沒有放棄生存與審美，我們也存在著許多相同的選擇。

有的時候我覺得這就像是一個不同時空交錯之處，站在這里，我能夠捕捉到不同社會背景下的人在面對荒誕不經的生活時所給予的相同與不同回應。試圖去理解他們，我的同情心也在此萌芽。我想成為一個好的傾聽者，一個好的傾訴者，于是它成了我愿意不斷去表達的東西。在一處古與今但卻絕不限于古今的相交點之上，我希望用這些跨越時代的、美的，卻又不僅限于此，難以用語言形容的的要素構成我的插圖，如果這樣能夠引起讀者的閱讀興趣，帶領大家更為直觀的感受那同當今陌生卻又熟悉的世界與生活方式，我的目標也就算是達成了。

新京報：文物研究中，辨識定名是最難的環節之一，名物中藏著許多的細節，尤其是關涉政治制度、時人認知與社會心態，史料之蕪雜與分散是可以想象的。請問您在寫作本書時，名物學的研究有哪些心得體會？有沒有哪一件服飾的研究讓您覺得最難但也最有成就感？

左丘萌：在寫作這本書時，關于名物研究，我最大的體會是：不能孤立地看待一件文物，更不能被現代的學科分類所束縛，必須回到古人真實的使用場景中去定名。

我們要特別警惕“現代分類”對“原始信息”的割裂。現在的博物館學或考古學往往按材質分類，金銀歸金銀，紡織歸紡織 。但這容易造成遺憾。我在書中提到過一個例子：某座大墓出土的一組頭飾，因為發掘者缺乏整體保護意識，直接按材質拆分提取，導致原本成套的首飾變成了孤立的物件，永久失去了原本的組合信息 。

我們要時刻記得，“物”的背后是“人”。科學的定名，不應只關注古物“值多少錢”，而是要探究它的組合關系。比如通過馬王堆一號墓和三號墓的對比，我們發現墓室的北邊箱其實是模擬了墓主生前的居室場景，坐席上甚至還像墓主在世時一樣，供奉著成套的衣物。這種“組合關系”往往比單一的器物名稱更能說明問題。

如果說哪一項研究最讓我感到“柳暗花明”，那一定是對“曲裾”與“直裾”，以及遣策中“楚服”與“漢服”關系的破解。

在研究之前，我們必須面對一個尷尬的事實：現代的考古定名與歷史語境往往是錯位的。長久以來，學界習慣根據衣襟形狀，用“曲裾袍”（尖角）和“直裾袍”（方角）來命名 。但在《何以漢服》中，我盡量避免使用這兩個詞，因為漢朝人并不這么說。

在古人的理解里，只要是延長衣襟繞向身后的，其實都是“曲裾”，目的是為了身體遮蔽嚴密。

那么，當時的人怎么區分這兩種款式呢？我的突破點在于將服裝款式的變化與漢初的政治經濟背景相對照。

通過對比大量出土文物，我發現所謂的“尖角袍”其實是戰國晚期楚國的流行款，而“方角袍”則是漢文帝時期的流行款。為什么會有這種區別？因為楚國好奢侈，不惜浪費面料來做立體的尖角剪裁；而漢初社會經濟還未從秦末的戰爭中恢復，帝王力倡節儉，方角剪裁能做到全幅用料，一點也不浪費，這是延續自秦代的舊傳統。這兩種因社會經濟狀況、政治導向而產生的不同剪裁思維造就的服裝款式，恰好對應了墓葬遣策（記錄隨葬品的清單）中記載的“楚服”（楚地奢華風格）與“漢服”（漢地節儉風格）。

我常跟外國友人打比方：當時的秦地（關中）就像大眾認知中的德國，嚴謹刻板；而楚地（湖湘）則像法國，浪漫肆意。這兩種風格在漢初發生了激烈的碰撞。

基于此，我進一步推測了辛追夫人的出身。她應當是楚地舊貴族出身的“老錢”（Old Money） ，雖然生活在提倡節儉的漢朝，但骨子里仍堅持著楚式審美 。她隨葬的禮服多是耗費面料的“楚服”，至于符合漢朝新規的“漢服”，在她家里可能只是為了響應朝廷號召“虛應個景兒” 。

通過這個案例，我不只是厘清了在當時語境下什么是“漢服”，更通過幾件衣服，觸摸到了漢初新舊制度交替時，一位貴族老太太復雜的內心世界與倔強的社會心態。我想，這就是名物研究最迷人的地方——透物見人。

2025新京報年度閱讀盛典現場。《何以漢服》作者左丘萌（中）、繪圖立青（右）接受新京報記者提問。

這個人

新京報：當下流行的“漢服熱”，有許多讀者將您的《何以漢服》稱為“漢服寶典”，請問您是如何看待當下的“漢服熱”，從專業角度上又有哪些建議呢？

左丘萌：被稱為“寶典”我愧不敢當。但我很高興讀者能關注到漢服背后的歷史邏輯。其實，我們今天所經歷的“漢服”概念的普及，在兩千多年前的漢初也曾發生過。

我在書中考證過，在馬王堆那個時代，“漢服”其實還是一個狹義的概念，是和“楚服”相對立的。當時的“漢服”特指響應朝廷節儉號召、節省布料的特定款式；而“楚服”則是堅持戰國舊貴族審美、剪裁立體奢侈的款式。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狹義的“漢服”概念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影響力逐漸擴大，最終將過去的“楚服”和其他風格都吸納進來，融合成了我們后來理解的廣義的“漢服”。所以，當下的“漢服熱”在我看來，恰恰是這種歷史精神的現代延續——它不是簡單的復古，而是一個不斷吸納、融合并形成新文化認同的過程。

如果從專業角度提建議，我希望大家能打破對古人的刻板印象，不要把漢服穿成“僵死的規矩”。

首先是不要迷信“歷代規制森嚴”。很多漢服愛好者容易陷入一種誤區，認為古人穿衣也是時刻處在嚴格的等級規矩之中，甚至互相以此來“考據”指責。當下輿論場中，甚至還會出現一些對規矩的牽強附會，或者是現代人臆造出的“偽規矩”，還請大家做好分辨，不要盲信。

我在書中特別提到，史料中雖然有大量服飾制度的記載，但那往往只是官方的“嘗試”。真實的古代時尚是流動的。 古代的貴族階層——也就是當時的“時尚icon”，往往是為了追求新奇而超越規制的。官方的禁令，常常滯后于民間的流行。所以，我們今天穿漢服，不必過于拘泥于“教條”，而應看到服飾背后那種求新求變的生活態度。

其次在認知上，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我們在復原或穿著時，不僅要看服裝的結構輪廓，更要理解“它為什么長這樣”。 比如，歷代紡織面料的幅寬是有規格限制的。古代幅寬較窄，所以一件衣服必須用多幅面料去拼接。同時，古人講求“敬惜物料”，面料基本都要盡量使用，避免產生邊角料的浪費。這與會產生大量邊角碎料的西式剪裁思維截然不同，是屬于我們東方的造物智慧。

理解了這一點，你在選擇漢服時，選擇的就不只是一件衣服，而是選擇了一種審美取向。就像辛追夫人曾經面臨過的選擇那樣：是堅持舊日貴族的繁復優雅，還是跟隨朝廷倡導簡約實用的時代新風？

讓傳統回歸生活，回歸到“人”的身上，這是《何以漢服》想要傳達的理念。

這一年

新京報：在新的一年里，您有哪些新的寫作計劃可以與讀者分享呢？

左丘萌：在新的一年里，我的計劃大致可以分為“感性的嘗試”和“理性的整理”兩個部分。

首先是一個新的文學嘗試。今年年初，我剛完稿了一本漢代歷史題材的故事集，取名為《長安太遠：十個漢朝人的故事》。這本書里沒有宏大的敘事，也沒有改變時代的英雄。我把目光投向了帝國的邊緣——他們是奴婢、庶民、戍卒、小吏，是身處夾縫中的女性與邊緣者。 我想關注的不是歷史“發生了什么”，而是歷史之中，人是如何感受、遲疑、忍受與選擇的。 當權力、戰爭與秩序在遠處轟鳴運轉時，這些小人物的生活發生在更低的位置：那是一段未被記錄的猶豫，一次無法言說的反抗，或者一種無人傾聽的悲傷。我試圖以史料為背景，借文學之筆，去重構這些被忽略的經驗。這些故事沒有結論，我只希望在宏大歷史之外，留下幾段真實而安靜的生命痕跡。

其次是需要沉下心做的學術整理工作。這也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王亞蓉先生生前留下了一些未整理完成的古代墓葬紡織品服飾資料和研究手稿，我希望能盡我所能，將它們盡快整理刊布出來，不負前輩的重托。同時，我和畫師立青正在合作一個新項目，素材來自我之前參與的一批古代墓葬的紡織考古發現，希望能為大家呈現古代服飾的更多細節。

最后，是回饋讀者中的老朋友。我和畫師末春合作的《中國妝束》書系，今年也會出版新的內容。這一次，我們將目光投向先秦、兩漢以及魏晉南北朝，繼續用畫筆去復原那些在時光中流轉的女性服飾之美。

立青：正如左老師所說的，我們正在準備一個新項目。請大家多多期待。

除此之外我大抵會加大對于架上繪畫的創作與練習。以我個人而言：練習架上繪畫是一種放松兼磨煉心性的活動；另一方面是從工作選題來考慮，架上材料所帶來的畫面風格會更加適配。除此之外也會有一些寫生、采風的計劃，相信在娛樂的同時也能豐富自己的繪畫素材與繪畫語言。

本文為獨家原創文章。采寫：李夏恩；編輯：李永博；劉亞光；校對：薛京寧，楊許麗。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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