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天要到了”：復雜社會崩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有一個蘇聯笑話：一名男子在紅場上舉著牌子，上面寫著“那一天要到了”。秘密警察趕忙逮捕他，他辯解說：“我又沒有說發生了什么。”警察說：“我們是體制內的，怎么可能不知道會發生什么！”

那蘇聯最后的結局大家也都知道了——一夜之間崩潰瓦解。

歷史不會簡單重復，相似的故事已經在歷史上發生了無數次：從埃及到兩河，從地中海到美洲大陸，無數城邦、帝國、王國、共和——比如羅馬帝國、瑪雅文明、米諾斯文明等等——都是以一種類似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東方大陸亦是如此，漢人在歷史上建立的那些政權，幾乎都發展出了復雜的社會結構和治理體系，但平均下來也就只能茍個一兩百年左右，最多三百年就會走向崩潰，然后退化為更加簡單、分散的社會，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合久必分”。

那么問題就來了：復雜的社會為什么會崩潰呢？這種崩潰是歷史的必然嗎？還有最重要的——我們所處的這個社會有沒有可能崩潰呢？如果也會崩潰的話，那什么時候崩潰呢？

美國人類學家、歷史學家約瑟夫·泰恩特的《復雜社會的崩潰》給出了他的答案。在這本書中，作者提出了一個叫“邊際收益遞減理論”的模型，從一個嶄新的角度揭示了社會崩潰的內在原因。套用他提出的這個模型去看待我們生活的社會的方方面面、去看待整個人類歷史，你會發現：過去有一些怎么也想不明白的事情，好像一下子就清楚了。接下來，我就為大家簡單地講一下這本書的內容。

要想弄清楚復雜的社會為什么會崩潰，首先需要先弄清楚兩個概念：一、什么樣的社會是復雜的社會；二、什么是崩潰。

復雜社會其實是相對于簡單社會而言的，而簡單社會是什么樣比較好想象：通常情況下規模都相對較小，處在一個比較狹小的地域空間之內，由比較簡單的政治單位組合而成。所以簡單社會的人口組成一般都比較同質化，以血緣為基礎，以家庭為紐帶，以個人為中心；領袖往往只依靠個人魅力來組織社會。

而復雜社會其實就是由這樣的簡單社會逐漸復雜化而來的。所以所謂的復雜化，就是指社會規模增加：地域不斷擴張、人口不斷擴張；人口越來越異質化，擁有的獨特的社會人格越來越多；社會出現層級，并且對層級的管理逐漸制度化。所以一個復雜的社會可以總結為這樣幾個方面：一是分工細化，出現大量專業角色，比如行政官員、士兵、工匠、祭司等等；二是具備信息處理系統，比如復雜的官僚機構、法律制度、記錄與通信系統；三是有效的社會控制，比如中央集權、稅收體系、軍事和司法力量；四是集體問題解決能力，因為社會復雜化的根本動力就是為了解決問題，例如防御外敵、管理資源、應對人口壓力等等。簡而言之就是：社會復雜性=人員分工+信息管理+組織控制。

那什么是復雜社會的崩潰呢？就是一個社會在既定的復雜層次上出現快速的、實質性的衰敗：社會規模突然變小，表現為大量領土淪喪；或者是這個社會的層次化和異質化迅速降低。

其實關于一個國家、一個社會為什么會崩潰，一直都是歷史學界的重要研究課題。還記得我們上學學歷史那會兒，對于一個國家、一個帝國、一個朝代為什么會衰亡，課本上總會給我們總結出一大堆原因讓我們去背。這些原因總結起來無外乎以下幾種：一是自然災害，比如干旱、地震、瘟疫等等；二是外敵入侵，比如蠻族入侵、對外軍事失敗等等；三是內部腐敗：制度僵化、統治階層衰敗、道德淪喪等等；再就是以上幾點原因造成的嚴重經濟危機。

這些解釋確實都很有道理，可是一旦你繼續追問就會發現：這些原因其實都非常表面。一個社會之所以組織起來，出現越來越多的專門機構，變得越來越復雜，不就是為了解決問題嗎？那為什么到了最后反而解決不了問題呢？為什么會抵擋不了自然災害、抵擋不了蠻族入侵呢？為什么到了最后，因為一場軍事失敗就會讓整個國家陷入嚴重危機呢？統治階級為什么會衰敗，社會道德為什么會淪喪，最后國家為什么會經濟崩潰呢？所以課本上總結的這些原因，其實并不能解釋社會崩潰的普遍規律。

于是泰恩特就在他的這本書里設計了一個模型揭示社會崩潰的普遍規律，這就是他提出的“邊際收益遞減理論”。什么是“邊際收益”？其實很好理解，比如一個農場主一開始只種10畝地，每年糧食產量為1000公斤；后來他又雇了一個農民來為自己種地，這樣一來每年就可以多種一畝地，多收獲100公斤糧食。那么農場主雇傭的這個農民就是他的新增投入，而增加的100公斤糧食則是他的新增產出。所謂邊際收益，就是指新增產出比新增投入，在這個案例里就是“100公斤/每人”。

這時候有人可能就會想：既然多雇一個人就能多得100公斤糧食，那多雇10個人不就能多得1000公斤糧食了嗎？那多雇100個人不就能多得1萬公斤糧食了嗎？說白了就是：只要盡可能雇更多的人手，盡可能增加這個農場的規模，也就是復雜性，那收益就能越來越多不是嗎？

圖樣圖森破，因為邊際收益只有在一開始才會隨著社會復雜程度的增加而增加——投入越多收益越多；而當社會的復雜程度達到一個臨界點之后，邊際收益就會開始遞減，甚至到最后會出現成本大于收益、越投入損失越大的情況，并最終造成社會的崩潰。這就是邊際收益遞減理論。

那么問題就來了：為什么社會的復雜性達到一定程度之后，邊際收益就會開始遞減？從前面舉的農場那個例子就能看出，社會的復雜性在某種意義上其實就相當于一種投資。當社會面臨問題的時候，增加復雜性通常能帶來正面回報，比如建立灌溉系統、修筑城墻、組建常備軍等等；但在增加復雜性的同時，社會運作的成本也會增加，需要更多的能源、糧食、勞動力和行政開銷。因為無論是官僚機構、軍事力量、基礎設施，還是信息處理體系，都需要大量資源投入才能維持。

物理學中有個熱力學第二定律，也就是熵增定律。即，一個系統的混亂程度被稱為熵；根據熵增定律，一個系統的熵永遠是在增大的，永遠是從有序變得越來越無序。但是我們都知道，任何一個生命體構成它的物質都是高度有序的，所以生命體為了維持自身這種高度有序的狀態，就必須得不斷消耗能量：不斷攝入低熵的食物，然后排出高熵的排泄物，用增加外部環境熵的方式來維持自身的低熵，也就是高度有序的狀態。

社會其實也是一樣的道理：社會越復雜、越龐大，它要維持自身這種高度有序的狀態，需要消耗的資源自然也就越多。

在文明發展的早期，復雜性的增加確實能解決巨大的問題，因此邊際收益非常高。比如建立一套稅收系統，就可以讓資源集中度大幅提高，使國力飛速提升；修一條主要道路，就可以讓軍隊運輸、貿易效率得到極大改善；建一座城墻，軍事防御力就能成指數倍增加。總之就是：只需少量投入，社會就能獲得巨大的正向收益。

但是隨著最迫切的問題逐步被解決，繼續增加復雜性帶來的回報就會開始逐漸變小了。多修幾條道路，交通確實更便利了，但肯定不會像修第一條路時一樣帶來質的飛躍；同樣的道理，再多設幾個官署，管理效率的提升其實非常有限，但是溝通成本卻增加了不少；繼續擴大常備軍規模，戰斗力提升其實非常有限，但維持軍隊的費用卻呈幾何倍增長。這就是邊際收益遞減的典型表現：每新增一單位投入，得到的回報越來越少、越來越少。

那如果繼續增加社會復雜性，結果就可想而知了。此時社會已經進入高度復雜化階段，維持龐大的官僚體系、軍事體系以及公共工程的成本越來越高，但實際解決問題的能力卻并沒有同步增長。往往會出現：為了解決小問題，需要投入巨量資源的情況；甚至可能出現負邊際效益，也就是投入越多、情況越糟糕。

一個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羅馬帝國——羅馬帝國早期的軍事擴張確實帶來了巨大收益：擴張使帝國獲得了大量土地資源和人口資源，GDP蹭蹭往上漲。可一旦征服成功，國家就必須控制、管理和保護收獲的土地和人口；需要防衛的邊界線、管轄地區規模、行政機構規模、國內安定所需成本、首都到邊疆的距離、競爭者的出現等等，都會聯手給經濟進一步增長施加壓力。所以當羅馬帝國版圖達到一定規模之后，維持帝國秩序的成本就開始成指數倍增加，征服所帶來的邊際收益也就開始迅速下降。

到了西羅馬帝國晚期，國家每新增一支軍隊都需要付出巨量軍費、糧餉以及邊境管理成本，但新增軍團的實際防御效果卻非常有限，還時不時出現軍閥混戰導致政治內耗。而由于投入越來越不劃算，民眾自然也就不愿意交稅了，導致整個國家財政崩潰。

羅馬帝國的稅收體系也是如此。剛建立起統一稅收系統時，國家一下子就有了穩定的財政收入，于是一下子就有了一支強大軍隊，能夠讓帝國版圖不斷擴張，獲取更多資源。在這一時期，每新增一名稅吏，國庫收入都會明顯增加；但是隨著稅收系統不斷擴展、官僚人數膨脹，溝通成本開始呈指數倍上升，這時候每新增一名稅吏對財政收入的貢獻就開始逐漸下降了。到最后，稅吏數量本身反而成了帝國沉重的負擔，因為他們都需要從民眾中抽取資源來維系自身。于是民眾紛紛因為賦稅過重而逃離土地，使國家財政崩潰。

如果大家熟悉歷史就會發現，泰恩特的這個模型幾乎在任何一個古代帝國身上都可以得到驗證。那么問題就來了：這個模型在現代依然適用嗎？

一般一個學者研究這種歷史性課題，最終目的肯定是為了探討它對于現代社會的意義。但在《復雜社會的崩潰》中，泰恩特卻并沒有深入探討現代社會的案例，這也是我覺得這本書最大的不足之處。不過在書的最后三章，作者也稍微類比了一些現代實例，來說明自己的模型在現代依然適用。

比如現代醫療體系：在20世紀初期，美國公共衛生與基礎醫療投入少而收益大；但到了20世紀中期，增加醫院和醫療設備帶來的收益雖然還在增長，但速度卻明顯放緩了；而現在先進醫療設備和治療手段，比如ICU、器官移植等等，成本都十分昂貴，卻只能帶來微小增益。每額外提升一年平均壽命，所需投入開始成倍增加。

現代科學研究領域也是如此：科學發展的初期，重大科學突破只需要少量個體就能完成，比如牛頓、達爾文、愛因斯坦；但現代科學突破往往需要大型團隊、超昂貴設備，比如粒子對撞機才能完成，單位科學投入產出比不斷下降。

再比如現代軍事防御體系：維持現代化軍隊、航母戰斗群、核武器體系需要天文數字的資金，而邊界安全收益卻在不斷降低。小國通過非對稱作戰，甚至可以以極低成本挑戰超級大國的高成本體系。

看到這里有人可能會想：隨著現代科技發展，尤其是信息技術、新能源的發展為社會維持復雜性創造了條件。那么在未來有沒有可能依靠科技和制度不斷進步，讓復雜的文明實現無限增長呢？如果未來人類哪天發現了更高密度、更低成本的能源，比如核能甚至反物質之類的，那人類文明有沒有可能躍升到一個更復雜的高度，但是卻不至于崩潰呢？

很遺憾，答案是否定的。因為科技也同樣遵循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早期的科技革命，比如蒸汽革命、電氣革命、疫苗的發明等等，都是少量投入就能獲得巨大回報，提升整個社會生產率；但是現代科技創新由于需要解決的問題更復雜了，所以所需投入往往十分巨大，但每一次突破帶來的社會回報卻很難達到從前的水平。

比如現在藥企開發一個新藥，往往需要一個龐大的研發團隊，投入巨額資本，但藥效改進卻十分有限；那些大型科學設施，比如大型粒子對撞機、大型射電望遠鏡，動輒都需要花費幾十億美元去建造，但卻只能取得基礎物理理論的小幅進展。

盡管我們現在仍然身處一個科技飛速發展的時代，在科技上的投入依然能帶來較大的邊際收益。但不難想象幾個世紀之后情況可能就完全不同了，很有可能到了某一個節點之后，人類在科技上投入得越多，社會就崩潰得越快；到最后人類可能真的會像一些科幻小說寫的那樣，在崩潰之后的末世廢土上重建家園。

總的來說，現在的科技進步和制度進步的確能夠延緩，甚至階段性地重置邊際收益的遞減曲線，但它卻無法從根本上消除復雜性和成本之間的張力。

不過好在現在這種全球化背景之下，一個國家即使崩潰了也不太可能出現古代那種土地全部荒廢、人口全部死光的慘劇。尤其是對于一些邪惡的組織來說，趕緊崩潰可能還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