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歷者回憶：“西安事變”前后爭取東北軍

本文轉自《新周報》，據《紅色往事：黨史人物憶黨史》，劉培植/文

導讀：“九一八”事變以后，東北三省淪陷。國民黨蔣介石對外實行不抵抗主義，對內繼續瘋狂“圍剿”我工農紅軍。東北軍雖然也曾參與圍剿紅軍，但它在國民黨內深受歧視，同蔣介石的矛盾由來已久。為此，中共中央瓦窯堡會議決定，爭取東北軍共同抗日。

成立東北軍工作委員會

李克農

為了爭取東北軍，中共中央專門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由周恩來副主席親兼主任，李克農、朱理治等協助工作。在周副主席親自指導下，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成立訓練班，培訓做東北軍工作的干部。

與此同時，把在此前幾次戰役中俘虜的東北軍三個師的中下級軍官120余人，集中在瓦窯堡，成立了“解放軍官學習班”（即“白軍軍官連”）。中央領導同志親自講課。毛澤東在講課中講了黨的優待俘虜的政策，指出：“拿著槍是敵人，放下槍就是朋友”；博古講馬列主義的基本知識和抗日的形勢；鄧穎超駁斥了國民黨誣蔑共產黨“殺人放火、共產共妻”的謠言；彭德懷揭露了蔣介石所謂“攘外必先安內”的反革命賣國陰謀。我們黨不僅在政治上不歧視他們，在生活上也給予優待，在吃的穿的方面，他們都比紅軍官兵要好。

革命烈士高福源

通過教育，俘虜軍官的思想和政治態度有了明顯的轉變，他們紛紛加入“抗日同盟會”，個別人還加入了共產黨。組織上給他們發了路費，讓他們回到東北軍去。周副主席、彭總還親自找高福源（注：東北軍某團團長，被俘后成為中共黨員）談話，交給任務，派他回東北軍，向張學良、王以哲等重要將領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和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與此同時，周副主席又指示在黨的活動分子中，挑選政治可靠、勇敢堅定的同志，以紅軍代表名義，秘密派往東北軍的所屬部隊，做中、上層人物的統戰工作和秘密建黨工作。我（注：本文作者劉培植）當時任陜甘晉蘇維埃政府和省委白區工作部副部長，也被派去做爭取東北軍的工作。

在進行了一系列的工作之后，周副主席派我去陜西洛川做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中將和105師（注：軍的編制，后改為四十九軍）師長劉多荃中將的工作。劉多荃代表王以哲在洛川縣飛機場秘密接見我，答應了我們提出的三個條件：一是停止對紅軍進攻，萬一進攻，槍口朝天上放；二是萬一蔣介石命令要進攻時，進攻前要先通消息；三是互派代表來往，建立聯系，蘇區被封鎖，物資困難，設法替紅軍從西安購買補給一批軍用物資。

我回到蘇區后不久，王以哲、劉多荃信守諾言，在敵人封鎖特嚴的情況下，從西安給我軍買運了40輛大卡車的軍用物資，為我紅軍解決了全軍冬裝困難問題。

紅軍與東北軍協商打假仗

1936年春，周副主席派我去洛川，進一步做王以哲軍長、劉多荃師長和幾個旅長的工作。我化裝成軍官，換上東北軍軍服，去到105師（張學良的衛隊師）。一位副官長接見了我。我當時不熟悉國民黨軍隊里下級見長官的禮節，見副官長時沒有立正，引起了懷疑。該副官長暗中通知政訓處主任密報蔣介石。這時，王以哲、劉多荃不敢接見我。我被看押了21天。

劉多荃

一天半夜，看守連長突然叫起我來，說是要請我吃飯。我以為是殺人前吃一頓“斷頭飯”，沒料到是劉多荃師長要見我，他一見面就歉然道：“劉老弟，對不起你……”后來我才知道，這次我被扣押，不是王以哲和劉多荃的本意。我于當夜脫離虎口。

1936年夏秋間，蔣介石飛抵西安，下了消滅我軍的反動命令，并要把東北軍全部從陜北蘇區南撤，開往甘（肅）、寧（夏）省境以南，阻攔我紅一、二、四方面軍的大會合。

由于形勢的變化，周副主席指令我隨東北軍六十七軍和105師南下，然后再去紅一方面軍彭德懷同志身邊工作，當中央的聯絡員。

抗日英烈王以哲

我飛馬去洛川見王以哲軍長和劉多荃師長。王軍長當時有些屈服于蔣介石的壓力，以為紅軍真的不行了，可能被“一網打盡”，所以態度動搖，對建立抗日統一戰線信心不足。對此，我給他做工作，要他們相信紅軍是有力量的，要堅定西北大聯合的信心，不要上蔣介石的當。盡管王以哲動搖不定，但對紅軍仍持友好態度。

紅一方面軍的司令部設在寧夏豫旺、固原兩縣交界處七營子對面的一個土圍子里。我來到了彭總身邊，彭總分配我在政治部工作。

此后不久，馬鴻逵的白團兩個步兵營被我軍團團圍困在豫旺堡，馬家騎兵也遭到我紅軍的不斷打擊，損兵折將。這時，蔣介石令東北軍（劉多荃指揮）解救，借以考驗東北軍的行動。當時，東北軍感到左右為難，要解救就要與紅軍打仗，不解救又不好向蔣介石交代。

這時，彭總指示我去甘肅平涼（東北軍六十七軍和105師駐地）約請王以哲、劉多荃與固原縣騎兵軍部的何柱國，商量停戰事宜。我抓住東北軍當時的矛盾心理，對劉多荃等人說：“為了給你們留面子，好交差，我們準備讓開一條路，你們去把白團接走。”

舉棋不定的東北軍當然高興，雙方達成了東北軍與紅軍打假仗的君子協定。打仗那天，東北軍官兵從上到下都知道是打假仗。我方主動讓開去豫旺堡的大路，放敵人出來，讓東北軍把白團接走。

白團走了以后，我們在大路兩旁貼標語，送開水，唱歌演戲，夾道歡迎東北軍，對東北軍表示友好，進行廣泛的政治宣傳和爭取工作。事后，西安國民黨報瞎吹他們的“戰功”，說是消滅了“共匪”多少人，勝利突圍，真令人好笑。

在東北軍內秘密發展黨員

一天，張學良來電報，讓劉多荃和騎106師師長白鳳翔急赴西安，我預料要出什么事情。果然，當天晚上，東北軍、西北軍發動了西安事變，在臨潼華清池把蔣介石抓起來了。事變的第二天我就趕到西安，去到劉多荃的公館。劉陪我到金家巷張學良公館，由張學良的秘書應德田帶我見了周副主席。周副主席指示我參加西安東北軍工作委員會工作。

按照黨中央和毛主席的主張，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被迫停止內戰。當時，紅軍、東北軍、西北軍（注：楊虎城所部17路軍）實現了三位一體的大聯合。但是，蔣介石被釋放后，將伴送他回去的張學良將軍囚禁起來，并對西北的三位一體采取了軍事壓迫和政治分化雙管齊下的方針。

東北軍東調后，我黨爭取東北軍的工作又不得不從公開轉入秘密。過去設立的東北軍工作委員會撤銷了，重新以軍為單位建立黨的秘密組織，獨立作戰。

1937年3月，我奉命暫時離開紅軍部隊，隨東北軍東調去安徽、河南、江蘇、山東，參加由抗日先鋒隊改編的110師和五十一軍黨的工作。我們遵照組織的指示，在東北軍秘密發展黨員。

當時，國民黨特務猖狂，許多人在政治上動搖不定，我們發展黨員就很不容易，唯恐找錯了對象而暴露黨的組織。我們派進去的黨員同志一般都是當兵的，或者職務很低。當兵的發展當官的，下級發展上級，就更困難。為選準發展對象，我們細心地與發展對象接觸，經過反復觀察，確定好對象，再經組織批準，才去“捅窗戶紙”。

盡管發展工作很艱難，但由于我黨在全國人民和廣大官兵中的威信很高，一些發展對象愿意暗中主動靠近我們，往往一拍即合。113師677團團長王協一、113師34旅旅長張炳南先后被發展為黨員，還有一批營長、連長、排長，也都是相互發展或由戰士發展成黨員的。

東北軍的五個軍都分別建立了中共黨的領導機構和組織，三個軍建立了工委，在東北軍中發展黨員約近千人。

蔣介石陰謀搞垮東北軍

國民黨蔣介石對東北軍越來越不信任，一直想暗算它，搞垮它，這一險惡的目的，最后部分地實現了。

1937年冬天，東北軍六十七軍（注：西安事變時和紅軍關系最好的一個軍）在上海抗戰失利，蔣介石借機要搞垮這個軍，不補給、不增援，以致該軍全軍覆沒。

東北軍四十九軍被東調西調，在江西會編縮編后，也被吞滅了。

在國民黨頑固地推行消滅東北軍的反動方針和我黨正確政策的影響下，五十七軍的111師于1943年8月3日起義，師長常恩多把他的部隊交給八路軍，成立了我山東濱海軍區（解放戰爭初期改為一縱隊）。

東北軍五十三軍的一部分人，則在呂正操等同志的領導下，后來成立了冀中軍區，堅持了平原抗戰。