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曉鈴 余秉頤 | 儒家性善說在本體論上的突破——朱熹將理氣論引入人性論

肇始于孟子的儒家性善說，自其形成之日，便存在著一個理論困局：既然人性本善，那么惡從何來？在性善說與性惡說的辯論中，性善論者無論怎樣辯說，都難以突破這個理論困局，就學理而言此中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性善說缺乏本體論的根據和支撐。

儒家傳統的性善說，在朱熹理學中獲得了系統性的理論重構。其最重要者，就是將理氣論引入了人性論，使儒家性善說在本體論上獲得突破。

北宋五子構建的理學體系中，理氣關系問題始終處于核心地位。在人性問題上，張載率先提出了“天地之性”與“氣質之性”的劃分，從“天地”與“氣質”兩個維度區分了“性”，但張載學說中的“性”沒有獲得宇宙本體的地位。二程提出了“性即理”的命題，將“性”與“理”相連接，從而將人性提升到“天理”的宇宙論高度，但未能解釋現實的人性善惡何以會有差異。朱熹在整合、闡釋前人思想時，敏銳捕捉到傳統人性論在解釋現實善惡問題時的理論困局。他意識到，必須建立既能確立人性本善的普遍性、又能說明個體善惡的差異性的理論框架。

朱熹說：“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朱子文集》卷五）先于物質世界、獨立于人的意識之外的精神本體“理”，是宇宙的最高存在，是產生世間萬物的根源，即所謂“生物之本”。“理”與物質性的“生物之具”即“氣”相結合，產生出生生不息、無窮無盡的萬事萬物。“理”與“氣”的基本關系是“理先氣后”，然而“理不離氣”。就人性而論，它有著雙重結構：由理體現于人身的是“天命之性”，十全十美，無有不善；由氣所決定的是“氣質之性”，則或有惡，難以盡善。這兩種人性的構成比例及受外部環境不良影響的程度，決定了人的行為的善惡智愚。“天命之性”體現的是“天理”，人先天地具有仁義禮智至善之性。由于氣質缺陷及環境的惡劣影響，人才產生種種惡行，氣質缺陷及外部惡劣影響所造成者即是“人欲”。

天命之性作為純粹天理的體現，構成了人性的本然狀態。“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中庸章句》序）天理在個體氣質中的顯現程度決定著現實人性的具體樣態。氣質的清濁，源于天理的表現狀態的差異，氣稟有清有濁，故其質有正有偏。朱熹說：“人之所以有善有不善，只緣氣質之稟各有清濁。”（《朱子語類》卷四）這種解釋既承認現實人性的不完善性，又堅持人性的本然之善。面對儒家性善說與性惡說的千年爭執，朱熹認為孟子說性善，是就理上說；荀子說性惡，是就氣上說。這就超越了人性論非此即彼的思維范式，將對立觀點解釋為不同層面的真理。這種形而上的重構，解決了性善說與現實世界善惡并存現象之間的矛盾，在儒學發展史上實現了人性論與宇宙論的契合，為儒家性善論確立了堅實的形而上根基。

朱熹將理氣論引入人性論，是對孟子性善說在本體論上的提升。他將孟子所說的“四端之心”提升到天理的高度，將“理”作為人性絕對的、最后的本體。人之善性不再局限于道德領域，而成為天地大化的組成部分，成為天理在人心的直接顯現。這種“性即理”的觀念，使儒家性善說在本體論上獲得突破，實現了從倫理層面向形而上學層面的躍升，成為貫通天人的哲學理論。

進一步說，朱熹將理氣論引入人性論，堪稱朱熹理學體系的邏輯起點。在此我們以朱熹的修養論為例略作分析。

“理”作為形上本體，既是萬物存在的根據，也是人之善性的價值源頭。這個超越性的本體通過“氣”的大化流行顯現為萬事萬物，也顯現為人之性。因此，人應該修養身心，追求自己的言行與天理的契合和貫通，“物我一理，才明彼即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大學或問》下）。這樣，人的純善本性才能真正得以實現。朱熹認為，正因為人同時具有天理賦予的純善本性和來自后天的氣質之偏，故須通過內心體驗、讀書講論、應事接物等各種途徑來喚醒心中對天理的固有良知，從而在現實的生活中消除氣質之偏、物欲之蔽。為此，人必須時時警省，內外用功，并隨時將格物致知、體悟天理的心得和經驗應用于一言一行。如此日積月累，自能豁然貫通。這就是朱熹的修養論的基本觀念。

朱熹所說的“天理”，不在彼岸而在現實中。天理具有雙重屬性：一方面它具有內在性根基，天理并非外在而“超絕”的存在，而是植根于每個道德主體的本性之中，構成人性本善的先天性依據；另一方面，它具有現實性維度，依據“理氣不離”的原則，理必須依托現實之氣方能顯現，不與現實之氣結合的“天理”是不存在的，這就避免了形上本體的空泛化。天理的這雙重屬性，決定了人的道德修養的必要性。人的現實存在受制于不完善的氣質之性，表現為物欲遮蔽和認知偏頗。為此，人必須通過修養工夫，克服氣質偏差，使內在于個體的天理獲得現實展開的通道。人對天理的信仰不是服從外來的他者，而是發自內心的對于天理的向往和追求。這種追求，就是主敬涵養、格物致知的修養工夫。

正是理氣論、心性論、修養論等學說勾勒出朱熹理學的基本框架。將這些理論運用于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等領域，就形成了黃宗羲在《宋元學案》中所說的“致廣大，盡精微，綜羅百代”的朱熹學術思想，構成了嚴密、完整的朱子之學。總而言之，提出并闡明作為宇宙本體的天理同時也是人性的本體，因此天命之性皆善，但氣質之性有惡。在這個邏輯前提下，朱熹建立起融理氣論、心性論、修養論等學說為一體的理學思想體系，這就是朱熹將理氣論引入人性論的實質和價值所在。

原載：《光明日報》2026年2月7日

作者：黎曉鈴 余秉頤，分別系武夷學院朱子學研究中心副教授、安徽省社會科學院哲學與文化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